明代矿监税使事件中的原奏官（民）、委官及参随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明神宗万历皇帝派出宦官往各处采矿,此后增派税使,统称“矿监税使”或“矿监税监”,简称“矿税”。奏请开矿课税的“原奏官”随之而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凡矿监税使派出,必由原奏官而起;凡矿监税使所到之处,必携原奏官同往。原奏官成为万历时期矿监税使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矿监税使和原奏官清一色的“京官”身份,委官和参随则复杂得多。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

嘉靖至万历时期历时近百年,是明代政治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之际发生的"大礼议"是一场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分庭抗礼的关键性事件,士大夫群体在这场政治冲突中失败,从而,在正统到正德时期承当士大夫政治体制内领袖角色的内阁蜕变成为皇权政治的附庸和工具。隆庆到万历初年,已经发生蜕变的内阁在国家政治中恢复了话语权,但扮演的不再是士大夫政治中心的角色,而是较单纯的辅翼皇权,甚至运作皇权的角色,从而内阁与期待恢复士大夫群体相对独立话语权的中下层士大夫发生激烈冲突。张居正去世以后,内阁弱化,皇帝与士大夫主流群体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庙堂政治功能在此过程中瓦解。以"大礼议"为节点,"青词阁老"、"阁部纷争"、"张居正夺情"、"争国本"、"争矿税监"、"党争"等政治现象,一起构成了百年政治文化蜕变的一幅长卷。     

自然灾害与明代政局演进

受"灾害天谴说"影响,明代皇帝往往在灾后要求臣下上言寻求修省弭灾之道,大臣也借机以"己意"解"天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灾害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而被充分利用,无论是成化间西厂的罢而复设、嘉靖间的首辅之争,还是万历初张居正柄政、万历间罢矿税使之争等都有灾害的因素。但是,灾害对政局的影响随政权兴衰而消长,灾害谴告内容的诠释具有很大选择性,弭灾修省措施的选择取决于皇帝态度,这些都对灾害对政局演进的推动作用产生重要影响。     

唐代矿业政策初论

唐王朝建立后，对矿业实行了以官营优先为前提的公私兼营政策，一方面由政府经营管理着部分矿业，另一方面也允许私人经营。对私营矿业的管理前后有所变化：唐前期，政府设冶监官营处，私人可以采矿，但要向冶监交纳矿税，而不设冶监官营处，私人亦可采矿，也可以矿产向当地政府折充课役。大约到开元九、十年稍前时，政府制定了专门的令、式条文向私营矿业征税，此后在管理上逐步予以加强。     

明万历年间矿税监乱鲁述略

<正> 明朝万历(1573—1620年)年间,神宗朱翊钧派出大批税珰到全国各地横征暴敛,搜刮民财,遣往山东的便是陈增和马堂。本文依据历史记载,拟对陈增、马堂乱鲁史实略加论述,并藉以探讨明亡的内在原因。1 关于神宗派遣矿监税使的原因,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当时内外用兵和“两宫”、“三殿”的修建,财政匮乏,计臣束手。其实,更为主要的原因应是,明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     

卿相程国祥

婺源沱川余懋衡，明万历间官御史，由于上言直谏开征矿税不合皇帝心意，被停俸一年。后来巡按陕西时，又弹劾税监宦官梁永搜刮民财的恶行，梁永恨之入骨，指使党羽朱纲买通做饭的两次投毒，想害死余懋衡，未逞。天启间，朝廷推举其为吏部尚书，余懋衡看到宦官势力正盛，朝廷腐败，不愿再出任，退而在婺源紫阳书院讲学著书。     

明代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明神宗派遣矿监税使在全国各地开矿并额外课税,对当时的经济与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当时的社会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进程。对于这场在特定历史时代延续了20多年、影响到明代社会各个方面,又受到研究者重视的事件,虽然几乎所有的明代史著作都有涉及,但对其研究仍须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发掘各个方面的资料,充分把握明朝万历年间的种种社会面相,站在明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以全球史的视野,进行更为全面和详实的讨论,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澳门妈祖阁庙的历史考古研究新发现

