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湘西土司的设置与变迁

湘西土司是南方民族地区土司特别是土家族土司的重要组成部分,级别高,数量多,与中央王朝关系密切,在中国土司制度中具有很大的典型性,是最有代表性的土司之一.通过对元明清时期湘西境内所有土司的设置与变迁进行详尽的资料梳理,对许多矛盾史料进行了考证辨析,对一些不见经传的小土司进行了史迹钩沉,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展现了湘西土司的历史全貌.     

试论湘西土家族地区的“改土归流”

<正> 土司,作为湘西土家族地区的政治制度,萌芽于宋朝,确立于有元,完善巩固于明清。这种通过对少数民族首领赐土封官的形式,来实现封建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土司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对湘西土家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湘西土家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建立在封建领主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土司制度,就逐渐地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腐朽没落性日益表现出来。到明末清初,已成为湘西土家族地区社会发展     

改土归流与湘西土家族地区封建地主制经济的最终确立

<正> 在土家族历史研究中,史学界对土家族地区封建地主制经济出现和确立的时间问题存在着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应是封建地主经济”;也有人认为“湘西各土司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的”;还有人认为“改土归流后,……使地主经济逐渐取代了领主经济”.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就改土归流与湘西土家族地区封建地主制经济的最终确立问题谈谈自己的粗略看法,不妥之处,望史学界前辈指正.     

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主要手工业及其分布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纺织、矿冶、榨油、煮盐、制蜡、制皮革等主要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探讨，认为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手工业发展主要表现在手工业产地增加、从业人员专职化和手工业技术提高等方面；从产业结构看，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手工业生产门类偏少，且发展不均衡；从分布地域看，各类手工业产地在各地分布差异明显，各地手工业门类构成差异也较为明显。     

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土司时期的经济发展及启示

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土司时期经济发展与唐宋时期和改土归流以后相比。其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工矿生产的缓慢发展和商业贸易的适度发展。该地区当时经济发展的成因在于地理环境、政策措施、移民屯垦、推广技术和改善交通。在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土司时期经济发展留给我们有四点启示：一是人居环境破坏问题，二是发展经济的主体问题，三是发展经济的政策问题，四是发展经济的人才问题。本文就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土司时期的经济发展特征、成因及启示予以探讨，以期使人们对该地区土司时期的经济发展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并在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切实改变其落后面貌。     

改土归流时期的湘西开发及其社会历史变迁

湘西开发历史悠久,土司统治时期既开启了新的开发进程,又产生了历史的不平衡性;改土归流时期,原土司区开发历史进程加快,广大苗区“屯政开疆”,也进入新的开发历史时期,湘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变迁,古代湘西社会的历史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制度下的“三棒鼓”研究

"三棒鼓"是土家族一种古老的民族艺术形式,流行于湘鄂渝黔边邻的土家族地区,具有独特的表演风格和技法。明清时期是土家族土司统治兴盛时期,在土司制度下,"三棒鼓"在表演、内容、结构、音乐以及唱腔等方面都保持了土家族传统特色,后来又融合了土家族戏曲、民歌等素材,逐渐形成具有土家特色的说唱艺术。明清土司统治时期的文化制度为土家族"三棒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对土家族"三棒鼓"的革新、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土家族区域土司时代社会性质初论

土家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土司时代的社会结构从政治体制上说它是封建农奴社会,并有特殊的经济生活特征。     

容美土司社会形态刍议

关于聚居在湘鄂川黔边土家族先民的社会形态,《土家族简史》(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简史》)有过概括性的论述,认为唐宋时期土家族的经济是“封建领主经济”,实行农奴制;元末明初,土民私人占有土地已经出现,明末清初,土地买卖更加盛行,封建领主经济逐渐“向地主经济转化”。土司时期,土家族聚居地区所建大小土司数十,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各个土司,必然各有各自的个性。那么,容美土司的社会形态是怎样的呢?由于前史未详载,本文对容美土司社会形态的考察,主要只能拘限于清代康熙、雍正年间。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对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管理制度,是从历代＂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主要包括石砫马氏土司,酉阳冉氏土司,秀山平茶、邑梅、石耶和地坝四个杨氏土司。重庆土司制度包括职衔制度、承袭制度、升迁制度、惩罚制度、贡赋制度、土兵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七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有助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政治秩序变动与区域社会生活的变迁——对改土归流前后湘西社会生活演变的历史考察

