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思想研究

罗尔斯在后期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公共理性这一根本性的概念。通过对现代民主社会基本状况的分析,罗尔斯认为,从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传统出发可建构出一种政治正义观念,而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公共理性能够成为政治正当性证明的公共基础。因此,通过考察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罗尔斯公共理性思想的基本特征。     

政治构成主义的悬空状态

通过比较康德的构成主义与罗尔斯的政治构成主义 ,检视政治构成主义的构成过程与其前提、构成的理想环境、构成的结果之间的关系 ,指出罗尔斯构成主义之中的内在矛盾 ,诸如实践理性的假定性质、构成的前提与构成结果之间的循环论证 ,以及政治构成主义的悬空状态等理论问题。本文借此证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并没有达到其根本任务 ,即为在理性的多元主义社会之上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提供正当性证明     

重叠共识、公共理性与合乎情理的政治多元论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着力建构的两大核心概念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在坚守自由主义理论底色的同时,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种"政治的自由主义"。这又招致了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走失"与共和主义公民行动性匮乏的质疑。然而由于诸种原因,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的含义是含混的。通过透析罗尔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合乎情理的多元论的适用范围就能扩展至正义的观念。因公共理性与正义观念的多元化,政治的自由主义便呈现出了一幅饱含政治商谈的图景,从而成功地回应了上述批判。     

政治理性：认知理性还是公共理性——论桑德尔对罗尔斯理性观的挑战

在对正义原则进行哲学论证时,罗尔斯借助了工具理性和基于个人间的公共理性的观念,桑德尔批评罗尔斯的这种理性观念是先验的,是与他的先验人性论——自我观紧密相联的。桑德尔越过罗尔斯的理性观,进而提出了他自己的理性观——社群背景下的认知理性:在社群背景下发现自己目的和认识自己目标的能力。     

公共理性与动机:一种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

公共理性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其论证的成败决定着后期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说服力。罗尔斯的论证的一个薄弱之处在于,他未从动机的角度对公共理性的实践性和可行性做出充分说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应该借助教化的力量,在个体的主观动机集合中增补他所强调的"合理性"要素,以促成一种在规范上和实践上都经得起辩护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与政治共识———罗尔斯对康德及霍布斯观点的继承与改造

公共理性通常被构想为一种有助于促成或维持政治共识的理念。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乐观地估计了理性自由运用与政治共识之间的关联。罗尔斯拒斥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转而采纳霍布斯式的构想,将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机制以维持某种政治关系。但也因此,罗尔斯必须在不诉诸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理性提供新的规范性基础,以弥补霍布斯式公共理性的伦理缺陷。结果,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既无法解决根本的价值冲突,亦无法在具体公共政策上促成实际的共识;其功能在于维护由作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那些政治价值所界定的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使公民相互确信在这种关系中达成政治共识的道德可欲性和实践可能性。     

罗尔斯的政治建构主义与实践理性的建筑术

政治建构主义是罗尔斯在后期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为了解决早期所不能解决的公共证成的难题。他的建构模式基本来源于康德,其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实现学说的自主和获得客观性。和康德不同的是,罗尔斯选取的建筑基石是实践理性的原则,而非实践理性,另外,他的建构目标是一个自由站立的、扮演公共角色的政治正义观念;建构过程的完成标准是获得反思平衡。罗尔斯的政治建构模型可以解决异议和分歧,具有契约论特色,为多元社会中一种学说的自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罗尔斯的正当性证明问题研究

罗尔斯的正当性证明问题在英美政治哲学界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国内则相对缺乏总体研究.罗尔斯正当性证明的方法是和其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由于他同时运用了几种不同的方法,导致人们对这些方法之间关系的理解上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实践理性、公共理由与正义观念的辩护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都深受康德的实践理性观念影响,试图通过契约程序或理想商谈情境去阐发被康德认为是体现了实践理性本身要求的绝对命令程序,来为理性的公共运用确立一个规范框架.他们在关于正义观念的辩护问题上的著名论争,实质是对于何种程序设置才能合理地反映一种不偏不倚的道德观点的分歧.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在理想商谈条件下经由公民平等讨论后在相同的公共理由之上形成的共识,才具有道德规范性;罗尔斯认为,在其对正义观念的辩护中,原初代表的“独白式”慎思并不必然会阻碍对不偏不倚道德观点的体现;并且公民基于各自的理由在正义观念上达成重叠共识,是合理多元条件下面向公民的完整统一的实践理性为正义观念作辩护的要求.     

