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定位

在法律全球化的影响之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面临着"文化失语"的尴尬处境。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探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定位问题,也就是探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中国法治发展中的建构论和进化论之争实际上也就是源于全球化和本土化之争。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中,我们要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子,实现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浅论孔子的法律思想

任何法治的构建都离不开自己的传统,中华民族本源的法律文化是构建现代法治不可或缺并起决定作用的内源力,要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尊重中国传统,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的今天,对孔子法律思想的重新认识、理解,有利于我们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炼出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益的思想原则、方法。     

从传统儒佛道思想看中国法治建构的缺位

健全的法治和相对完备的法制思想是西方法律体系的重要特征,以儒佛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主导地位,其多方面积极价值不可泯灭,但在思维模式、学术理念和社会基础等多方面缺乏实现法治建构的可能性。当今中国应该在保持民族本位文化前提下,积极弘扬传统文化价值,同时坚持法治社会的构建。探索传统儒佛道文化和法治理念的相融性和互补,是中国弘扬现代先进文化的应有之义。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探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无法创生现代法治,其惰性因素严重阻滞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实践。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必须着眼中国社会现实,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及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模式构建:从中国经济政治变革中寻找根本动力,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不断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正确处理继承淘汰与移植创新关系;构建理性法律文化及先进的法治理念;培育现代法律观念,树立法律信仰。     

中国现代法律文化建设之程序公正

法律文化现代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法律文化建设受到诸方面因素的影响。程序公正以及与程序公正相关的法律制度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不健全、不完善,是制约我国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主要因素之一。从而提出程序公正对建设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摒弃传统法律文化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不断完善程序公正理论,从而推动现代法律文化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实现。     

法治启蒙的内容初探

法治启蒙的内容包括建构法治精神与批判传统政治法律意识。法治精神即现代政治法律意识,包括民主意识、契约意识、法律至上意识、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责任意识等。在建构现代政治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的同时,还要大力批判传统的政治法律意识。我国传统的政治法律意识主要有官本位意识、臣民意识、法律工具意识等。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依法治国中的价值

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交融是依法治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重要助力。追溯依法治国的文化源头,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明蕴藏的理论和经验,纠偏近代以来“效仿西法”“抑古扬今”导致的传统法律文化虚无主义和东西方法治文明无法自洽的境遇,是当今学人责无旁贷的担当。从历史解说现实,以古鉴今,发掘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可资借鉴之处,如“以礼入法、德主刑辅”与德法综合为治,“重民思想”与人本法治观,“家国同构”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贵和尚中”“无讼息争”与和谐法治,唯有如此才能使传统充满活力,才能固守依法治国之根本。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的消极影响

在古代中国社会,小农经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建立在亲密的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法家族社会、专制王权和传统伦理道德文化.这四个方面从总体上制约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性质及其发展方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上呈现出极端国家主义的公法文化和私法规范极端落后的特征,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实质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神与现代法治精神相互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已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生态法治视域下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法治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中华民族多元生态法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法治理念不仅是贵州建设国家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示范区的本土资源和智慧源泉,更与当代的生态法治思想不谋而合。本文基于我国生态文明法治构建的困境,在阐释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法治理念的基础上,从生态伦理、社会优位、生态法治三个方面对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法治理念对当代生态文明法治的借鉴意义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共存与互生--现代法治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融合

理论界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多持批判的态度,并认为其对于现代法制建设无多大意义,笔者并不认同.本文在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探讨现代法治与传统法律文化理论上共存的可能性,及其在现实中共存的复杂性,得出二者必将融合的结论,并提出法律应当体现人伦关怀,加强法律的内在强制力,注重民间道德规范整合.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及其解决机制

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是一个客观而普遍的社会现象。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在形式上表现为制度形态的法律文化与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之间的不和谐状态,在实质上体现为人治与法治两种价值的紧张状态。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有其产生的众多原因,从最主要而言,是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应当通过制定良法、法律至上、公正司法与法律教育来消解法律文化中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建设和谐的法律文化,从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

中国有自己的法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是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法治实践的探索中走出来的。中国法治实践是中国法治理论最重要的源泉,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必将催生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旨在从学术流派的角度对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和中国法治理论进行理论概括和学术阐述。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梳理中国法律发展历史,总结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实践,在国际视野下开拓创新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为人类法治建设走出一条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之路。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