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传统形式逻辑概念论的问题

传统形式逻辑(以下简称形式逻辑)的概念论,其中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实质的问题,比如概念是否就是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概念和名辞的关系是什么……等等。弄清这类问题有利于扫清形式逻辑改进中的某些障碍。形式逻辑传入我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把概念作为它研究的对象。最早介绍形式逻辑的书是明末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未见过原书,不敢妄议。较早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严复的译书。严译耶方斯《名学浅说》来言概念(concept),但言端(term)与名(name)。书中说“在名学为端者,在常语为名。而在常语为名者,又皆文律书中所言之名物字也。”严译《穆勒名学》,开宗明义便提出逻辑“必以分析语言为始事”。并以“论名”为逻辑的首要问题。书中说“精而论之,名物之名乎?抑意之名乎?自古至今之公言常法观之,则名者固物名也。而理家或以为未尽,则以名为意之     

西方逻辑的输入与明末文化思潮

明末西方逻辑的输入是中西文化第一次碰撞的产物.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也把西方的逻辑学介绍到中国.对于传教士来说,译介西方逻辑是为传播宗教服务的.而具有科学思想的中国士大夫显然有别于传教士,如果说徐光启翻译西方的演绎逻辑是翻译西方科学的副产品的话,那么李之藻翻译<名理探>则是为了矫正明末空疏的学风.     

语用学与自然逻辑

西方近二十年来在自然语言逻辑(或简称自然逻辑或语言逻辑)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出现了逻辑学与语言学逐渐融合的趋势,从而形成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不同分支。新兴的符号不是一门既涉及语言也涉及逻辑的学科,它包括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三个方面。《语用学与自然逻辑》一书,正是为了介绍西方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章太炎、梁启超、章士钊的中西逻辑的比较研究

一、章太炎对名学、因明与西方逻辑的比较研究 章太炎一生著述甚多,内容涉及史学、语言学、文学、逻辑学诸方面。章太炎在逻辑方面的主要成就在于进行了西方逻辑、中国名学与印度因明的比较研究。在章太炎之前,严复对西方逻辑作介绍时,已经注意到对西方逻辑与中国的传统名学进行比较研究,但严复还没有注意到对世界另一支逻辑的重要流派——印度因明进行比较研究。章太炎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 印度因明自唐代正式传入汉地以后,曾经兴盛过一段时间,后来则随着佛教法相宗的衰落而衰落,到明清之际,因明几乎成了绝学。到清代晚期,佛学法相宗又趋向复兴,因明也随着得以复苏,当时对复兴佛学较有影响的人物是杨义会(1837—1911),他27岁时开始学     

《红楼梦》与中国历史上的人文主义思潮

“人文主义”是humanism的译名。在中国 ,晚明社会和清朝前期以李贽、汤显祖、戴震、曹雪芹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潮 ,适宜于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思潮在当时的中国虽然没有掀起西方那种文艺复兴运动 ,但它是近代文明的滥觞。《红楼梦》这部贯穿着人文主义思想的著作 ,无论是在封建社会“末世” ,还是在近现代 ,都是读者的启蒙教育书。就是对于今天的读者 ,它也仍然有着启蒙教育作用。     

建国以来谭嗣同哲学思想研究概述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早年致力于中国古典书籍的学习,青年时期则游历南北各省,既广泛接触了现实的中国社会,又广泛接触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学篇》、《思篇》、《思纬壹(?)台短书—报贝元征》、《兴算学议》、《北游访学说》、《仁学》等,其中尤以《仁学》为重要,它集中反映了谭氏的自然观、认识论及社会历史观。     

建国以来谭嗣同哲学思想研究概述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早年致力于中国古典书籍的学习,青年时期则游历南北各省,既广泛接触了现实的中国社会,又广泛接触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学篇》、《思篇》、《思纬壹(?)台短书—报贝元征》、《兴算学议》、《北游访学说》、《仁学》等,其中尤以《仁学》为重要,它集中反映了谭氏的自然观、认识论及社会历史观。     

从《辨学名词对照表》看逻辑术语的变迁

西方逻辑学传入初期,不同译者对逻辑术语有着不同的翻译,这对逻辑学的传播产生了不利影响。清朝编订名词馆颁布了中国第一份经官方审定的逻辑学术语名词表——《辨学名词对照表》。事实上,这并没有能够达到统一逻辑学术语译名的目的。这有其客观原因,我们不能就此否认《辨学名词对照表》的作用和意义。对于"Logic"之译名,不同时期的翻译不尽相同,甚至同一时期不同译者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意谓。一个西方逻辑学术语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名称演绎本身也是中国逻辑学发展所经历的过程。     

佛教精神之承继与高扬——谭嗣同的“应用佛学”及其价值取向

晚清中国思想界有一颗慧星,那就是谭嗣同,为使世人知悟中国变革必从流血而成的道理,谭嗣同又是“中国流血第一烈士”。谭嗣同曾好船山之学,喜谈名理。在南京与著名佛教居士杨文会结识后,从其研习佛法,思想学问由此大变。他以佛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的思想为基础,著成《仁学》一书。其所谓“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当是谭氏身体力行的“应用佛学”,以至于可把《仁学》当作“佛书”来读。     

