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影响

儒家伦理是指导安排传统中国社会关系的主要理论,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群体组织方式。其中,家庭结构模式最为典型,其他社会组织都不同程度地模拟了家庭结构关系,使中国传统社会表现出重视伦理关系、注重整体均衡与稳定、追求和谐等特点。群体的这种组织过程和管理方式尤其是它的内在精神对现代中国的社会组织仍有影响。     

社会结构变迁与人格的现代转型

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的兴起,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宏观上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微观上使人格结构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型.社会结构是人格结构在社会活动中的投射,人格结构受社会结构的规约并随之转型而分化.在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从领域合一到相对分离,人格结构则实现从依附性向独立性、从单一性到多重化、从伦理型向法制型的转变.人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民族主义——一个以波兰及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为中心的社会学分析

民族主义问题不仅是当今世界令人眼花缭乱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而且在处于转型和过渡时期的社会中呈现为令人困扰的思潮.结合着历史上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国家的传统与现状,本文对后共产主义社会境域中的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后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其起源、生发和蔓延与社会变革产生的焦虑息息相关,既与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相对立,也与社会结构变迁相承接.     

社会风险分配失衡的社会资本矫正——以法理型社会资本培育为中心

社会风险的矫正分配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而社会资本在社会风险矫正分配方面具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不可替代的优势.从法哲学角度可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伦理型社会资本和法理型社会资本,伦理型社会资本的弊端决定其式微之必然走向,而法理型社会资本符合法治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需要.法理型社会资本培育既要考虑宏观的基础性制度建构,又要注重微观的自组织发展和正当程序设计,还要考虑主流法律价值的弘扬.     

信任与秩序: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

信任和秩序的适应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传统社会,统治者依靠思想灌输,建立起与统治相适应的外控型秩序,促使人们对统治者产生超乎寻常的个人信任,普遍的人际信任则难以建立.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基于理性规则及普遍信任,产生民选政府并管理社会,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自控型秩序,这种秩序又反过来巩固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在转型过程中,社会自发产生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需要,统治者是否主动适应并改变外控模式,对社会平稳转型至关重要.     

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结构转型与制度变迁 ,在经济上表现为由传统自然经济 (包括它的变形———计划经济 )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 ;在社会组织形式上表现为由传统共同体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的转型 ;在政治制度上表现为由传统的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 ;在文化观念上表现为由传统的专制———奴性文化向现代的民主———自主文化的转型。这种转型对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从总体上看 ,现代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同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共同体社会相比给个人与社会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空间、机会和动力     

从结构角度看转型期代价问题

作为一个价值哲学范畴，代价的存在本质上源于人的生存方式的内在矛盾。具体说，是价值选择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使代价不可避免，社会结构是代价研究中理论和现实的结合点。本文从社会结构角度入手，结合系统论的方法，对代价作了哲学的探讨。文章分析了结构冲突与转型时期代价凸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结合我国“外生促动”型的特殊转型模式，尝试提出把社会结构整合作为当前代价问题的解决出路。     

梁漱溟“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及其现代价值

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梁漱溟提出了"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包含东西文化观、中国社会结构理论和乡村建设理论三个密切相关的部分,其中,东西文化观是基础;中国社会结构理论既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分析,同时也蕴涵着梁漱溟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乡村建设理论则是这一构想的体现。梁漱溟以伦理的手段和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对中国社会所作的独特分析拓宽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认知视野,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从文化角度入手改良社会的新方法。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发展

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转型。本文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宏观背景，探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基本目标、治国方略以及权力产生方式和运行机制的法律化、制度化。认为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发展，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法理型权威，使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呈现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政治发展前景光明。     

伦理型政治和法理型政治——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作一外在形态的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中国是一种伦理型政治,而西方是一种法理型政治。具体而言,中国的政治秩序主要靠伦理观念采维持,政治活动靠伦理观念来调节,政治权力靠伦理观念采制约,伦理观念在社会政治体系中居核心地位;与之相反,西方的政治秩序靠法律维持,政治活动靠法律调节,政治权力靠法律制约,法律是西方政治体系的核心。     

