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分析异质性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使用2005-201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方法研究异质性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均有助于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2）异质性人力资本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3）经济干预因素和经济开放程度对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较为明显,而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偏向因素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提升均有利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推进与城乡收入差距论析

以1985-2011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趋势进行了阶段划分和区域差异比较。研究发现:(1)整体上看,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化加快显著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不同于大多数学者的结论是,现阶段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2)近年来,东部地区的金融机构贷款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城市化与对外开放能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与金融机构贷款有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3)有效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重视因时因地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切勿采取"一刀切"的模式。     

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带来了新机遇,而“数字鸿沟”又可能引发新的贫富差距。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认识和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及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域层面上,数字经济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城镇化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当城镇化水平越过门槛值,数字经济水平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我国南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效应,北方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受数字经济水平影响较小,而南方较大。     

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滞后面板模型

本文利用2007-2012年我国省域空间面板数据,设定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建立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就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某一省域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其所处的空间区位和邻近省域关联密切。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关系,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扩大效应。为此,我国应加强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省域对邻近省域收入分配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城镇化推进与其他相关政策及时配合协调联动,推动城乡之间产业的均衡、合理化发展,协同提高服务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承载力,促进农业增收,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支出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研究

在全球经济遭受金融海啸袭击的大背景下,结合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具体情况,并基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对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水平的动态效应及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基于全国29个省、市、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横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广义矩估计（GMM）,对城乡消费水平分别进行静态、动态分析,并进行区域对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若干政策建议。     

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棘轮效应＂显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家庭财富、社会保障支出对当期消费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当期消费具有负向影响。     

民间金融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5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民间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民间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地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正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其具体作用机制,发现民间金融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较之于城镇居民,民间金融发展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因而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后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实现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需要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利用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不但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而且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通过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提高农村金融效率等渠道降低了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如果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以及农村金融效率持续提升,数字经济对缩小各地区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作用将逐渐减弱;从空间效应来看,各地区数字经济不能直接缩小本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但能够缩小周边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 数字经济能缩小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但不能缩小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因此,东北地区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应与中部地区建立数字经济协调发展联动机制,东部地区应抢占全球数字科技战略制高点,全力推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     

产业结构变迁、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

产业结构变迁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和趋势,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就业水平,并进一步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利用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相关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产业结构等变量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金融深化和外商投资水平提高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文章通过省际差异和城乡差距两个维度衡量区域协调发展程度,从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入手,定性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模型、Bootstrap检验的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减小了省际差异和城乡差距,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积极作用。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缩小东部地区的省际差异和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差异水平越大的地区,数字经济缩小省际差异或者城乡差距的效果就越好;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抑制了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要素市场化在数字经济减少省际差异的过程中呈现双门槛效应,在数字经济减少城乡差异的过程中有调节作用。     

经济开放和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开放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影响收入分配：Stolper-Samuelson定理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经济开放引致的技术进步效应能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将经济开放分为贸易开放和外资开放,利用我国1995～2005年间省际面板数据对此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者均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所幸的是我国大多数地区目前仍处在U型关系的左边,因此在我国经济开放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与收敛性分析

通过对1978~2004年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省际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并且,形成了以东、中、西部为界的显著“收敛俱乐部”现象。本文以新古典收敛模型为框架,对转型时期各省区的经济发展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了条件收敛的结论。     

中国式增长:一个逻辑框架

在梳理中国经济发展特征和背景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增长的三个重要逻辑：激励相容、分工深化和干中学。分析表明,这三个逻辑能较好地解释中国的高增长过程,特别是能说明快速的工业化和规模经济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也提出以上的增长逻辑,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虽然同样适用,但使用的策略和方法需要变化,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管理如何合理定位,经济发展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等问题的解决。     

低碳约束下中国流通业效率的区域差异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测算

发展低碳型绿色流通是提升流通业发展质量的有效手段,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流通体系需要对流通业的真实运行效率进行客观评估。基于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将碳排放指标纳入模型,在剔除了环境噪声和随机干扰后,利用三阶段DEA方法测度了我国流通业效率的真实水平,并基于此探讨了我国流通效率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流通业效率总体水平较低,规模无效是导致流通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各环境变量对流通效率有显著影响。其中,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地区开放程度与流通业效率正相关;城市化水平、教育投入水平和政府干预度与流通效率负相关。考察期内,流通业综合技术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流通效率表现为上升趋势,其他地区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流通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空间差异,地区内部差异大于地区间差异,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中部地区最小。     

城镇化偏差与城乡收入差距非线性均衡及调控

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利用1978—2015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城镇化偏差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动力系统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均衡分析和政策目标模拟最优控制。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偏差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影响关系,系统3个均衡点中2个为鞍点,1个为排斥子,不存在吸引子,系统处于较不稳定的状态。由于鞍点均衡点较目前的城镇化偏差与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好,其中较好的结果甚至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因此可以作为政策调控的目标。模拟最优控制发现,以鞍点均衡点为目标的线性二次型控制系统具有能控性,选取适当的控制政策,系统可以收敛至理想目标状态。相关政策启示为:缩小城镇化偏差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

农民工资地区趋同、行业差异区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同势变化的中国城乡经济特征事实,表明劳动力用脚投票,流向差距小的地区,同时也发现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因果循环关系,并运用1990-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农民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工资性收入呈现非线性关系.劳动力流动是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提高的重要途径,增加地区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份额是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的重要手段.因此,流入地中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可以通过吸引更多农村流动劳动力而改善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流出地则可以通过增加更多的流出人口缩小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然而从流入地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在区域间所占比重看,容易形成“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工资性收入份额低—城乡收入差距大”的恶性循环.从农村劳动力流动视角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保持不变的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会使流入地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增加幅度、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幅度均超过流出地.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战略价值与实现路径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持续健康发展,把握新工业革命浪潮,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明确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及内涵,揭示其理论逻辑、战略价值和实现路径。结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背景与相关论述,文章认为新质生产力必须具有“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效低耗和环境可持续”“高品质生活和社会服务均等化”“数字赋能”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特征。解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所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政策环境保障,对比分析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现状,以客观把握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优势与不足。分析在内部面临产业升级滞后与创新能力不足、资源与环境约束、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政府治理效率还需提升等“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外部遭受贸易争端、技术封锁、人权和意识形态威胁、国家领土争端等“修昔底德陷阱”的压力下,新质生产力破解经济高质量发展难题的战略指导意义。进一步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为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安全保障,有助于构建坚固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此基础上,国家安全稳定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两者相得益彰。最后,提出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注重新质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从内部加强自我建设,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能,破除“中等收入陷阱”魔咒;打造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给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破除“修昔底德陷阱”魔咒,支撑构建强劲有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制度质量、人口结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美国逆经济全球化贸易政策和中国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显得尤为紧迫。在阐述制度质量、人口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制度质量、人口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质量改善通过减弱经济主体生产经营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道德风险及不确定性，降低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体而言，制度环境中地区腐败通过提高经济主体遭遇“敲竹杠”行为的风险，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良好的经济制度环境及法律制度环境显著地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人口质量结构通过增强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进而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人口数量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