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兰 ·巴特的 “作者之死 ”

在罗兰·巴特提出著名的“作者之死”的观念之后，作者的主宰地位被颠覆，文本恢复了自由，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但是，作者之死，不是将阐释的自由完全交给读者，而是交给文本本身，读者跟作者一样，只是一个吐露的场所，一个接纳物，真正的自由还是交给了文本自身。巴特追求的是一个自由的阐释空间，一个立体的多元的文本生产空间。     

现代小说作者论

在现代小说学中,作者的地位不断降低.从强调作者的道德介入,到"隐含作者"概念的出现,又到"叙述者"身分的确立,再到"作者之死"论的出场,现代小说学中的作者地位渐次降低,最终作者成为语言和文本的附属物.     

后信息时代新媒体文学中文学诸要素之间关系的变革

在“世界、传媒、作者、读者、文本”新的五要素文学活动范式的基础上,考察了“作者、读者、作品、世界”等传统文学要素之间的关系在传媒的影响下所相应地发生的重大变革。首先,主体性的消失导致了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被根本性颠覆。其次,从作品到文本再到超文本意味着去中心化。最后,随着数字化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文学不仅仅可以再现世界,还可以携手数字化信息媒介去创造世界。     

从“范式”到“建构”——论主体命运与作者的身份变迁

主体命运的跌宕起伏决定了作者身份的微妙而细致的演绎与变迁.主体地位的持续提升凸显出了作者的鲜明、生动的在场,而对主体的隐忧又导致作者概念呈现出矛盾、分裂的总体面貌.与此同时,正如主体不可能彻头彻尾地全然隐没,作者在“死亡”的表象下同样以丰富多样的方式践履着自己难以抹杀的存在.在当代语境下,作者虽然失去了浪漫主义时期“范式”的权威地位,但却获得了一种多元化的“建构”的表现形态,从而由多个向度参与到了文学理论乃至整个文化生活的进程之中.     

“万国公法”的思想权威

近代之初,以增强文明意识与解决国际关系所面临的危机为前提,万国公法在日本得到了传播.然而,以万国公法为武器进行殖民侵略的西方列强的本质被充分体得与认知后,日本便迅速走上了利用万国公法构筑霸权体系的道路.其特征表现为:在还没有摆脱列强的殖民枷锁之际,日本便急于将同样的枷锁套在东亚其他国家的头上,并不断利用万国公法营造殖民话语.从文明意识到霸权体系再到殖民话语的演进过程中,日本人最大限度地“活用”了万国公法的“思想权威”.     

“经”之探源

经与经学的研究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应占有优先地位。作者认为经有三重含义：经籍、私学权威、统治阶级思想权威。本文从历史角度分析了经的权威地位的形成过程，并从经济、文化角度分析了经的权威地位的延续和失落原因。     

叙述文本中“我”意识的分化

在叙述文本中,主体意识的分化是普遍存在而又常被忽略,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叙述文本中“我”的分化方式：即作者向叙述者的分化;作者向隐指作者的分化;作品中“我”的分化;叙述的分化重组。提出了叙述研究已经从“意义形式”发展到“认识的形式”的观点,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野     

"天使"的颠覆与女性形象的重构--澳大利亚现当代女性主义小说评析

“天使”形象是典律文本中传统男性作家所创造的理想女性形象 ,它体现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 ,即被边缘化的女性应心甘情愿地接受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各种社会角色。“天使”的颠覆与女性形象的重构紧密联系在一起 ,成为女作家写作的首要目标。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女作家对“天使”形象的颠覆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不同时期她们塑造不同的女性文本形象与之抗衡。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揭示不同时期的女作家在颠覆“天使”形象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各自的局限性。     

论解构及其对翻译的“解”与“构”——解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

［摘要］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阐释活动在解构大浪淘沙的冲击之下，其传统的忠实对等观受到质疑，译本与原文的关系被颠覆，译者和读者的创造性得到极度的张扬，传统的文本观念和阐释策略被推到风尖浪口，解构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容忽视。与此同时，解构过分强调文本的隐喻性和修辞性，往往使阅读陷入极度的困境。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主张，虽然颇具辨证的因子，却往往导致极度的相对和虚无主义，文本的阐释也往往出现“千江有水千江月”的局面，对翻译的影响将是“误译有理”、“乱译有据”，因此，解构最终也难逃被颠覆和解构的命运，留给“理论之后”更加理性的思考。     

从白门到紫陌：“地”在文化史中的隐显与浮沉

从南朝到唐代,建康/金陵和“江南”在话语层次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建构过程。南朝诗歌通过对“金陵帝王州”的想象和对“江南佳丽地”的再现,逐渐把建康从偏安王朝的行政总部改变为帝国名都,经过唐代诗人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把建康写入文化版图,而“江南”的文化意义也逐渐和它的地理意义出现张力,甚至颠覆了它的地理意义。最后,通过对“紫陌”作出的词语考古,展示一个在南北朝时期曾真实存在的地点如何从文化版图上消失,从反面说明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和地理历史、社会历史的不同,以及它对文本特别是某些文本和某些体裁的依赖。     

“作者之死”之后——论自由的读者

罗兰·巴尔特的"作者之死"暗示只有作者的主宰地位被颠覆,读者才可能获得完全自由,<S/Z>所进行的一种"作者之死"之后的文本解读演示,充分展现了读者的自由.解读<S/Z>,揭示"作者之死"对读者的自由的意义,可以看出这种"自由"潜藏着一种极大的破坏性,极易导致"文本之死",进而导致整个文本世界的崩溃;读者在对文本进行自由肢解后,其存在也受到威胁,这正是解构主义"非中心"化后的矛盾所在.     

