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研究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一直是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广东省Y市Z镇通过贯彻落实“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方案,其人居环境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府的宣传工作与村民认同感培养的衔接问题;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与企业发展的协调问题;企业注重成本效益原则与村民小农思想的协调问题。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我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在多元主体的协同关系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政府、村民和企业分别作为治理过程中的“引领行为者”“参与行为者”和“守护行为者”,更应该形成联动共治、互助共建、共赢共享的,强调公共利益、村民参与的,多元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关系和新格局。     

新冠肺炎疫情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及提升策略分析——基于安徽的调查分析

基于安徽省443个调研数据对村民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认知和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意愿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数量和质量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基层卫生保障条件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相对偏低,互联网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开始显现。大部分村民愿意以出资方式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提升行动,村民对村庄环境提升作用认识、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他们的出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关注乡村人居环境内涵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质量。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建构精细化研究——基于安徽省S市3村的调查

农村地区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精细化水平,对于乡村社会具有现实意义。深入研究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制度建构精细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让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在适合的制度条件下运转起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有助于加速促进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形成以及乡村振兴的实现。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安徽省S市3村制度建设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参与冷漠化、制度错位、非制度参与、传统乡土意识式微等现象。因此,需要培育村民治理主体意识、规范权力实践主体、完善村规民约,既要引导村民有序参与,又要重新唤醒他们在农村的归属感,要采取多种措施,使村民自治工作在适当的制度条件下开展。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域下乡村环境善治研究

乡村环境善治是由地方政府、村委会、村民和农村企业等众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在乡村环境善治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相关的。目前我国乡村环境治理各利益相关者的现实表现与实现善治的基本要求有较大差距,存在利益诉求沟通不畅、利益主体权责不明、利益约束机制不全、利益目标选择不一等治理不善问题。应通过多元共治实现乡村环境善治: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善治诉求;优化权责行为结构,激发利益相关者的善治意愿;构建环保约束体系,培养利益相关者的善治习惯;统一目标整体导向,提升利益相关者的善治认知。     

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主导与农民参与良性互动的实现路径——基于行动的“嵌入性理论”视角

在政府主导的农村环境治理中,如何动员农民参与始终是基层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治理难题。农民为什么不参与村庄环境治理行动？行动的“嵌入性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在这种解释框架下,农民行动是嵌入在多重依赖关系之中的。农民对国家的依赖性越强,越能回应国家（通过地方政府）需要的参与行动,农民对国家的依赖性越弱,越容易陷入自主性行动。通过NN市乡村清洁运动的案例深描,揭示国家主导与农民参与实现良性互动的关键是形成利益一致的依赖关系。因此,实现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主导与农民参与的互动共振,必须重建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关联,并通过政党嵌入和激励嵌入,为农民参与提供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源源不断的持续动力。     

共议协商：乡村资源环境冲突化解机制与创新——基于善治的协商机制探索与实践

以善治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创新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共议协商是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党的十九大提出,"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最大公约数"。基于农村资源环境冲突治理而言,农民资源环境权益受损、农民在治理中失语等是冲突的诱因,究其根源却是资源环境管控专断思维所致。因此,要化解资源环境冲突,就必须从资源环境治理出发,积极推进资源环境治理的多元化,使乡村治理的不同主体能自主平等、自由地参与到共议协商的活动中。为此需要在维护农民资源环境权益、畅通维权渠道、完善补偿政策和应急机制等方面,切实提升农民在其中的话语权,确立起共议协商的治理机制,最终在乡村资源环境冲突化解中实践乡村善治。     

农村环境治理的中国语境与中国道路

农村环境治理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能否有效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不仅关系着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生活需要,也关系着乡村振兴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推进和实现,更关系着农村社会稳定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大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一部分建制村的垃圾处理、厕所改造等突出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但农村环境治理也存在着治理目标不全面、治理主体不丰富、治理载体不匹配以及治理机制不健全诸多现实困境。新时代农村环境治理新实践应着眼于以下几点的建设和发展,即治理目标均衡化:生活污染、农业污染和工业污染都得到有效治理;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主导、企业引领、农民主体、村委协调、环保社会组织和媒体协同参与;治理载体协同化:树立经济与农村环境协调发展的执政理念,健全农村环境治理政策法规,强化农村环境治理的资金和技术支撑;治理机制有效化:构建政府、企业、农民、村委、环保社会组织和媒体合作治理农村环境的有效推进机制。     

