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社会”框架下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 ———以江苏省A 县L 镇为例

文章在“国家和农村社会”的框架下分析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对农村教育、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以及出现偏差的原因.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项目的形式加大教育投入,县级政府在统筹县域乡村基础教育资金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时出现了偏差,乡村社会遭遇“被调整”加速衰败.导致县级政府行为偏差的主要原因有“被城市化绑架”和缺乏自下而上的参与.     

农社利益联结与农户信贷满足度

有效联结小农户与现代农村金融市场,对于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促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5),通过“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了农社利益联结对农户正规信贷满足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普通社员农户,具有农社利益联结的农户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信贷,且在相同利益联结条件下精英社员相比普通社员的信贷满足度更高。从作用机制来看,农社利益联结程度越深,越能提升农户收入水平,且能使农户更加及时地归还贷款,从而提高农户信贷满足度。因此,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协同背景下,需要强化农民合作社内部的利益联结,防范空壳合作社的虚假联结,推动农业产业链和供应链金融信贷,依托农社利益共同体降低农贷的“精英俘获”,加快农村金融普惠促推乡村产业振兴。     

金融救市下的中国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行为分析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急剧扩张,呈现出典型的逆经济周期特征。究其原因,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的高投资、量化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救市背景下的道义压力和社会责任、行业竞争下的规模扩张冲动以及上市背景下的盈利压力,是导致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急剧扩张的动力机制。天量的信贷资金投放有可能给银行业自身的长期发展带来一系列潜在的不利影响。这包括:地方信贷风险上升、现有盈利模式的固化、信贷风险的高度集中、风险缓释能力的削弱、资本充足压力的上升、可持续的信贷扩张能力受到约束以及盈利能力减弱等。因此,强化银行信贷监管、合理引导信贷资金投向、积极化解银行业系统性信贷风险理应成为后危机时代银行监管的当务之急。     

信贷约束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运用Tobit模型研究信贷约束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对城乡家庭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信贷约束增加了城镇家庭的储蓄占比,但降低了农村家庭的储蓄占比;面临信贷约束的家庭高风险资产投资和低风险资产投资的占比均降低,且农村家庭的降低程度更大;信贷约束会降低城乡家庭的借出占比。信贷约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度。     

农村中小学教师收入 “中部塌陷”现象的实证研究———基于全国7省21个县123所学校的调查

农村中小学教师收入地区差距过大是影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收入水平呈现“中部塌陷”现象。“中部塌陷”的经济发展格局,“县级财政负担”的教师工资保障制度,财政分权背景下中部地区县级财政过重的投入责任以及政策上的边缘化,是导致中部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收入水平最为落后的原因。落实“中部崛起计划”,完善政府分担机制,扩大乡村教师补助范围,完善教师社会保障制度是缩小农村中小学教师收入差距、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必然选择。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金融发展

中国的分权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分权后为给国有企业争夺信贷资源以及缓解逐年增加的财政收支压力,地方政府对存在松动的金融体系进行信贷干预,阻碍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且由于各地国有经济占比不同以及财政压力的地区差异致使地方政府金融干预强度的不同,导致了区域的金融发展程度显著不同。同时通过对1985-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为上述推断提供了经验支持。指出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要在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其他一系列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同时,明晰地方政府的权责,增加其服务性功能,减少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协调促进金融制度改革,使金融机构回归金融功能。     

基于风险态度的农户金融素养与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分析

农户金融素养的高低和对风险的态度会影响其信贷选择,进而影响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微观调查数据,基于贷款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利用prob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剖析农户金融素养和风险态度对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具有正的直接效应;(2)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7.8％;(3)农户金融素养对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受风险态度的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提高农户素养,促进农村信贷市场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建议,政府实行对于农户风险态度改善的针对性培训,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与风险态度认知.     

提升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思考

在银行体系中,农村商业银行无论从经营管理能力还是从银行实力上来说都是银行体系中的弱势群体,从2013年开始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与不良贷款余额出现持续"双升"局面,其中,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直稳居榜首,不良贷款率在不断提高,表明信贷资产质量在不断下降,尤其是我国目前出现的经济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这就预示着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有进一步下滑的风险,对于农村商业银行而言,这种风险可能会更大。现阶段,农村商业银行必须从抑制信贷资产盲目扩张、规范银行高管职业行为、建立信贷质量追责制度、加强贷后管理等方面加强信贷资产的管理,努力提高信贷资产质量,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     

我国县级财政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县级财政风险的出现,有着极其严重的危害。县级财政风险的形成,既有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完善的因素,又有县域经济落后以及政府非理性的投融资行为等原因。防范和化解县级财政风险,要完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发展县域经济,培育县级支柱财源;规范政府行为;防范和控制县级金融风险;从存量上化解县级债务和赤字。     

