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大股东减持行为实证研究

随着全流通进程的加快,限售股解禁和大股东减持行为成为当前资本市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问题。而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对大股东的减持行为起着决定性影响作用。在对大股东减持的动机和截止到2009年11月30日沪深A股312家股份全流通公司的减持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全流通后,公司的托宾Q值、公司在同行业上市公司中所处的估值水平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在整个市场中所处的估值水平越高,大股东的减持数量越大;限售股解禁数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净资产收益率、限售股股东持股成本对大股东减持数量的影响不显著等结论,最后简要分析了个人转让限售股征所得税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以及研究展望。     

托宾Q理论、估值体系重构与并购行为新特征

根据托宾Q比率理论,计算出了全流通进程中的我国沪深A股市场托宾Q值。通过国际比较,分析了目前托宾Q值仍然较高的我国沪深A股市场,随着限售股的逐步解禁和全流通进程的加快,解禁限售股股东减持行为发生的必然性,并由此导致了市场定价权由金融资本转移到产业资本。全流通不但使我国A股市场迅速进入了估值体系重构的过程,而且使市场并购行为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特征。提出了诸如完善市场运行机制,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市场活跃度;鼓励上市公司之间交叉持股,已经交叉持股的鼓励不减持;严格限制以恶意＂圈钱＂为目的、严重影响市场稳定的再融资行为,控制新股发行（IPO）速度;鼓励大股东发行可交换债券,缓解减持压力;提高社保资金、企业年金等长线资金的入市比例等稳定市场的政策建议。     

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例

用多变量分析检验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会得出如下结论:1.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指标托宾q之间存在曲线关系,支持权衡理论(Trade-off theory)。2.托宾q值和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代表机构投资者的基金比例表示显著正关联,非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水平正相关,但是大股东持股比例集中度在45%左右,非控股股东不能有效地发挥监督大股东的作用,大股东有绝对权利控制公司。     

信息优势、波动风险与大股东的选择性减持行为

非流通股解禁和减持问题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以截至2008年2月 29日的减持数据为基础,对大股东减持的各种动因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大股东凭借对公司估值和业绩前景的优势信息进行选择性的减持,高估值且业绩前景差的公司更可能成为减持的对象;与国外不同的是,A股市场的高波动风险是推动大股东减持的另一重要动因。进一步区分减持力度发现,估值与业绩前景动因对强度减持更具解释力,而高波动风险是引发轻度减持的主要动因。从大股东层级来看,控股股东的减持传达了估值偏高、业绩前景不佳的更明确信号。上述发现对投资者决策和监管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定向增发股票解禁期市场反应的实证研究

定向增发作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新渠道,近年来规模迅速扩大。以往对其某时段市场反应的实证研究或是集中于从董事会预案至增发实施这一阶段,或是集中于股改限售股解禁阶段,而对限售股解禁期的研究甚少。采用事件研究法对定向增发股票在解禁期的市场表现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分析了实施定向增发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大股东行为方式以及股市周期对解禁期股价走势的影响,以求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给予指导。     

大股东控制、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9—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大股东的视角来实证研究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并探究大股东控制在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中的协同效应和壕堑效应。研究发现：内部高管比例越大,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小;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大。大股东控制与高管薪酬激励效果的关系密切,这说明在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中大股东控制确实具有协同效应和壕堑效应。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农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

自2006年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机构投资者所持A股市值日益增加,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经营和治理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农业上市公司为例,以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研究主题,选取2007～2011年沪、深两市农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实证分析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农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农业上市公司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存在内生性问题;机构投资者对公司影响力的大小受第一大股东制约,减持第一大股东持股,加强股权制约有利于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绩效。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2007—2010年沪、深两市1 000多家A股上市公司共5 025个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旨在研究近几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股权激励政策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引入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资产规模、成长性、偿债能力的财务指标,公司绩效分别选择托宾q值和公司净资产收益率(ROE),并且将样本以是否管理层持股,是否实施股权激励,年度截面数据和总体样本进行分类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公司长期绩效指标的托宾q值为显著的正相关影响。且随着年份的增加,该正相关性越显显著,而在股权激励公司中,管理层高持股与公司q值显著正相关,但激励股本占总股本的比例在本文的模型中与公司托宾q值呈显著负相关。     

上市公司并购浪潮中的参照点效应——基于中国资本市场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参照点效应是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浪潮的重要驱动因素,股市价格指数前52周高点是中国上市公司并购决策的参照点,当期股市价格指数低于参照点的程度越大,总体并购活动数量越大,同时资本市场流动性对并购浪潮也有显著影响,股市估值偏差、托宾Q值、股市价格指数对并购浪潮缺乏解释力。     

大股东减持的市场反应与影响因素——基于市场氛围的研究

文章以中国A股市场的数据,基于市场氛围对大小非减持的市场反应程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观察与测度。研究发现大股东减持行为的确产生了短期的市场财富效应。大股东减持幅度与短期市场财富效应负相关,在股市上涨的市场环境中表现更为显著。公司投资价值与短期市场财富效应显著相关,但影响方向并不一致,投资者表现出偏好逆转现象,说明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因素是复杂的,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理性有限。      

