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回鹘文木杵铭文所见倭赤与巴儿思汗释地

高昌回鹘的西部疆域及其变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杵铭文中对Nucǎ与Barsxan的记载，更为学界所关注，研究者众。近年，森安孝夫对该文书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缪勒原释读的Nucǎ应为Ucǎ（倭赤），即今新疆乌什，Barsxan应为伊塞克湖南之上巴儿思汗，二者相距不远且有道路相通。这一新解读对认识高昌回鹘王国的西部疆域问题意义重大。通过各种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在947年或1019年吐鲁番回鹘文木杵铭文撰写之时，倭赤与巴儿思汗之地均已处于高昌回鹘的统治之下。     

高昌城诸门考

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高昌城即吐鲁番地区高昌故城,曾是高昌王国(公元四六○——公元六四○年)时期的都城,是高昌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关于高昌城,由于记载较少,后世只能通过史籍窥其大概,对于它的规制及中原文化对它的影响等问题,一向所知甚少。本文仅根据吐鲁番出土的两件文书,对高昌城诸门名称及命名的依据稍事探讨,以求教于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     

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

1981年底,在宁夏固原县发掘的两座唐墓中,有一合唐兰池正监史道德的墓志铭。据宁夏固原博物馆同志推测,志文记载的史道德可能是昭武九姓中史姓胡人的后裔。此后,有些同志纷纷著文,对史道德族属及相关问题谈了不同意见,提出史系汉人史淑之后或奚人等说法。史道德在唐朝初期,仅为八品给事郎的养马官,地位不高,引起如此注重,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个人,而是通过判定其族属,来认识当时少数民族在唐朝的发展流向。为便于探讨,兹将志文有关部分移录如下:     

10—14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思想与汉文化认同——以高昌回鹘佛教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10—14世纪高昌回鹘国的佛教思想以中原大乘佛教思想文化为主体，体现在对心性论思想的重视、对净土信仰的推崇、“三教合一”和佛教世俗化、简易化思潮的流行等方面。高昌回鹘的佛教文化在整体上是宋元中国佛教文化及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昌回鹘对中原佛教文化的认同极大推进了其与中原地区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以及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高昌回鹘佛教思想及其文化认同也是10—14世纪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的重要特征。     

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以新出土唐代墓志为中心的考察

墓志铭是用于志墓的一种文体,通常都是由前后两部分组成的,前一部分为志文,古人习惯称为'序',后一部分为铭文,古人一般称作'铭'。这两部分内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古今学人常各执一词,故其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实际上,从创作目的看,墓志铭从设立之初,志文旨在记事,铭文旨在颂美;与创作目的相联系,从演变的过程看,就墓志铭的文体特点及实际功用而言,志文和铭文是有所区别的,这也和各自的渊源密切相关。因志文与铭文两者结合共同构成'墓志铭',其相互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主要表现为:铭文是志文的重复或缩写;铭文是对志文的补充;志文和铭文虽各有侧重,但主旨相同;志文和铭文浑然一体。     

“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唐初西州治理的社会基础

唐平高昌之后,通过授予勋官等方式,将留居高昌的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纳入唐王朝的官阶体系之中。所谓“旧官人”当主要指在高昌国时期任第五等级以下的中低级官吏,“首望”指乡闾之中的名望之家,“景行淳直,及为乡闾所服者”指百姓之中为人正直、处事公平,为乡民所钦服之人。唐王朝通过授勋、任职和授田等方式,维护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以达到与之“共守”西州的目标。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乃是唐王朝在西州建立并稳定其统治秩序的社会基础。     

高昌契券简介

高昌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县东南高昌故址。高昌发现古代文书始于20世纪初。但早期出土文书大部分被外国人盗走。所谓“斯坦因文书”、“橘瑞文书”、“大谷文书”等其中不少即出自高昌。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至197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高昌遗址附近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村一带又发掘了晋至唐时期墓葬40多座,获得了大批引人瞩目的珍贵文书。出土文书约2,700多件,其中不少为契券。这就为研究高昌时期的债权债务关系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宝贵资料。高昌出土契券约250多件(内有少数草稿和习书),其种类有买卖、借贷、租赁、雇佣等。内容涉及田地、舍地、葡萄园、果树、牛马、驼、锦、练、粮食、钱财、奴婢等。这些契券大多为二次利用,且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遭到不同程度的毁损,有的仅残存几个字,当然也有少数保存比较完整。本文试对高昌契券作一简介,希冀对高昌法制研究有所裨益。     

高昌早期佛教造像形制及其特征——以吐峪沟石窟壁画为中心

佛教在高昌盛行有一千余年,其著名的佛教石窟吐峪沟石窟是高昌现存最早,洞窟保存较多的石窟群。其精美的佛教壁画、佛教造像艺术,为研究高昌佛教文化及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吐峪沟石窟壁画为中心,分析早期佛陀、菩萨、飞天造像的基本特征,探寻其影响的来源,以还原最真实的高昌早期佛教造像艺术,对研究河西及中原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有重要意义。     