试论当代中国发展的转型性实质

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社会结构转型的性质，即由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由伦理社会向民主法制社会转型。结构转型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最佳选择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手段和重要标志。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实质是立足于中国乡村传统的现代治理制度的建立,是传统规则向现代规则的转化,是由带有浓厚血缘关系、宗法关系、政治关系、群体自发关系的制度形式向使社会成员具有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发展意识和群体自觉意识的刚性规则的转型。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根本路径是培育社会公民的自觉意识和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强化议事和决策程序,建立合法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嵌入性与中国社会的伦理场域

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这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一种界定与基本认识。这种认识与界定既是对传统中国的反思,又是对中国现实的把握。现代深深地嵌入在传统之中,中国人直接或间接地受传统伦理的影响和支配。伦理场域是中国人开展社会行动的依托,行动者在伦理场域中占有位置、施展策略、获取资源。因此,伦理场域是理解中国现实国情和中国人行动逻辑的关键。     

社会结构转型中的政治结构调适

随着政治系统的政策调整,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了实质性的转型,在20多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多元化和不平等等特征。政治系统必须适应社会结构的转型,积极地对政治结构做出相应的调适,进一步推动社会结构的合理转型,以形成政治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层机制分析:等级的、文化的视角

等级的身份规则是影响中国社会结构分层和流动机制的重要变量,在历史绵延中已演化为文化的深层结构,凝结成民族深层的共识,成为传统社会结构下劳心与劳力分层的重要依据.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外在表现于阶级阶层的多元划分,其内里则可能承袭了等级的分层模式下文化分层与代际流动之间的不稳定平衡.     

新二元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

新二元社会是指传统计划体制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共生的社会结构,是对中国改革进程的一种新的理解,也是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新视角。老工业基地社会既是探讨新二元社会的逻辑切入点,又是新二元社会研究的主要对象;它不是一个经济、技术和产业概念,而是对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特征的认识。新二元社会的实质是与一定产权关系相联系的两种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和文化模式。连续的强有力的政治体制,是新二元社会生成的前提,也是整合两种社会机制的条件;它事实上的存在和作用,是认识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中国经验的关键因素。在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后,这种新二元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趋势,是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     

社会结构视阈下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在社会结构视阈下,量化社会结构张力与风险的预警指标包括作为基础要素的人口结构,体现社会整合方式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体现空间分布形式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体现生存活动方式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体现社会地位格局的社会阶层结构等。可通过因子分析法精简变量,构建包括四级指标在内的可操作化社会预警指标体系,以对当前我国因社会结构张力与风险而产生的社会冲突做科学预报,充分发挥转型社会预警机制的监测、预报及防范作用。     

经济结构转型、社会利益分配与生产要素配置

经济结构的转型与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嬗变必然是一个相伴相生的历史进程,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嬗变必然会通过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变迁来具体实现和体现。因此,只有继续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才能真正完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形成良好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成功。而真正要完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就必须继续推动以开放性、竞争性和有序性为基本特征的统一市场的形成。     

经济与伦理分裂的实践批判

本文立足于马克思科学实践观,以交往实践的三个层次(利益、意义、规则)为基础,反思了经济与伦理关系及其冲突的本质,批驳了经济与伦理分裂论,探索了主体在经济伦理冲突中的实践选择。认为:经济与伦理的关系是主体间利益关系、意义关系与规则关系的整合。实践方式的分化及其多样并存是经济与伦理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经济与伦理的冲突是多极主体在实践方式、利益、意义、规则等方面冲突的整合。加快发展、提升综合实力,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普遍伦理中占有相应文化份额的基础与前提。     

转型时期中国企业管理伦理的重构

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正面临关于管理伦理问题的严峻挑战。中国很多企业的管理伦理水平已经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转型期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又更加刺激了企业不合伦理的行为。要应对这些挑战,中国社会就必须对企业管理伦理进行重构,建构起转型期中国企业管理伦理的“二阶段决策理论”:包括“是否符合道德规则”的第一阶段和“是否追求道德理想”的第二阶段模型,为转型期中国企业管理伦理决策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