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兰 ·巴特的 “作者之死 ”

在罗兰·巴特提出著名的“作者之死”的观念之后，作者的主宰地位被颠覆，文本恢复了自由，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但是，作者之死，不是将阐释的自由完全交给读者，而是交给文本本身，读者跟作者一样，只是一个吐露的场所，一个接纳物，真正的自由还是交给了文本自身。巴特追求的是一个自由的阐释空间，一个立体的多元的文本生产空间。     

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 --解读肖邦《黛西蕾的婴孩》的深层意义

学界倾向于对某一作者(尤其是其意识形态立场)形成某种固定的看法,这种定见构成一种阐释陷阱,影响对同一作者不同作品之间差异的认识,而这种差异往往是潜藏文本或深层意义的重要载体。由于对凯特·肖邦不同作品之间的差异性缺乏认识,西方学界将她的《黛西蕾的婴孩》解读为反奴隶制和父权制的作品。然而,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其潜藏文本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呈相反走向的种族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表层的种族政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置换了性别政治。若要挖掘作品的潜藏文本,我们不妨首先尽量抛开成见,对作品的叙事结构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判断这一作品本身的隐含作者,然后再考察隐含作者与历史语境中真实作者的关联以及同一作者笔下不同隐含作者之间的关联,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出现“批评的遗憾”。     

一个勇敢新世界的重构——一个关注文本、读者与作者的新视角

近二十年来,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作者的作用、文本的意义以及这两者同读者的关系一直备受欧美作家和批评家的关注,加拿大作家卡洛尔.希尔兹的小说《玛丽.斯旺》就是体现此类关注的典范之作。小说围绕女诗人玛丽.斯旺之死而展开,着重演绎了四个人物在诗人死后如何各自为营地以权威身份诠释和构建诗人的历史与作品。希尔兹在这部小说中阐释了作者、文本、读者在作品创作过程、作品诠释过程以及作品意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及关系。在希尔兹看来,作者将创作意图化为文本后离场,文本因此而获得相对独立但却使歧义诠释和多义诠释成为可能,读者则围绕缺场的作者和自主的文本重新构建新文本,这一系列过程最终造就了一个新世界。     

文本阐释的边界及有效性 ——以赫希《为作者辩护》和费什《什么使阐释可被接受？》为例

美国当代学者E.D.赫希和斯坦利·费什从各不相同的角度出发,试图重新划定文本阐释的边界,规约其有效性,以纠英美 新批评文本中心主义的理论偏颇。赫希从作者入手,坚持作者意图是文本意义的唯一来源,将阅读看作对作者本旨的还原;费 什从读者切入,聚焦读者的阅读经验,以“阐释共同体”等概念赋予阐释活动以新意,进一步开辟了阐释学的读者维度。二人的 理论思想集中体现在《为作者辩护》和《什么使阐释可被接受？》两篇文章中,他们对阐释边界和有效性的探讨,拓展了文本阐释 的多种可能,有助于遏制当下阐释空间过度膨胀的趋势。但二人的论说都是在文学内部进行,且只强调文本意义的单一来源, 没有充分地将文学活动看成各因素相互联动的过程,其理论未免走向片面化。     

罗兰·巴尔特的“作者之死”：与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衍生

罗兰·巴尔特认为传统文学活动构造了一个以“作者”为中心的“写作神话”，为了解蔽这个资产阶级神话，他提出了“作者之死”的论断；于是，作者就转变为“抄写者”，与此相应，作品就成了文本。实际上，后期巴尔特称为“洋葱”或“踪迹”的文本是一个多中心且不断差异化的异质空间，其意义诠释具有无限播撒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它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后结构主义特质。     