高昌国郡县城镇的建置及其地望考实

高昌原是车师王国前部的疆域,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之后不久,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又在车师王国前部的高昌壁设立戊己校尉,驻兵屯田,与西域都护府互为犄角。咸和二年(公元327年),晋朝在高昌建郡,下设田地县,这是西域实行郡县制的开始。张轨、吕光、沮渠蒙逊前后割据河西时,都向高昌郡派置太守。北凉为北魏所灭,高昌太守阚爽自立为城主。不久,北凉残众在沮渠无讳的率领下,西进鄯善,北袭高昌,阚爽逃奔柔然汗国,沮渠无讳在高昌重建北凉政权。无讳死,其弟安周立。北魏大明四年(公元460年)柔然袭破高昌,杀死沮渠安周,北凉灭亡。柔然另立阚伯周为王,这是高昌王国之始。太和十五年     

汉代中央铜器生产工官机构考释

汉代工官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有效地管理着官营铜器作坊的生产,每一工官的设置,都直接领导着一个甚至数个铜器作坊。除了铜官所属作坊生产的少量铜器外,工官所属作坊是汉代铜器冶铸的主要基地。并且,汉代工官作坊以中央工官最为集中,作坊内部的官吏设置情况也比较复杂。虽然汉代中央官营铜器生产机构一般不直接称作“工官”而自有其特殊的名称,但是,它们的职掌、机构性质同工官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西汉初年,工官机构基本沿袭秦制,以少府属官的“考工室”、“尚方”、“上林”、“东园匠”为主。①汉武帝元鼎二年,置水衡都尉,上林转属水衡,太初元年,改考工室为考工。②王莽曾改少府为共工,改水衡为予虞。东汉光武帝时,省水衡都尉,“并其职于少府”,而将“考工转属太仆”。③少府所属工官只有尚方令和上林。这时的上林苑,虽然本注     

唐代赋学思想发展脉络初探

受文体和资料零散的影响,学界在唐代赋学思想研究领域深入探讨得不多,更遑论对唐代赋学思想的整体把握。唐代赋学思想在人们直观印象上显得相当贫弱,而实际上却比较丰富。其赋学思想发展脉络从时间上看呈明显的阶段性,主要可分为初盛唐、中唐、晚唐等三个阶段;从内容上看,初期重在历史批评,中期形成古、律之争,晚期讽时赋学思想凸显,总体上是以尚用的功利批评为主。其整体风貌和发展脉络是比较清晰的。     

两唐书崔融列传补正

崔融为唐代文章四友之一,在初唐文坛上具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两唐书均为崔融列传,但失之简略,多有讹误,如关于崔融的家世、仕宦经历等等。文章结合崔融诗文、《唐会要》及石刻文献等多种资料,以作补正。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同父三胞皆翰林——清末桂林府灌阳唐景崧、唐景崇、唐景崶兄弟

灌阳唐景崧、唐景崇、唐景山封三兄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较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唐氏三兄弟出生书香门弟,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薰陶,才华超群,有所建树,特别是唐景崧的政治影响和文化成就尤为突出。研究唐氏三兄弟的成长环境、仕途经历和政治文化影响,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八桂地域历史上光辉璀璨的文化。     

唐中期唐诗选本与唐诗观念的流变

选本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批评形态。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研究唐中期唐诗选本可以明了唐中期唐诗观念流变的路向和诗歌审美倾向变化。     

唐后期唐诗选本与唐诗观念的流变

选本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批评形态。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研究唐后期唐诗选本可以明了唐后期唐诗观念流变的路向和诗歌审美倾向的变化。     

论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

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是对于安史之乱的深刻反思。强调科举取士重视人才品德要求恢复乡举里选的主张是对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科举变革的否定,是对于唐太宗以来科举取士本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归。变革的失败实质上是科举日益蜕化的结果。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科举的日益胜利蕴涵着大唐王朝既由科举而兴又由科举而亡的深刻悲剧。     

酒香也怕巷子深——从唐诗和笔记小说看唐代酒肆促销行为的兴起

唐代的商品经济处于恢复和发展的阶段,商品竞争日渐激烈。唐代的酒肆在面临行业内激烈的市场竞争情况下,采取了悬挂酒旗、酒幔、酒旆等广告促销与以美貌女子当垆、以酒妓佐饮助兴等人员促销的多种手段,以助其经营。这些活动多记载在唐诗和笔记小说当中。唐代酒肆的促销活动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当时商品经济水平提高、市场逐渐发育的一个表现。     

《全唐文补遗》（第九辑）斠补

碑刻材料数量多、内容涵盖范围广，是研究古代社会的宝贵材料。笔者近来研读《全唐文补遗》第九辑[1] (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对其文字进行斠补，以期裨益于唐代墓志等出土文献之整理。     

唐代的日本留学生与遣唐使

对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墓志所涉及的日本遣唐使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分析了古代日本派遣大批留学生随遣唐使来中国的历史背景、日本留学生的待遇与生活,阐述了玄、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等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中的著名人物的留学经历,指出了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发现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