重叠共识如何可能?——后期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理念

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条件下 ,人们持有互不相容的综合学说 ,但何以能够共存于一个稳定的社会 ?罗尔斯在解释此类问题时采用了一种脱离真理性的合理性观念 ,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的重叠共识观念。后期罗尔斯通过对这些观念以及相关的政治建构主义、公共理性等观念的论述 ,实现了从前期规范性的正义学说向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的转变。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合法性维度

现代政治视域中的合法性关涉现代公民社会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应当服从的"合理的个人主义"的理性原则,而实践理性的基本机制是主客体间互为"扬弃"。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合法性核心命题是政治主客体之间互为"扬弃"的合法化机制的理性证成。一方面,政治主客体的客观地位需要通过政党政治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现代性进行"解释"而证成;另一方面,主客体互为"扬弃"的合法化机制需要通过对经验中的合法化范式进行逻辑的"改造"证成其正当性。     

罗尔斯的秘密及其后果

罗尔斯政治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英美分析哲学、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政治学、当代经济学等众多领域有不同的思想来源,呈现出从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斯退士）、马克思到维特根斯坦（马尔柯姆）、伯林、哈特的多重来源。在斯退士的直接影响下,摆脱基督教成为罗尔斯思考社会正义问题的逻辑起点,黑格尔哲学为罗尔斯构思正义理论提供了体系框架,分析哲学为他论证正义理论中的诸多原则和概念提供了精细的方法指导,当代经济学为罗尔斯解决正义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由于罗尔斯本人有意隐瞒其中的某些思想来源,尤其是隐瞒了他同黑格尔和斯退士的关系,形成了所谓“罗尔斯的秘密”,导致中国学者误读了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进而误读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     

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的后期政治哲学

作为对各种批评的回应,罗尔斯的后期政治哲学对《正义论》进行了反思和修正。这种反思、修正和回应主要表现在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三个主要方面:正义原则、原初状态的证明和稳定性问题。     

先秦政治思想中的政治正当性问题刍议

政治正当性意指对政治秩序的道德评价,关系到政治统治的稳定性。古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大体上,首先经过殷周之变,西周的政治正当性奠定在了天命论的基础上,统治者有德才能受命于天;其次经由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剧变,儒家的心性论将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进一步落实于个人内心的德性修养上,并以此与天内在相通。先秦时代的政治正当性大体奠定在天、君、民三者的相互关系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一国宪政到万民宪政——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逻辑理路浅绎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是公平正义的观念 (Justiceasfairness) ,而“原初立场”和“无知之幕”是其理论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他首先在一国之内得出了民主宪政两个政治正义的原则 :公平原则与差异原则 ,晚年 ,他在《万民法》一书中又将这套原则推广为国际交往原则 ,企图在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建构国际和平的新秩序。这一宏大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代表了 2 0世纪后半叶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新发展。     

论哈耶克的合法性理论：在形式与实质之间的努力

政治合洪胜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为什么人们要认可并服从一定的政治系统。所以,任何一个政治系统都要追求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过程来看,合法性有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之分,二者如果保持适度的张力,是维持和稳定一定政治系统的重要合法性基础。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主流分支,在西方政治生活中长期居重要地位,而哈耶克作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其合法性理论在形式与实质之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希望在合法性理论日益成为当今我国政治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之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哈贝马斯与政治合法性

其他当代政治哲学家主要关心正义问题,与其不同,哈贝马斯最关心的问题中合法性。本文从两个方面讨论了政治合法性,一个方面是法律的合法性,另一个方面是国国家的合法性,而两者的合法性都来自人民的同意     

有关合法性概念及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的几点思考

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如今已成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法性是维持一个政治体系长期存在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在国外 ,对合法性概念的界定存在争议 ;在中国古代则表现为几个不同的层次 ,其君主合法性的取得与维持也有其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因素 ,而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的基础     

利益协调与政治稳定——西塞罗的混合政体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西塞罗认为混合政体具有保障人民权利和维护社会正义的价值,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最佳政体。他强调混合政体在制度上协调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融通贵族的权威与平民的自由权利,从而发挥了消弭不同社会等级之间利益纷争、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作用。西塞罗的混合政体其本质是通过社会各阶层共享权力,建立利益均衡的社会关系,从而实现政治稳定,使利益协调取代以权制权成为实现政治稳定的新模式。因此,在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应该发挥国家机制与社会机制的双重作用：一方面要通过政府权威保证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要开展社会建设协调社会利益。     

国家政权建设视野中的爱国卫生运动探讨

爱国卫生运动是当代中国一场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的国家卫生运动。它的出现,一方面契合了建国初期的大规模的卫生改造,另一方面,也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发生的细菌战有着密切的联系。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卫生观念,增强了国人的体质;同时,它在卫生防疫方面取得的积极效果,获得了民众对于新生政权的认同,推进了新中国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构建。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国家政权实现了权力的进一步下沉和渗透,这强化了国家对社会及民众的控制与动员能力,有效地巩固并强化了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