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数据安全立法探讨

随着数据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资产和战略资源。数据安全与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息息相关。完善数据安全立法已经迫在眉睫。但是，检视我国现有数据安全相关法律制度，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数据安全立法进程、立法渊源、立法理念、立法效果都与维护我国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存在明显的差距。为更好地发挥数据安全法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积极作用，应当在我国的数据安全立法中，进一步突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立法指导思想地位，确立数据主权不可侵犯原则，认清数据应用发展与国家安全的辩证关系，构建科学完整的数据安全法治体系，助推我国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根本动因与路径选择

新型举国体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内在逻辑统一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新型举国体制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与外延。新型举国体制对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彰显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显著特色，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人民立场，提升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效能，更突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世界价值。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实现新型举国体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需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建立系统完备的新型举国体制，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原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进而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数字政府治理集约化的逻辑、挑战与进路

数字政府治理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必须坚持统筹协同的理念,强化系统观念,加强整体集成。为此,推进数字政府治理集约化的应然逻辑成为题中之义：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必然选择,提升政府履职能力的现实要求,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举措,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客观需要。在实践中,数字政府治理集约化面临着经济数字化形成新供给难调控、履职数字化提升新能力难协同、治理数字化优化新环境难整合、生活数字化满足新需求难统筹等方面的现实挑战。在应然逻辑和现实挑战的双重牵引下,未来数字政府治理集约化应从经济数字化、履职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四个方面全面推进：加强经济数字化形成新供给的调控、加强履职数字化提升新能力的协同、加强治理数字化优化新环境的整合、加强生活数字化满足新需求的统筹。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对于当前我国开展的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在自身的演进与发展过程中遵循顶层设计与渐进调适双重逻辑。在这双重逻辑的主导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能够保持科学性和发展性。通过展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演进逻辑的作用领域,以民主化治理为基础、以法治化治理为关键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偏差的生成逻辑与矫正维度探析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部分。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基层治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现实中，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和人民利益脱节等现象仍不时出现，这些治理偏差影响了基层效能、政府信誉、人民福祉，因此需要对其生成逻辑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矫正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偏差的方法，即党建引领、德法共治、数字赋能、多元协同等。     

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问题与出路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升级,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是增强社会活力的必然选择。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应该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科学化、治理过程法治化和治理机制规范化四个方面。社会转型期我国面临社会力量相对弱小、治理成本居高不下、社会失范行为剧增、社会认同和共识较为缺乏、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足等问题。鉴于此,必须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壮大社会力量,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规制社会行为,重构社会认同,凝聚社会共识,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创新步伐,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利益问题。只有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水平,才能确保完成"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全面深化社会改革任务,从而以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治理语境下我国政治传播的现代转型:理念、话语和模式

政治传播作为现代国家治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当前我国政治传播的现实问题已经对党的执政能力、政府公共行为、公民权利保障等国家治理基本要素产生了不良影响。我国当下的政治传播要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在治理语境下实现传播理念、传播话语、传播模式的全面现代转型。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家治理的现实价值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通过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洛克和卢梭的政府理论的理解,阐述国家的起源、政府和法律存在的现实必要性及意义,并主要关注恩格斯关于国家及国家治理的理论诉求。结合目前我国所面临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说明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对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     

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蕴涵、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蕴涵包括乡村治理制度化、乡村治理民主化、乡村治理德教化、乡村治理精细化和乡村治理法治化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尽管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乡村治理现状与高标准现代化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存在着制度困境、组织困境、人才困境和文化困境等四大现实困境。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从体制机制、协同治理、技术赋能、产业振兴、激发内生动力等方面发力,其实现路径有：建立健全治理机制,推动常态化长效治理;增强乡村治理技术韧性,实现信息化数字治理;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乡村造血式治理;要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乡村内生性治理。     

基于多场景的数字经济微观理论及其应用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通过对电商成长的案例研究,提炼出数据要素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微观经济学特征,并推导了数字企业最优决策、“数据+平台”架构、数据交易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供给等五个理论命题。将这些理论命题与无人驾驶、制造业数字化等应用场景中的企业创新实践相结合,可以为解析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从制度层面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系统且一致的理论思路。加强数字经济理论研究,应深化数字企业创新实践的跨应用场景分析,同时注重区分全球共性规律与本国发展实际,进而为完善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网络空间文化治理的理论内涵、基本思路及实践策略

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网络空间发展演进的态势、特点及规律,客观上要求网络空间治理必须遵循一定的科学理念、工作思路和治理方式。传统的治理方式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网络空间发展,而文化治理的融入恰恰为网络空间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现实可能。新时代网络空间文化治理在总体上应遵循文化治理规律,进一步强化和充分运用文化的功能属性,不断推进治理机制和治理体系的创新发展,这对于回应网络空间现实发展问题,实现网络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产生缘由、内涵特征与实现机制

在微观先行的政治发展逻辑和微观显形的社会现实诉求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被委以治理现代化第一推动集团的重任，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现实路径和关键所在。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共享着“治理现代化”的理性基础，同时因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所面对问题域的差异而在治理领域和权限边界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区别。     

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信息生态系统视角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是夯实“大食物观”保障我国食品高质量供给，提升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信息不对称明显，且面临数字化治理理念相对落后、要素整合不强、智能应用不够和多方参与不足等现实困境。基于信息生态系统理论，构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框架，辨析信息主体、信息内容、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等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要素，遵从协同性、最优性、涌现性和调适性等系统特征归纳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原则，厘清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思路。通过信息主体数字理念创新、信息内容数字要素聚集、信息技术数字智能驱动和信息环境数字组织互联等均衡协调，提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优化路径，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整体化、精准化、敏捷化和协同化。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与大国竞争格局,是针对当前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紧迫性提出的时代命题。新质生产力在驱动能力、支撑载体、发展方式、生产力要素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生产力,其形成的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新质生产力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层面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关键任务、价值遵循、发展要求、实践原则上体现出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在形成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进一步完善宏观治理,更好地发挥国家主体作用;增强内在动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支撑载体,着力促进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强化持续保障,推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国家审计助推乡村振兴：角色定位、作用机制与路径建议

审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国家审计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具有经济监督者、鉴证评价者、风险预警者、权力制衡者四重角色功能。从“揭示——应对——防范”的逻辑视角看,国家审计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发挥,依托“查病”端排查、抽查机制和揭示机制发现问题、“治病”端应对机制和控制机制解决问题、“防病”端威慑机制和预警机制防范问题,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经济监督、鉴证评价、风险预警以及权力制衡。据此提出加大乡村振兴国家审计监督力度、推进乡村振兴国家审计全过程公开、加快乡村振兴国家审计数字化建设、构建乡村振兴国家审计评价体系等优化国家审计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     

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基于投入产出视角

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重要国策，对其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受到多方关注，但目前我国数字经济测度仅仅局限于数字化产业和数字化创新，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文章在引入治理环境的基础上，基于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视角探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有效测度方法，在研究数字经济的发展效应中新添了数字化治理和数字知识型人才供给两项指标，构建了一套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系统的体系。为提升数字治理现代化水平，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实践意义和政策参考。     

法治与德治结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法治是治国方略的基础,德治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通过阐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分析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总结了我国历史上治理国家的经验。同时,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及现实挑战,要求我们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方面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使良好的道德风尚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巨大动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大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是由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个领域的治理体制构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符合时代潮流,现代化的治理必定是公共治理和善治。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但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改进这些不足,需要以定型和强体为主线、以统筹和协调重大关系为前提、以法治和核心价值观为依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