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培育

通过对福州地区高校学生环境行为的问卷调查,基于综合的视角分析了大学生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大学生个体特征中,与男生相比,女生表现出更具有保护环境的行为,环境态度、环境价值观组成中的环境意识,参加环保社团活动和在外部压力下形成的情境与大学生环境行为成正相关。基于此,提出从重视学生环保社团建设、把环境教育嵌入到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创造有利于实施环境行为的"情境"等方面以积极培育大学生的环境行为的建议。     

世界自然遗产地游客环境态度与行为调查——以湖南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

文章以湖南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为研究对象,通过游客问卷调查,以便利抽样的方式探讨游客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对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影响,以指导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经营管理者对未来解说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研究发现,在游客环境态度意向上,游客注重生态关系和环境解说,但是整体环境责任不高,对居民福祉关注较少,游客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婚姻与居住地对环境态度意向有显著差异;在游客环境行为倾向上,游客环境维护行为与后续保护行为较为积极,而积极参与行为和环境干扰行为较为消极,参与互动环境行为一般,游客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婚姻对环境行为意向也有显著差异.     

公众参与、政企合谋与环境污染——互联网的调节作用

政企合谋作为弱化环境规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制约中国环境质量改善。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重要主体之一，其环境参与行为能否约束政企合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成为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关键。考虑当前环境治理过程中互联网的重要作用，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在互联网调节作用下，公众环境参与、政企合谋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企合谋行为会加大企业对环境的污染行为；公众环境参与难以依靠自身力量约束政企合谋行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在互联网的调节作用下，公众环境参与不仅能够约束企业的污染行为，而且能够对政企合谋行为形成监督，弱化政企合谋行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互联网作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支撑，有助于发挥公众环境参与有效性，实现有效的舆论监督。     

行为效能、人地情感与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意愿:一个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改进模型

“环境友好型”旅游者对旅游地和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感知行为效能”和“地方依恋”这两个与旅游情境下环境负责行为密切相关的因素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一个解释和预测旅游者自发的环境负责行为意愿的整体模型得以构建。针对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251位游客样本的实证研究显示: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意愿不仅取决于其对自身得失的理性评估,还受到感知行为效能因素和情感因素的显著影响,尤其是旅游者与景区之间的情感纽带和心理认同对其环保行为态度和行为意愿均具有积极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我国旅游地和景区可持续发展应突破传统的管理规制路径,探索通过感情维系、效能培养、规范树立等创新措施,培育和引导旅游者自发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     

游客破坏行为影响因素之情境因素研究综述

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环境问题,其中游客的破坏行为是各景区存在的普遍现象。目前对游客破坏行为的影响因素之环境态度的研究已较为深入,但对另一因素即情境因素的研究却十分薄弱。文章对情境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总结出其研究特征,以期为国内的相关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早期大众购买行为产生机理研究

文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早期大众购买行为产生机理进行研究,验证了购买意愿的中介作用和购买意愿向购买行为转化过程中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态度的工具性态度和主观规范的示范性规范通过购买意愿的部分中介作用对购买行为产生正向作用;知觉行为控制的自我效能通过购买意愿的完全中介作用正向影响购买行为;营销因子、时间因子、物质因子、互动因子在购买意愿对购买行为的影响关系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环境感知、制度情境对生猪养殖户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影响——以粪污无害化处理为例

基于210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采用Binary Logistic模型,以粪污无害化处理为例,探讨了环境感知、制度情境对生猪养殖户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人口统计变量和经营特征变量的前提下,环境感知因素中养殖户生态意识、责任意识显著正向影响其粪污无害化处理行为;制度情境因素中养殖户参与技术培训次数、养殖补贴力度显著正向影响其粪污无害化处理行为,社会参照规范变量显著负向影响其粪污无害化处理行为。为此,政府应加大养殖户的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制定及落实促进养猪业健康发展的补贴政策和监督机制,鼓励养殖户实施粪污无害化处理行为,促进养猪业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和养猪业可持续发展。     

促进还是抑制?互联网使用对公民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传播技术对社会整合与民主参与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本文通过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究竟促进还是抑制了公民参与行为,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方式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分析互联网对民主政治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公民参与带来积极影响"这一基本判断在中国社会依然成立;我国公民参与行为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从具体行为来看,网络信息搜寻行为对线下公民参与有积极影响,网络信息搜寻行为、网络社交活动、网络娱乐消遣行为均对线上公民参与产生积极影响。     

高管特征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基于制度理论的经验研究

在类似的外部制度压力下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为何存在异质性?根据制度理论,高管的人力资本特征通过影响高管层对制度压力的不同认知和理解,导致差异化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从而充当外部制度压力和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媒介。以2012年、2013年4830个A股公司为样本,基于公司年报构建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研究发现,女性高管与环境信息披露的概率、水平都显著负向关联;高管的年龄、任期与环境信息披露的概率、水平都显著正向关联;高管的教育水平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概率和水平存在相反的效应;高管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或任期在制度压力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因此,具备某些特征的高管在理解和应对外部制度压力进而采取环境信息披露战略时存在系统的差异,环保监管部门可以更多地从制度上引导公司高管的环境行为。     