近年来各地乡村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分析

乡村社区治理是村民自治的新发展,是政府管理职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结构的探索;是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乡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过程;工作重点是满足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需求;工作难点是各种主体间“权力”和“权利”的界定问题。无论如何,乡村社区治理没有统一模式,各地应当在实践中逐步探索、选择适合本地特点的“特色”路径。     

互惠共生:政府与农民互构式治理机制

政府与农民的互构式治理意味着乡村治理现代化和长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实现,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双轨道有效耦合。研究以社会互构论为认知范式,以“互惠共生”关系为视角,以红岩村“村民议事会”作为案例,政府和农民的互构式治理过程呈现“强政府-强农民”的良性互构模式,以此化解乡村治理困境、创新基层民主治理,通过互构主体、互构动力、互构方式、互构域四个要素相互作用以达到互构式治理机制运行最佳效能。未来互构式治理机制的优化路径,需要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实现赋权增能、强化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互动、加强文化和情感建设。     

农民环境权保护视角下的乡村环境治理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城市工业向农村的转移,农村环境日益恶化.改善农村环境,保障农民环境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文章以农民环境权保护为视角,认为“乡政村治”是我国现阶段乡村环境治理的主要模式,阐释了我国乡镇机构行政管理权能与村民自治权能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并通过实证调研,分析了当前“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环境治理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从制度、运行机制及思想意识层面完善“乡政村治”,加强乡村环境治理,实现农民环境权的有效保护.     

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表达的递进式逻辑及其优化路径

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主体,农民的主体性表达状况直接关乎乡村振兴的成败。依据马克思主义人的主体性思想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基于系统性分析框架的研究发现：农民主体性表达基本遵循“自主性表达→自觉性表达→能动性表达→创造性表达”的递进式逻辑,每个表达环节的表现分别在于明确主体地位、激发主体意识、施展主体能力、发挥主体价值。受治理结构短板、价值认知局限、发展条件限制、社会环境障碍的共同影响,不少农民的主体性表达仍然在不同阶段处于不同程度的“被遮蔽”状态。通过明确主体边界、思想观念引导、完善要素供给、优化行动空间,真正实现“增权于农民、感化于农民、赋能于农民、服务于农民”,能够最大程度促进农民主体性的表达,进而对乡村振兴产生主体性推动作用。     

微治理：乡村治理中的单元下沉与生活转向

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微治理是乡村治理转型的重要方向。微治理立足于乡村治理单元下沉与生活转向,提高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因此,基于“制度与生活”理论视角,分析微治理的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一方面,微治理有效应对村民自治下沉的制度环境,回应村民差异化的生活需求,及时处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微事务”。另一方面,微治理以村民小组为治理单元,构建“微共同体”“微网格”和“微组织”的内在要素,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再造、治理方式重塑和治理资源整合。微治理重构乡村治理形式和内容,在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多元治理主体结构、制度化的治理规则和“软硬兼施”的治理策略。微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模式,能够提升村民主体性地位,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村组联动：简约治理视角下的村组关系模式

简约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性,而村民小组是实现乡村简约治理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比两个村庄的村组关系模式,发现“村组联动”的模式更契合乡村的简约治理目标。“村组联动”指的是村级组织负责统筹村庄工作及资源分配,村民小组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村组之间形成有效联动的一种合作机制模式。这一模式以村级统筹、小组自治、双轨治理等作为实践表征,并通过激发村民的参与意识、促进村庄内部整合、构建弹性治理机制等实现了低成本的有效治理。近年来,由于村级治理行政化、乡村社会原子化,村民自治的基础受到削弱。在此背景下,“村组联动”可以是当前体制约束下的一种机制调整路径。有鉴于此,基层应通过小组重建农民与村集体的内在关联,促进村级组织与村民小组协同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基于农民视角的考察