“公共阐释”论

区别于"强制阐释"的"公共阐释",并非是理解文本的单纯技艺,它毋宁本身就是文本与阐释者自身的存在方式,因而仍应归于"哲学解释学"题域。"公共阐释"擎持主体间性的阐释立场,挽合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效果历史意识,超越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互文性阐释路径,共同铆定"公共阐释"为"判断力阐释"而非理性或科学阐释。"公共阐释"对当代哲学解释学的贡献在于:它既为经典文本的阐释提供新的意义生成路径,从而为理性科学真理观之外的文本真理及其意义作了辩护;同时,也使解释学的理解视阈,扩展到当代数字文本领域,从而为人在数字领域的精神自由与意义创造提供了可能。     

解读接受美学的“二个文本”

接受美学兴起于欧美文坛,其以读者为中心,对文学的作品、作者、读者"三位一体"的研究成为阐释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关系的一派新论.它将读者推向文学研究的前台,成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整个西方文论尤其是其后兴起的"读者反应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该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进行解读,可以重新构建一个"三文本"的文本体系.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简论中国古代“接受”理论和“知音”理论

第一,中国古代的接受理论在强调接受自由的同时,不会割裂读者与作者、作品的关系,追寻作者之创作意图和把握作品之本意是主要的接受阐释目的。西文的接受美学则提倡孤立考察文本意义,强调读者解读的自由性。第二,中国古人知音理论梳理与阐释《,文心雕龙·知音》集中阐述如何成为知音。     

“作者之死”之后——论自由的读者

罗兰·巴尔特的"作者之死"暗示只有作者的主宰地位被颠覆,读者才可能获得完全自由,<S/Z>所进行的一种"作者之死"之后的文本解读演示,充分展现了读者的自由.解读<S/Z>,揭示"作者之死"对读者的自由的意义,可以看出这种"自由"潜藏着一种极大的破坏性,极易导致"文本之死",进而导致整个文本世界的崩溃;读者在对文本进行自由肢解后,其存在也受到威胁,这正是解构主义"非中心"化后的矛盾所在.     

从“实在”到“死亡”:文学视阈下作者与文本的关系

梳理了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文艺复兴时期,再到现代、后现代时期作者的地位的嬗变过程,分析了作者从立足于“实在论”的客观实在,到作者自我意识的凸显使“实在”的作者变成“假定”的存在,从在作品中的失语到作者被隐匿于文本之后,再到被排除出批评家的视野,作者最终被颠覆、埋葬的现象.在作者的权威不断遭受挑战以至于最终作者“被死亡”的过程中,处于文本另一端的读者的地位不断上升,文本的独立性逐渐显现,从而走向自由愉快.这种双向逆动的趋向展现了消解中心、颠覆权威的解构的浪潮,以及“观看”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的趋势.     

论《金色笔记》中的“作者死亡”

“作者死亡”观从19世纪开始萌芽,到20世纪60年代发展到顶峰,其反文学传统的革新精神引发了西方学界对作者之死与作者建构的激烈争论.面对讨论的热潮,作家多丽丝·莱辛在其1962年创作的小说《金色笔记》中更是雄心勃勃地让“作者死亡”,大胆地分析了小说中作者主体“退隐”下的多种叙述策略,即以主体批判、话语分析、形式实验的方式对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文本实践,以此探究了当今文学中作者与读者的身份与角色的转变意义.其开放性的观点与之后的后结构主义学家巴尔特、德里达、福柯的“作者死亡”论点都有着奇妙的暗合,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互动与交流中的诗歌审美--关于济慈《希腊古瓮颂》的批评

2 0世纪的新批评派从文本的角度分析济慈的《希腊古瓮颂》 ,而 80年代以来的批评更多地从历史主义的视角来分析这篇诗作。文本分析和历史主义的研究在济慈诗歌研究方面都有独到之处 ,但二者是割裂的 ,各有偏颇。事实上 ,诗歌审美在这里生成于诗歌文本与其历史语境的相互交流与相互渗透。济慈在作品中表达了历史与现实、时间与空间、静止与运动以及真实与美的互动关系 ,并使这种关系通过读者的开放性阐释得以实现 ,从而表明诗歌审美的魅力在于多种关系及因素的交流与创造性的阐释中的活力     