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行为研究

推动居民参与是社区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应用的前提,但居民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环境社会治理视角提出居民行动力度的概念,采用太原市和昆明市1 896份调查数据,构建“情境—过程—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影响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平均行动力度偏低,参与层次不高,尤其在公共领域参与程度不足、决策性行为参与较少;（2）“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力度和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的影响效应高于制度环境的影响;（3）居民参与力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情境”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4）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路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特征差异;（5）培育社区治理情境、提高居民行动力度是推动治理理论有效落地和社区环境治理良性运行的核心举措。研究结果对理解居民参与行为及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网络游记分析的游客环境责任行为

旅游业的迅猛发展给目的地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游客环境责任行为是降低游客环境影响,提高目的地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网络空间的环境责任行为主要有垃圾处理行为、资源保护行为、节能减排节水行为、教育行为、参与环保活动行为等.影响游客的环境责任行为主要有态度因素、环境知识、教育和能力因素、习惯因素、榜样和从众因素、规制规范因素和支持因素等.环境责任行为产生的环境绩效主要有环境质量、景观质量、人类福祉、个体身心健康等.环境责任行为模型包括各类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影响环境行为,环境行为指向环境绩效.     

筹资环境对企业筹资行为的影响

企业筹资行为既要受政策、经济、法律等外部宏观因素的影响 ,同时又要受企业目标、企业行为、企业组织形式、生产经营规模及科技水平等内部微观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从这两方面来研究筹资环境对企业筹资行为的影响     

物流企业低碳化发展关键影响因素:识别与实证

通过相关性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环境价值观与低碳物流显著相关,物流企业低碳投入环境行为受社会规范等情境因素影响最大,低碳投入主要是外部推进型行为,而低碳行为能力等企业个性因素是物流企业低碳化运营的驱动因素,低碳运营主要是内部驱动型行为。要加强环境宣传以确立企业环境价值取向,积极发挥政策法规在低碳物流中的作用,继续提高企业的低碳环境能力和意愿。     

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对大学生环境教育的启示

对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环境行为调查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对大学生环境行为存在显著性影响的因素有性别、环境态度、环境价值观、是否参加环保社团或活动、来自于他人的压力等。据此提出重视校园环保社团建设,鼓励大学生参与环保实践;从性别视角区别开展环境教育等建议,以提高大学生环境教育的效果。     

外部绿色压力、环境承诺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

绿色创新战略是制造企业应对外部绿色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理性行为理论，构建了从外部绿色压力到环境承诺再到绿色创新战略的“认知-态度-行为”模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认知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就资源情景对环境承诺的态度强化作用进行了验证。通过对396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的检验，证实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行为决策由其对压力的认知反应及指向行为的态度决定，同时，表现为组织冗余的资源情景通过对环境承诺的强化来影响态度对行为的决定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认知-态度-行为”的认知决策机制不受企业成长阶段的影响。此外，相比于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决策者对市场压力进行积极认知反应的意愿更为强烈。     

环境价值观与消费者绿色购买行为——环境态度的中介作用研究

文章旨在考察环境态度对环境价值观与绿色购买行为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与绿色购买行为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环境价值观对环境态度、环境态度对绿色购买行为有正向影响;环境价值观能有效地预测绿色购买行为,其中环境态度是环境价值观与绿色购买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中介作用主要是通过团体的责任水平、环境友好的重要性和环境友好的不便性等因素来实现的。     

个性与行为

态度-行为关系仅仅是心理学中一个持久的问题的一部分。更一般地说,我们往往探讨在什么情况下,行为更多地受到情境力量(外部力量)的控制,或者更多地受到个人品质(内在力量)的控制,这种控制达到什么程度。在内在可变因素中,态度是重要的,但动机、价值观念以及个人品质也可能是关键的。     

家庭关系、政治效能感和女性村民选举

农村女性村民选举参与是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基于江西等省份部分农村女性的数据,探索女性村民的家庭关系、政治效能感与村级选举参与态度的关系。研究发现,女性村民的家庭关系显著正向影响其政治效能感和选举参与积极性;且政治效能感对选举参与积极性有显著正向作用。村民女性的内在效能感与外在效能感在对选举参与的影响中互为部分中介作用;家庭关系在政治效能感与选举参与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农民政治参与“态度-行为”关系:自洽、混沌或背离——基于经验研究的理论阐述

以我国5省10县1 000户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农民政治参与"态度-行为"逻辑关系的形成和转变状况,发现农民及其异质群体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之间呈低度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35,各群体中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自洽的人数占比集中在50%左右且两极分化,相差近1倍。研究表明,大多数农民异质群体表现出的政治参与态度均不完全决定或难以直接、精准预测其实际行为;尽管如此,除贫困与非贫困农民外,男性、汉族和东部农民政治参与态度的行为可预测性依序显著高于女性、少数民族以及中西部农民;总体上,农民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自洽、混沌或背离的概率主要受个体特征、经济因素、环境因素和主观因素等多方面影响且存在区域、群体性差异,但更多取决于知悉政治活动时间、村干部或村民代表身份、就业地点以及误工补贴。     

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环境态度与行为调查

以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为研究对象,以便利抽样方式调查森林旅游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相关关系,以指导神农谷森林旅游可持续经营与管理的需要。经分析得到环境责任、生态关系、游客意愿和居民福祉四个游客环境态度因子,参与互动、积极参与、环境干扰、环境维护和后续保护五个游客环境行为因子。研究发现,神农谷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倾向整体较高,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意向显著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