在对澳门妈祖阁的实地考察研究中,笔者有了一系列的新发现和新成果,可以修正以往澳门民间以至在学界都相当流行的误说。 一、新发现了在“神山第一”亭(殿)后的神龛后石壁顶上刻有一行文字为:“钦差总督广东珠池市舶税务兼管盐法太监李凤建”。以往由于神龛的遮挡,故从来没有人能看到此刻文并将它公之于世。本人是在一次考察时看到管庙人为神龛搞清洁,便趁机查询和察看,才发现该处有这一行石刻文字。后又再度考察拍照,得到了清楚的确证。据明清有关史籍的记载,太监李凤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至四十一年十月出任广东最高税务官员,其职掌及官名曾有:采珠廉州兼征市舶司税课、税监、珠池市舶税务内监、市舶太监、税使、税课使等,但尚未见有如刻文中的完整职衔且有“兼管监法”一项。李凤来粤之初,曾因欲驰节香山县城,以及派人到香山县属下的鸡拍诸山采矿等事,与该县的知县张大猷(任期由万历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有过一些争议过节,李凤放弃了进驻香山县城的计划。但是据此石刻文字,可以推断李凤本人最终在张大猷任满的万历三十三年到过香山县,而且来过今澳门半岛妈祖阁处,主持了天妃庙的创建,关于其主建澳门天妃庙(妈祖阁在明代的官方正名)之事,迄今未见有其他史料记载。此一刻文的发现,不但可以补史料之缺     

论中国资本主义(续完)

在封建时代深受封建压迫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深受外国侵略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有过反压迫的斗争。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2年),在苏州发生了机户反封建官府的激烈斗争,并有“民变”。万历二十九年及万历三十年(1603年),江西矿监播相曾激起了景德镇的“民变”。万历三     

李太后与张居正改革

在明朝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改革中,神宗之母李太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万历初年“主少国疑”,内阁又与司礼监发生权力之争的动荡局势下,李太后提拔、倚重冯保和张居正,罢黜高拱,建立起由她主政的内阁与司礼监协调一致的体制,稳定了政局,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组织保证。其二,信赖、支持张居正,全力进行改革朝政的事业。李太后不仅赋予张居正处理军政事务的大权,使其拥有推行改革的权威,而且在改革遭到守旧派反对和攻击时,也态度鲜明地支持张居正,粉碎一次又一次阻挠改革的逆流。此外,她在教育、管束万历小皇帝,使其保持对改革的热情和支持方面,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不过,张居正病逝后,明神宗掀起“黜张”活动,否定改革时,李太后却表现出缄默、纵容甚或支持的态度。这是由封建统治者只重权位,不顾信义,以及无法长期忍受改革所带给她们的种种限制所造成的。     

民间信仰与集体抗争:万历承天府民变与岳飞信仰

笔者曾先后以城隍及东岳神信仰为例 ,探讨明清城市民变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关联 ,以解集体行动中的信仰要素与群众心态。本文焦点则是万历二十八年所发生的承天府反矿税使民变。利用新的史料 ,希望能重塑该事件的来龙去脉。此外 ,以地域性的角度来分析此次事件发生的原因 ,既非反对矿税政策 ,也非移民潮下的结果 ,而是反对宦官与其参随及司房等。再者 ,在这次事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 ,即当地的地方信仰———岳飞庙对民众聚集以至形成民变 ,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本文亦将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黑水城文献看西夏榷场管理体制

本文对西夏榷场文书中反映的西夏榷场住户资质申请制、货物无禁检验制、交易替头代理制和回货扭算报告制进行了探讨,指出西夏榷场中由银牌安排官颁发给商户的执照分为"头子"和"凭由"两种,都具有照验商户物品的职能。榷场中一般由巡检充当检验商户是否携带或出售违禁物品的职责;由"替头"作为中间商代理商户和金朝进行贸易;以进口商品总额作为收税依据,且在对进口商品进行登记时,都统一扭算成川绢作为价值尺度。同时文章还指出文书中出现的"准河北绢"不是榷场给"替头"的佣金,而是"收税川绢"的参照系数。     

明末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

<正> 明代神宗万历年间,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创建了东林学派。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中,赞扬他们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 东林学派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十五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危机发展的结果,是在农民起义和新兴市民反封建斗争的震荡中产生的。明代后期,朝政日益腐败。以皇帝、宦官、贵戚和权臣为代表的封建上层统治集团极端昏庸腐朽。他们穷奢极欲,疯狂掠夺和兼并土地。仅一小撮皇室、权贵就以官田的名义垄断了全国耕地的七分之一,江南富庶地区被地主霸占的土地一般均在三分之二以上,加之田赋税收的苛重剥削,迫使广大农民沦为无地佃农。以吴中地区为例,农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日知录》卷十)。在朝内,阉党(宦官)把持朝政,厂卫(特务)横行,矿监税使分布全国,官吏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多地区出现了“人相食”的局面,“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     