学术研究、政策话语、基层干部均强调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但在关于“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的讨论中,鲜有农民的声音。本文尝试将这一问题分解为“谁的乡村振兴”和“谁来振兴乡村”,从“受益主体”和“行动主体”两个维度剖析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分析发现,农民对受益主体的理解是综合其角色认知和现实感知的结果,农民认为他们自身在乡村振兴中并非确定的受益主体,也并非当然的核心行动主体,而更多认为自己是乡村振兴行动中的配角。本文认为,乡村留居人口结构与可行能力、相关政策和项目的执行偏差以及农民对其主体角色的解构等共同形塑了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造成在乡村振兴行动层面农民主体性不足的现实。因此,从农民视角出发,充分保障农民的主体利益,培育和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     

“任务型乡贤”与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之中,地方政府面临着治理任务加重与治理主体缺失的双重难题,H县打造了以“任务型乡贤”为主体的“321治理模式”,吸纳农村党员、人大代表以及中心户长多元主体参与到国家任务的完成过程之中,并采用精细化、网格化、任务化以及平台化的运作机制与技术治理策略,实现了对于农村精英的整合与再造。不同于传统乡贤与新乡贤,“任务型乡贤”的运作是一种半正式化的吸纳性治理模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仅有助于上级治理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提高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这种将先进治理方法技术与传统治理经验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有助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公众参与与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

农民民主参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公众参与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拉近政民距离和强化政民互动，提升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从公众参与有效性看，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有效性均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起积极正向影响，其中“参与结果是否有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公众参与便利性看，畅通农村居民“建言献策”渠道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因素。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凸现农民主体地位，构建“人民满意”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参与生态；完善参与反馈机制和拓宽参与渠道；“因类制宜”提高农民参与素养和参与能力；加强农村数字建设，引导农村居民网络参与行为。     

引导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是在中国农村对村民和社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最具尊重和影响力的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上接天气(党和政府)下接地气(村民)的中介作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具有推动乡村文明发展的正面作用,同时也有利己行为和权力偏向等局限性。我们要积极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模范带头、组织管理、技术服务、经营管理、观念更新等积极作用。同时要建立健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和精英吸纳机制,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搭建舞台。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环境治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生态桥”治理工程为例

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和本底基础,环境治理是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的内在需求。“生态桥”治理工程是北京平谷区针对桃树枝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提出一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乡村治理的模式,对于破解乡村环境治理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平谷区立足于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切入点,通过实施“生态桥”治理工程,搭建起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环境治理与基层治理协同推进的桥梁,推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生态化、绿色化转型,本文基于PSR模型框架阐释了乡村环境治理逻辑,剖析了“生态桥”治理工程的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启示,探讨了生态治理项目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为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新的思考。     

重构与突破：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以贵州省L村为例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振兴乡村可以有效避免乡村振兴中的大拆大建、形式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等现实难题。农民主体作用何以发挥,其关键点在于唤醒农民主体意识,让农民谋事、做事、成事;其落脚点在于凸显农民主体地位,突破科层窠臼带来的基层治理行政化。结合贵州省L村乡村振兴实践,发现可以通过农民的“众智”“众力”“众愿”唤醒主体意识,重构自治机能;以农民作为主体参与实现“双轨治理”,以“党群直议”积极发展基层民主,突破行政化困境。最终让农民主体作用得以发挥,使决策、执行回归农民,这对欠发达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     

项目进村与社区回应：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

项目下乡是推动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村庄回应能力事关治理成效。以滇西北“村寨银行”项目为案例,从项目进村-社区响应视角探讨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发现：精准对接生计需求,以“发展”助推“环保”是项目落地的基础;借助地方精英组织动员民众,激活社区内生动力是环境治理有效开展的关键;基于地方传统文化制定的生态规约是实现社区经济和环境环保协调发展的制度化保障。为提高环境治理效能,需要将外部治理项目与地方生活逻辑充分结合,以此强化村民的主体地位,激活当地民众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