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采取金字塔控股方式的民营上市公司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各种手段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针对沪深两市371家具备金字塔结构的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分离系数、股权制衡度、管理者持股比例和资产负债率。在ST公司和正常公司的对比分析中,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资产负债率和公司上市年限对大股东资金占用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分配研究

企业现金股利是公司金融中较具争议的问题,一直是财务学者研究的重点话题。文章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多个大股东的现实以及公司派发现金股利低且不连续的实际,在系统分析企业生长周期、企业所处行业、投资者需求以及控股股东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决策影响的基础上,将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通过影响公司的第一类代理问题和第二类代理问题而影响公司现金股利的派发。基于公司是否存在多个大股东以及多个大股东之间一致行动人的关系视角,文章以我国2008—2017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Stata15.0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企业更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度量误差,以及现金股利与多个大股东之间存在的双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的影响,通过改变自变量和因变量度量方法,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Heckman两阶段模型以及DID等方法降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仍然成立。进一步考虑公司所处法律环境、公司的控股现实以及公司的所有制性质和高管持股水平等异质性因素,结果发现,当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为市场化进程快或法律环境好时,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多个大股东会促进现金股利的发放;在相对控股企业、股权分散企业、民营控股企业以及高管持股水平高的企业中,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能促进企业分配现金股利。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丰富了股东影响企业决策机制的研究,并且为企业如何从股权结构角度改善企业与投资者关系提供了启发。     

有限公司股东退股制度立法评析——兼评公司法第75条之规定

有限公司股东退股属于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一种情形,其基本价值在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我国公司法虽然对有限公司股东退股请求权规定了适用的条件,但是也存在欠缺,如对于有限公司取得本公司股份的法律地位和处分等都没有作出规定,因而立法上需要明确。     

托宾Q值、上市公司价值与股权治理研究——基于旅游类公司2010-2013年的数据

旅游板块概念在上市公司中日益凸显为新兴的推动力量,前期大量研究为旅游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价值管理提供了策略依据。在分析2010-2013期间旅游上市公司股权数据的基础上,将公司价值置于托宾Q这一视角中,对这一关系进行典型分析,提出了＂托宾Q值——公司价值——股权治理＂这一全新的研究思路,期待解释公司价值是否对股权治理对策产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破解＂公司价值——股权治理＂过程的＂黑箱＂,尝试得出旅游行业的特性在上市公司价值中的体现,对于优化股权结构提出一些建议,进而提高旅游企业整体价值会带来一些积极意义。     

股东失权制度功能定位与体系化适用

《公司法（修订草案）》第46条首次规定股东失权规则,不同于除名制度旨在将违反重大义务或者不再具有所需资格从而威胁公司人格存续的股东驱逐出公司,失权制度并不直接指向股东身份,其制度目的在于督促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收回股东未缴出资部分对应的股东权利,丧失股东身份是股东完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附带结果。股东失权制度的优势在于公司不必被动地等待身处债务人地位的股东的履行行为,而可以掌握收回股权并另行吸纳充实公司资本的主动权。股东失权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该规则设计的解释与适用具有直接关联。从要件构成、司法实践等方面来看,《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总体指向的是股东除名规则,与第46条具有适用上的递进关系。部分未履行出资义务和完全未履行出资义务不仅具有量的差异,更存在适用股东失权与股东除名不同规则的质上的区别。两种规则在公司法体系下各自发挥不同的规范功能。     

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作用的实证分析

在公司治理中,大股东拥有控制权优势,从而为其侵害中小股东利益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大股东也有可能通过加强监督等行为为提高公司价值做出贡献。利用中国证券市场研究数据库（CSMAR）中国上市公司中的34个有效样本,以控制权交易价格和小额股权交易价格的差额估算控制权私有收益,以总资产现金收益率（RCF）作为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衡量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在获得控制权后,对公司所做的贡献为正,贡献度为13．01％,但侵害度也达到6．9I％。由此可见大股东治理具有双重效应：努力监督减少经理层的代理成本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改善,但利用控制权为自己谋取私利也损害了公司价值。因此,对大股东的监督努力进行合理的补偿以强化其积极作用,并且防止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以弱化其消极作用,是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方向。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高管层激励组合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股东由于所有权性质不同而有不同持股目的,进而通过股东大会对上市公司提供具有自身特点的激励,激励拥有经营权的高管层,使之价值取向与己趋于一致。不同股权结构给上市公司高管层提供了不同侧重的激励组合,通过高管层的经营决策,影响上市公司绩效。运用典型相关分析研究了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法人股、流通股比国有股主体更关心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和经营收益,并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绩效,而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更关心上市公司社会贡献;流通股股东更关心上市公司市场表现和经营状况;适度股权集中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和社会价值;大股东的存在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但一股独大与之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