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初探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从这一特定历史时空出发,对新时期我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思考,从历史、经济、民主、法治、道德五个方面阐述了我国政治的合法性,并提出了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标准,形成了其系统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有力地维护了我国政治的合法性,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2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势易权移的政治学诠释

本文从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视角 ,对 2 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了全新解读。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的持久抗衡、意识形态迷失造成的信仰危机和宪政建构过程中的非法制化因素 ,导致了中央权威资源的缺失和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纷争、国民政府政治组织功能的衰退和政党内部自改革运动的失效 ,导致政权内部权威资源流失和政党自我革新能力的停滞 ;驾控基层政治权力能力的弱化、重建地方政治权威的失效和政权“组织成本”的超常庞大 ,造成了政权基础的脆弱和地方基层政治权威资源的流失。权威缺失导致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整合失灵 ,政治合法性危机逐步演变成全社会的总危机 ,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资源的重构

利用合法性理论从合法性过程和合法性资源上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合法性的确立、特征和时代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使人民获得解放而赢得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延续下来.但这种合法性只是超凡魅力型权威和传统型权威的结合.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从各方面给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合法性带来了挑战,如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利益团体的分化,政党权威的有限能力与社会进步后人们期望值的提高,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腐败加剧和贫富分化.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从各方面培植、更新、重构自己的合法性资源进行理论创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进行体制创新,构筑法定-理性型权威;提高政策绩效,获得新的"特定支持".     

浅谈抗战时期民主建设与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从统治者“使服从”能力塑造的角度出发

抗战时期,中共高举民主大旗,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顺利进行,而且成功地进行了党政权合法性的建构。政权合法性,简言之,就是统治者赢得更多被统治者对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同。将从统治者“使服从”能力的塑造过程来分析抗战时期民主对政权合法性的建构。     

民主合法性:民主巩固的重要基础

民主巩固是一个持续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民主巩固,必须充分重视民主合法性。本文首先界定了民主巩固和民主合法性的概念,指出民主合法性之所以被认作是民主巩固的重要基础,是基于以下考虑：民主合法性是民主国家获取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的最终来源,公众、精英、政党、利益集团和其他政治组织对民主合法性的认同是民主巩固的重要因素。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三三制”政权

对协商民主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协商民主的基本特征有公共性、合法性、政治权威主导性.“三三制”政权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政权工作中与非党人士实施民主协商,充分发挥参议会这一协商民主形式的作用,实施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因此,“三三制”政权是协商民主的雏形.“三三制”政权建设对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启示有：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扩大协商民主的主体,丰富协商的内容,创新协商民主的形式,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等.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考量——基于合法性、合法性基础、执政合法性基础三个维度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的三个合法性基础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历史必然回应.     

论新权威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及其改革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从全能主义的极权体制过渡到了新权威体制。在新权威体制推动下，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由于新权威体制的低政治参与、缺乏有效监督，造成了腐败现象蔓延，使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其合法性危机日益明显。在利益分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新权威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是政府追求合法性的必然选择。在当前政治形势下，增量民主改革是中国新权威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理性模式。     

论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建构

中共合法性与政权建立和巩固紧密相关,其获取权力和执掌政权都要得到社会和人民的认可,并且愿意服从它的领导和管理,它的合法性来源于它的纲领、目标、成员构成及社会的融入程度。中共合法性是在各种力量比较中选择的结果,能容纳不断成长的社会力量,坚持合作、包容、进步的理念,通过民主方式整合各种有利力量。中共合法性的建构,依赖其组织力量的存在和制度规范的完善,由内生条件和外生条件相结合,主动把历史必然性变为政治可行性和现实性。     

民生政治的合法性论析

政治合法性是指民众基于正当理由对政治体系或政治权威的认同和忠诚。政治合法性基础是不断变化的。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建国初期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权政治的基础上,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就成为了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但是,重经济增长轻其它发展,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导致政治合法性不断减弱。在新形势下,应加强民生政治建设,在民生政治的基础上构建我国政治合法性,构建和谐社会。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论上市公司监事提名制度之完善

监事提名制度属于任免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 ,分为提名权享有主体和提名对象资格两部分。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省都详细规定了监事提名制度 ,与之相比我国监事提名制度非常粗糙。因此 ,应借鉴这些经验 ,对我国监事提名制度加以完善     

论证据排除规则与证据禁止原则

文章对证据排除和证据禁止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设立的内在法理根据和价值功能;对英美法国家和大陆法国家适用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的具体要求和法律效果,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对我国的立法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了立法上的缺陷和理论上存在的误区,并对设立和完善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商自然人破产能力之承认与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对票据法的有权解释,商自然人可以作为汇票的付款人进行票据支付行为.但是我国新颁布的<破产法>仍然没有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这样势必造成商自然人作为汇票付款人.当其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行使遭遇阻碍的后果.因此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对于弥合法律之间衔接的漏洞.保证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顺利实现,贯彻落实票据法的立法宗旨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