论人文视域下“隐含作者”的效用

自从韦恩·布思提出"隐含作者"这一重要的叙事理论概念以来,这一概念在国际叙事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由于学者们对它的不同理解,产生了不同的阐释,形成了以西摩·查特曼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流派将"隐含作者"看成是真实作者在写作中创造的一个产物,将"隐含作者"囿于文本之内,甚至认为作品在创造出来之后,作者就死了。而以詹姆斯·费伦为代表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对"隐含作者"的理解走向另一个误区,将它等同于真实作者,认为创作文本的不是"隐含作者",而是真实作者。这些对"隐含作者"的理解都有失偏颇。对该概念的正确理解应该打破文本的封闭性、客观性,将其置于人文视域之下,从作者的编码和读者的解码双向进行,并考虑作者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才能更好地把握"隐含作者"在叙事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后经典叙事学与文学研究的“话语转向”

“话语转向”作为文学理论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中最重要的范式转换之一,在将文学置于开放性的外在向度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失落了对于文本结构本身的关注。作为伴随“话语转向”而兴起的一种新的学科架构与知识体系,后经典叙事学一方面将人们的视域延伸至更宽广的社会文化语境,一方面也不忘立足文本,对文本自身各要素的复杂关系加以审慎的梳理与细致的辨析,并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系列切实而具体的文本解读方式。后经典叙事理论不仅矫正了当前文学研究对于文本本身的相对忽视,同时也缓和了文论转型中“语言”和“话语”两阶段之间的张力,从而在“话语转向”的总体背景下展现出了充分的生长可能。     

从个体阐释到公共阐释——论“阐释学循环”概念的发展演进

公共阐释论的提出使阐释学理论得以深入探寻和揭示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的上升过程。阐释的公共性来源于多个理解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因此关注公共阐释必关注如何从一个理解者的阐释拓展至多个理解者的阐释。要解决阐释从个体到公共的提升过程须进入文本意义产生的底层逻辑,深入剖析阐释学循环作为文本意义产生的方式和规则是如何发展和演进的。阐释学循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内在于文本对象的阐释学循环、内在于文本和一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及存在于文本和多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分析阐释学循环在三种类型间的发展和演进,对个体阐释上升至公共阐释的阶段性跨越有着基础性的论证意义。     

“误读”现象的认知探析

文本的唯一性和读者的多样性决定了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多元解读与误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过度”阐释将会使多元解读演变成误读。误读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防止“曲读”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并尽量做到尊重文本,尊重作者意图。     

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性──中国古代文本阐释的双轨与多维

本文借鉴库恩“科学范式”理论，揭示我国古代文本阐释的诸种形态，并根据当代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思路，分析“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主体文本阐释范式的理性特征，进而肯认古代文本阐释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后现代语境下的“他者”文化形象

在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新当代文学的影响中,“典型”的形象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演变为“他者”的身份,而受到关注,作者与其塑造的“典型”互为主观。中国新当代文学在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互为文本”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作品中的“他者”,更是一个文化形象的“他者身份”,这个身份隐喻了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的形象。     

封闭与敞开:“作者之死”后的文本形态

在大量批评与理论实践中,文本与作品概念常交替出现。这表明使用者往往有意无意忽略了两者的根本区别。什么是文本(text),它与作品(work)有什么区别,以及从作品到文本的概念转换对于文学理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诸如此类问题的厘清与解决是消除概念混乱的前提。从作品到文本,首先表征了一种意义深远的理论转折,并与作者之死相伴随。形式主义文论确立了文本的封闭性结构,但在后结构主义(尤其是巴特)那里,文本恢复了意义的部分维度,重新昭示了一种敞开的可能。在根本上,此一理论转折与抵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