金融科技对县域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研究

优化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14-2019年江苏48个县（市）的银行、经济金融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金融科技对县域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发展会显著降低县域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该结论在考虑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下降的原因是金融科技发展降低了农村商业银行在县域金融市场中的份额;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经济发展水平高、政府干预程度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县域,金融科技发展降低县域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的作用更明显。据此,提出发展金融科技以优化县域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为化解农村金融困境,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基于2011—2021年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有正向溢出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支持乡村振兴的作用较优。研究认为,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快布局完善农村“新基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下沉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我国房地产部门的信贷挤出效应：异质性影响和作用机理

本文利用1998—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房地产部门的扩张对工业企业信贷的异质性影响,并且从抵押贷款、政府干预和金融市场扭曲等方面揭示房地产部门对工业部门信贷挤出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房地产部门的快速扩张挤出了工业企业的银行信贷,而且这种挤出效应在与房地产部门关联程度较低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强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中表现更为强烈。房地产部门的信贷挤出效应是抵押贷款机制所致,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和金融市场的扭曲。本文的经验发现为调控房地产、引导经济“脱虚向实”、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了吗?——基于长三角县域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衔接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桥梁。基于2014-2020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影响，呈正相关且边际递增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较高收入组存在“数字红利”,但是对较低收入组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尾部群体”的金融需求；充分发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三产融合发展的作用。     

商业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普惠路径

通过探究乡村振兴的路径、内涵及意义,并对金融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普惠效应、市场均衡、收益刚性与成本约束等进行经济分析,从金融功能视角,探讨商业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并提出普惠路径：构建小微型窗口,构建向“三农”倾斜的资源配置机制,进行普惠性基础金融服务的业务创新、基于农业农村升级需求的金融产品创新、契合农业农村特征的金融技术创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协同效率研究

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发展协同效果,并运用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协同效率。研究发现农业保险通过农业信贷的中介效应对农业发展影响显著,财政支出在农业信贷与农业发展中有调节效应,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发展协同效果良好,而环境因素对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协同效率测算有显著影响,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均有上升。在环境因素中,成灾面积、灌溉面积对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协同运行效率提高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正向影响,而财政投入对于不同投入指标影响方向不同。根据以上结论,我国应因地制宜建立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协同机制,合理配置财政投入,建立自然灾害风险防范机制,提高机械化水平和合理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促进乡村振兴。     

农村信贷需求与农村金融改革创新

农村信贷需求的特征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要面对较大的成本和风险压力,而目前农村金融的现状难以适应信贷需求的特征,难以有效解决成本和风险问题.基于此,农村金融改革需要从金融组织、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方面进行创新,以实现农村信贷供给和信贷需求的有效对接.     

小额信贷中社区传统文化的信用约束及创富机制

小额信贷对农村贫困社区的经济发展起着孵化器的作用,但因小额信贷分散、成本高,且无担保,一般化的商业运作模式最终导致资产风险加大,使得追偿成本和难度加大,因此商业类金融机构对小额信贷丧失动力和积极性。若利用农村贫困社区传统文化对信用的约束,挖掘农村贫困社区的群体信用潜能及创富潜力,重视女性传统社会性别角色,构建新型小额信贷模式,可有效地降低金融机构的资产风险。     

互联网使用与农村正规信贷约束缓解效应——以陕西915户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农村金融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为解决农村信贷难题迎来新机遇。基于陕西915份农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Heckman两阶段和中介效应模型,深入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正规信贷约束的影响及存在问题,并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降低正规信贷约束的发生概率,并且对农村“长尾群体”正规信贷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但“精英俘获”现象仍然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约束、金融知识水平和家庭非农收入均在互联网使用缓解家庭正规信贷约束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应当拓展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广度和深度,着重提高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弱势群体的互联网普及和普惠金融教育。     

银行经营与社会责任：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研究

研究讨论了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使用分位数回归并考虑异质性,基于32家商业银行2013—2021年数据实证发现：第一,绿色信贷能改善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具体表现为“双降”,且早期效果更显著;第二,异质性方面,绿色信贷对大型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影响更显著,对成本收入比和净利息收入比高的商业银行影响程度更大;第三,传导路径方面,绿色信贷可通过降低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度和提高流动性比例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因此,发展绿色信贷应注重银行间差异化特征及风险控制,有助于达成经济和社会效益双赢。     

数字技术、信贷可获得性与农户多维贫困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三期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从信贷可获得性视角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减缓农户多维贫困,采纳数字技术农户的贫困降低了23%,缓解信贷约束是数字技术减贫的重要机制,且突出表现在正规信贷部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减贫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减贫红利没有被全体农户公平共享。基于贫困维度分解发现,虽然数字技术能减缓绝对收入、生活条件、医疗、教育维度的贫困,但经由信贷可获得性的减贫效应仅体现在绝对收入维度,农户信贷需求仍以满足消费性信贷为主。因此,在激发“互联网+”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同时,要考虑数字红利公平共享和农户多元信贷需求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