江青皇帝梦的彻底破灭——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粉墨登场,在一次批林批孔座谈会上大放厥词,胡说什么:“武则天得人心,是代表中小地主的。为什么女的能当皇帝?有二十万人上书,主张武则天当皇帝,说明有社会基础,比李世民的阶级基础厚。”这通胡诌敲响了吹捧武则天的开台锣鼓。接着,“四人帮”所控制的报刊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演出了一场狂热吹捧武则天的闹剧,《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就是这场闹剧的主题歌和代表作。这篇黑文是江青的两个黑干将,按照江青的旨意出面布置,由“梁效”精心炮制出笼的。该文歌颂武则天是“我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唯一的“女     

南朝监局及其军权问题

南朝有内监、外监、制局监等监局之职 ,是在殿内侍卫的机要禁卫武官。内监主要侍奉皇帝生活起居 ,外监可参与朝廷军事指挥调度或出征 ,制局监“领器仗兵役”——负责皇帝在朝、出行时禁卫兵力的部署及征兵兴役 ,可随时接触皇帝并监督包括近侍禁卫武官在内的臣僚的越轨行为。《隋书·礼仪志六》等典志所载梁陈时期的大量名目繁多的监局之职 ,几乎都不见于正史纪传 ,其地位甚低 ,当由寒人以军功充任。内、外监及制局监渊源于魏晋之殿中监。监局所负责的是有关事务的文书工作 ,正常情况下监局归“管天下兵要”的领军将军统辖 ,两者权力、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但年幼或昏暴皇帝有可能抛开禁卫长官领军将军或中领军而让内监、外监、制局监擅自发布命令 ,调遣军队 ,形成“制局小司 ,专典兵力”的局面。传统认为因南朝监局专权而导致领军将军“拱手守虚位”,是对领军将军与监局权力的错误估计。     

明代北直隶的矿税和鱼苇税

明代的北直隶辖八府二直隶州,属京畿要地。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经济不够发达,矿税负担相当高,是明代全国负担最重的地区。鱼苇课,原来只是对鱼船、苇场征税,后又在无鱼苇之地额外加征其他税课以充鱼苇课,如卖苇箔税、卖鱼税、落地税、果园菜畦税及窑井税等,当地人民赋税负担沉重。     

明代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兼与许苏民先生商榷

明隆庆帝继位后,在福建漳州设立海澄县,并于隆庆元年(1567年)在该地部分开放东南海禁.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此"海宇宴如",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白银大量内流,国内银本位制渐得确立,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并开始日益侵蚀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明后期出现了以反矿监、税使为标志的"市民运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为工商业者鼓与呼的新思潮,由此可见,明代后期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明代广东财政结构变迁下鸭埠之制的兴废与利权争夺

鸭埠税是明清时期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种特有杂课名目。成化六年（1470），两广总督韩雍以鸭埠之制与“细民”争利而将其革除。正德二年（1507）清查各省钱粮运动后，两广军门设法增开饷源，鸭埠之制得到恢复，但其所入从杂课变成军饷。正德八年，鸭埠税再度被广东按察使陈雍废除，其背后反映的是广东地方“官族”争夺鸭埠利权的诉求。戴璟、霍韬、叶春及等士大夫在嘉靖、万历年间多次呼吁恢复鸭埠之制，均未见成功。万历二十七年（1599），鸭埠在神宗税使干预下再次开征，地方“豪右”通过缴纳少量的鸭埠税获得官府确认其鸭埠利权的颁帖。明末鸭埠税屡征屡废，由榷税变而为辽饷，再变而为地方乡兵经费。明代广东鸭埠之制兴废的核心问题，是朝廷、两广军门、地方官府财政利益与地方豪强利益的争夺与分配。     

皇帝、文士与下层的互动——明代秦淮风月嬗变考

明代金陵的娼妓业最早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的亲自督办下建立的，一为粉饰太平，二为征收脂粉钱作为税银充实国库。正德、嘉靖年间，由于武宗的南巡、文士的品评，秦淮妓业勃兴，至万历而极盛，南都名妓云集，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女性文化群体，秦淮风月也成为了一种文化代名词。直至明清鼎革，伴随着社会的动荡．秦淮风月渐趋衰落。这一过程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上层、文士为代表的中层与以妓女为代表的下层互动作用呈现的。     

历史的逻辑与《万历十五年》——兼论其中的某些疏漏

黄仁字先生的名著《万历十五年》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截取了明末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这一历史瞬间，从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角度，详细分析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六个人物的政治和生命历程。探寻这些人物身上产生悲剧的规律。然而，任何事物都难以十全十美，作者在解读历史文献和评价历史人物方面也存在某些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