自宋元至明清,随着土司统治的确立及改土归流的实施,湘西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发生了剧烈变化,并对该区域的社会生活变迁产生了多方面深刻的历史影响。改土归流是湘西地区社会政治秩序的重构,由分散割据的土司统治转化为封建王朝统一的国家统治,社会生活环境、社会生活主体、社会生活内容及质量、社会生活方式等均发生了历史性变迁,区域社会生活的开放性、主体性、结构性、社会性明显改善。改土归流对湘西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影响,折射了区域政治秩序变动与社会生活变迁的互动关系,包含着深刻的历史蕴义。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区的社会阶层与等级——以永顺宣慰司为例的历史人类学观察

通过对新发现的明清时期金石碑刻内容的剖析,发现湖广土司区社会分层结构主体是纺锤形的,八个社会阶层与四个社会等级在该结构中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等级构成土司社会的缓冲层与保护层,第四等级萌动的替代性社会流动彰显了土司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

明代的土家族土兵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飞速发展。永顺土司区作为明代最大的土司区之一,其土兵的发展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明代永顺土兵频繁受到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来维护明朝地方社会稳定。而永顺土兵受到频繁征调的原因也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论乌江流域“土司兵”的成因

元、明、清时期乌江流域土司兵的形成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历史与现实的因素,既包括招募之便利,也考虑费用之节省;二是政治因素,即采取军事征调和以夷制夷的举措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三是军事因素,包括卫所制度的崩溃、土兵组织的严密和土兵拼死的精神.     

“土司学”的提出与推进

“土司学”的提出以及推进的速度和力度需要总体考察与评估。“土司学”最初只是明清时期学校教育实体的名称,自从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概念被阐发以后,引起了政界和学界的重视,并取得类似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扶植、土司遗产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等良好的社会效益。然而,“土司学”推进的力度仍然有限,这需要在重视土司资料发掘整理和研究内容视野拓展、加强土司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两个着力点上取得突破。     

永顺彭氏土司司治研究

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之战”前,溪州彭氏土司司治尚无法确定。“溪州之战”后,彭士愁“乃迁州城,下于平岸”,此州治实亦位于今之会溪坪。此后,永顺彭氏土司之司治,先后兴废、迁徙凡三处：龙潭城、老司城、新司城。其中,集军事、政治功能为一体的“土司王宫”-- 老司城是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不可多得的瑰宝。它是复原永顺土司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物证,是研究土家族乃至华南民族史的重要资源。老司城选址与修建体现了自然地形和军事防御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     

风水观念与基层秩序——对明清皖南禁矿事件的考察

明清时期皖南采矿行为导致了诸多影响,比如对地方传统风水文化信仰的挑战,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地方性冲突事件等。在明清时期的皖南地区,风水信仰深入人心,采矿行动对当地龙脉及风水造成了严重破坏,地方乡绅对此难以容忍,但他们在寻求政府对禁矿事宜的支持时,还着重强调采矿会威胁地方社会治安及赋税征收。在风水受到破坏及基层秩序受到威胁的理由面前,政府往往对地方乡绅的禁矿建议予以支持。对皖南禁矿事件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乡绅在维持地方性传统风水观念中的重要作用,也显示出地方政府在治理乡民过程中对乡绅力量的高度重视。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镜鉴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雏形是在秦汉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以后才确立起来的。这一制度经历了魏晋的发展、隋唐的成熟、宋元明清的强化,得到了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作为巩固封建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在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对官员的控制和调整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作为封建政治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监察制度的运行及其作用的发挥总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清代鄂西与川边改土归流之比较研究——以容美土司与德格土司为例

土司制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民族政策,它是一种过渡性的管理策略,因而改土归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清代的改流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其实施存在着地域、民族间的差别。从鄂西、川边地区的改土归流运动来看,二者同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但改流的背景、目的及影响却大不相同。以史为鉴,鄂川两地改流的比较研究或可为我们当前民族地区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