女性欲望与男性权威的建构——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阐释

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可以拆解归纳为三种叙事话语模式:一是“花瓶”模式;二是“处子”追逐;三是“破鞋”原型.这三种叙事话语模式都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它是私有制下的产物,其本质是对女人独立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否定.张资平的恋爱小说,无论从文本策略、叙事姿态,还是从话语方式等方面看,都是典型的男权文化文本,体现出男权文化的价值立场.小说以各种女性在爱情、婚姻上的坎坷经历和不平命运,显示出男权文化话语霸权的巨大张力:女人在两性关系上意欲反抗和颠覆男性权威的主动出击的姿态,其最终结果却是走向事物的反面——更加有力地建构和强化了男性权威,揭示出男性本位主义价值立场之下女性生存处境的尴尬、荒诞及其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张资平笔下的“新女性”充其量只是“伪新女性”,其小说的反封建意义就此被彻底消解.     

《可怜的KoKo》还是“可怜的作者”

20世纪发生的语言论转向深刻地改变了作者的地位,上帝般高高在上的作者沦为"现代的抄写者"。英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福尔斯的短篇小说《可怜的KoKo》可以看作是一部隐喻文本作者地位下降的寓言,从语言表征危机和知识霸权显现两方面解构了传统观念中的作者权威。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当代解读

自马克思恩格斯的遗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正式出版以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形成一股强劲热潮.但是,由于理论家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因此产生了理论主题各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代学者有乔治·马尔库什、乔治·拉瑞恩、比克胡·帕雷克和戴维·麦克莱伦,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归到马克思的文本之中,力图廓清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相关问题,从而使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被接受和再阐释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他们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解读和研究成果为我国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有益启示.     

论《金色笔记》中的“作者死亡”

“作者死亡”观从19世纪开始萌芽,到20世纪60年代发展到顶峰,其反文学传统的革新精神引发了西方学界对作者之死与作者建构的激烈争论.面对讨论的热潮,作家多丽丝·莱辛在其1962年创作的小说《金色笔记》中更是雄心勃勃地让“作者死亡”,大胆地分析了小说中作者主体“退隐”下的多种叙述策略,即以主体批判、话语分析、形式实验的方式对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文本实践,以此探究了当今文学中作者与读者的身份与角色的转变意义.其开放性的观点与之后的后结构主义学家巴尔特、德里达、福柯的“作者死亡”论点都有着奇妙的暗合,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西方文学经典中“医者”形象的嬗变

由于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医生角色不时地作为一种承担特殊社会意义和负载作家审美理想的独特形象进入文学的视野.随着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和文学语境的变迁,文学作品中的“医者”形象与内涵亦不断演变.以“医者”形象变迁这一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相关文本,研究西方文学不同时期作品中“医者”形象所呈现的不同面貌——从《圣经》神话中医治一切的上帝到现代派作品中接受过医学教育并掌握现代医学技术的医生,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医者”形象经历了去神性化的过程.同时指出,不同时期的“医者”形象又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医学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作家对医生角色的认识与思考.     

美国文学中残疾人形象之流变研究

“残疾”,在当代社会不再简单地被理解为肢体的残缺,而被认为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文学文本通过塑造残疾人物的形象,参与了这一重要的建构过程.美国文学史上残疾人的形象经历了从19世纪起的“恶魔化”到战争期间的“英雄化”,直至当今的“正常人”的转变.这一变化体现出了残疾人在现实世界中日渐觉醒的权利意识与社会地位变化,而塑造不同时期残疾人物形象的美国文学作品则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见证”与“协调”的重要作用.     

话语交流视域下的叙事声音类型论

叙事的话语交流属性肯定了读者在叙事中的意义建构功能。读者意识作为联结世界、叙事与阅读的文化机制,影响着作者对自我与读者、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关系设定,从而影响话语方式的选择。从强调作者权威的直陈,经历婉曲的讽刺、悖逆的反讽,到意义游移的含混叙事,作者的位置不断下移直至退出文本,读者的主体地位从无到有乃至成为意义的最终裁决者,体现了叙事交流意识的强化轨迹和读者意识对叙事声音的强大影响力。     

“贾颍”水运航道变迁与周家口兴衰研究

从先秦时期的鸿沟到唐宋时期的惠民河，再到元明清时期的贾鲁河，“贾颍”水运航道经历了多次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的地位。特别到了清中期，达到鼎盛的“贾颍”水运推动了依赖于航道的周家口市镇经济快速发展并到顶峰。后来，伴随着航道的衰落，周家口商业经济亦走向衰落。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合法性资源的变化及其分析

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合法性资源经历了从依赖意识形态教育、领袖权威崇拜、经济绩效到民主建政的历史变化过程,成功地将短期可变性权威资源转化为理性的制度化型权威资源,巩固了党和政府在基层的权威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建设的核心在于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将农村基层治理纳入到民主化的轨道,不断增强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这是建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建设的基本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