从《水浒》成书的过程谈对《水浒》的评价

中国几部杰出的古典小说,似乎都遇上了虎头蛇尾,不得善终的厄运。《三国演义》写到后来,故事和人物都没有生气了。《红楼梦》原作者没有写完,后一部分是别人的续作。但这两部书总算还大体完整,《水浒》的情况要严重得多。这部书前半不愧为杰作,后半却相当糟糕。为什么一部书前后会有如此之大的悬殊呢?问题就在于它是“一部书”,又不是“一部书”,开始作这部书的作者根本就没有想到后来会有这样的结局。因为它不是一个时代一个作者完成的著作,而是在长达几百年间无数作者共同创造的作品;存在它里面的各个部分无论是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都不是统一的。     

误解与知音——从余英时的“两个世界”到“红学探佚学”

余英时和宋淇的红学研究,本质是追求曹雪芹的“原意”和《红楼梦》原著的完整艺术构思,其实与红学探佚研究一脉相通。他们追求的“红学革命”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当时探佚学还没有大规模突破,以及他们缺乏更宏观的文化视野。是探佚学实现了他们的未竟之志。《红学通史》对文本意义阐释之绝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使它的某些“视界融合”陷入悖论。     

略论鲁迅早期的西学观

西学的传入中国,始于元明之际。鲁迅说:“泊元明时,虽有一二景教父师,以教理暨历算质学干中国,而其道非盛。”①如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等把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带到中国来,但从整体上看,当时西学的传入中国是零碎的,小量的,缓慢的,尤其是清康熙帝的下令禁教,更直接影响了西学的传入。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大开,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而来的,是西方文化的开始大量传入,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学传入的规模愈来愈大,于是西方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发生了猛烈的大撞击,鲁迅早期的西学观,就是在这种大撞击中逐渐形成的。     

试谈《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色

《庄子》一书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这部著作主要是用来谈论哲理的,但是它却极富文学色彩,因而也可以把它当作先秦时期的一部文学著作来读。这部著作虽非一人一时之作,但表现在文学上却是比较统一的。这部著作在文学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它那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试述如下。     

从思想史的发展看西方天地之学传入中国的意义

中国传统的天地观念为"天圆地方",认定中国作为礼义之邦,居天之中央,由此派生出华夏中心论。这种观念虽然受到过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算历及地舆之学的冲击,但并未动摇其基础,于是又派生出西学中源的虚骄观念和中体西用的保守思潮。而鸦片战争前后所传来的西方天地之学,带有彻底的革命性质:一方面它将天地人视为统一的宇宙演化过程,不仅地球无中心,整个宇宙亦无中心,居于其中的人类正是宇宙长期演化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它彻底埋葬了中世纪的神学目的论,也带动了民主思想的大发展。因而,西方天地之学的传入,使明清之际萌发的民主、民生思想顿时成长起来而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从《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的问世可见,西方天地之学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文选》在扬州

南朝梁萧统选录先秦至梁代的诗文辞赋,编集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后来有许多人为这部书作注释,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文选学”,也简称“选学”。它的发展,从隋代开始,一直是以扬州为研究中心的。《文选》     

徐干的名辩思想

东汉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一些较为进步的思想家起而批判时政,也注意到运用名辩的原则。这,以王符、徐干为代表。他们的名辩思想,上受王充《论衡》的诘辩之学与其重效验的逻辑认识方法的影响,下开魏晋时期所谓名实派、名理派的论辩之风,在中国逻辑史上应有其一定的地位。关于王符的名辩思想已有拙文《王符的“明真”的逻辑思想》(载湖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加以论述,这里续对徐干的名辩思想论列于次。     

《海国图志》与日本世界观念的重构

<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前,日本以"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方式看待日本与世界的关系.虽然日本的洋学对西方的地理情况作过介绍,但其对世界的认识存在偏差和不足,也没有能够深入到人文社会与政治等领域.<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日本通过该书内容的介绍开始了对于世界的探索,并且在对书中所传达的观念的运用与批判中开始了对<海国图志>思想的超越.     

中国古代逻辑的推论形式——说

说,作为中国古代逻辑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相当于推论,具有推理和论证两方面的特征。在中国古代逻辑中,人们经常把说与辩放到一起来论述,荀子说:“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又说:“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正名》)可见,说与辩在中国古代逻辑中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推理和论证在西方传统逻辑中有比较明确的区分,因为这两者有着不同的性质。推理虽然是论证的一种手段,但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求知,借用古印度的逻辑学——因明学的话讲,是为了“自悟”,着限于自身;论证的性质则不同,它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悟他”,着     

中国古典图书分类法及目录学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的各种图书分类及目录学很早就传入日本,对日本学术界产深远影响。迄至今日,它们仍然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可稽考的传入日本最早的中国图书分类暨目录专著,是梁代阮孝绪的《七录》,但其分类之学并未被日本藏书界所用。至奈良时代,其图书事业开始勃发的日本,置中国陈旧的七略,七录之法于不顾,而直接受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图书四分法。唐代,代表当时中国图书分类法及目录学在国家藏书与史志中运用的最辉煌成就有《隋书·经籍志》、何茂庶的《四     

评《社会伦理学研究》

《社会伦理学研究》是一部具有创见性的学术著作,它表达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诉求,另一方面它又为规导社会发展的方向提供参考。它确立了这样一种理念：以＂生活优先＂而非＂逻辑优先＂的原则,来谋求人之＂所是＂与＂所应是＂相统一的＂成人之学＂,来阐释个人与社会的相辅相成,《社会伦理学研究》一书问世,不仅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而且也表征着中国社会伦理思想研究走向了一个新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