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朝政府的“茶马互市”管理制度

“茶马互市”是指以内地茶斤交换藏区马匹的经济活动。唐、宋以来,以明朝政府对“茶马互市”的管理制度最为完备。本文从明朝政府对茶叶生产、茶叶运输、茶叶贮存、茶叶销售的有效管理,以及修复和拓宽茶马古道等方面,阐述明朝政府通过熟练地运用“茶马互市”的经济杠杆,以达到治理藏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政治目的。     

论明代茶马互市的经营管理

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空前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经营管理制度。正如《明会典》记载的那样:“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察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对茶叶的产销、收贮、输送、交易、督察等各个环节,都设官置吏,统筹管理。 1.茶马互市的管理机构 明代先后设置了茶马司、茶马御史衙门,作为国家茶马大政的执行机关,负责市马官茶的收贮、给散和收纳茶马等事务。     

论明代的“以茶治边”政策

“以茶治边”的经济前提是茶叶生产的发展和税茶榷茶制度的实施。其理论基础则是依据“番人倚茶为命”而建立的所谓的“以茶驭番论”。并以此为前提制定了茶叶经济政策尤其是茶马互市政策 ,一方面垄断茶马市场 ;另一方面 ,又对西北游牧民族上层实行“以茶赏番”政策 ,从而加强对西北地区的联系与统治。这一政策对国家的统一、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代茶马互市的法律规制

宋朝对茶马互市实施严格控制,各项制度日臻完善。为确保茶马互市顺利开展,宋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茶马贸易和管理的法律规制,主要内容以榷茶博马专卖法制为核心,还包括职官管理、市场开禁、茶马价格、入蕃茶禁以及私贩马罪罚条格等具体律令条规,这对保障西北、西南沿边的茶马贸易起了重要作用。     

茶马互市及其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上,各民族、各地区间不仅有着悠久、牢固的政治联系,而且有着传统、频繁的经济交往。这种交往在不同历史时期,依据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经济发展的特点,曾以种种丰富多彩的形式进行过。“茶马互市”便是其中颇负盛名的一种。 茶马互市,主要是指我国北部与西部从事畜牧业经济的少数民族,用马匹等牲畜及畜产品与内地换取茶叶、布帛、铁器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比较集中的大规模集市性贸易活动。它开始于唐代,盛行于两宋、明、清,长达千余年。这种贸易因大多由封建国家所控制,或在国家政令的许可下,由各族群众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而被称为“官市”和“民市”。另外,还有不顾上述政治上的种种限制,进行走私贸易的,又称为“私市”。不可否认,茶马互市贸     

明代四川茶马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

汉藏茶马贸易,肇始于唐,盛于宋明,尾绪于清.茶马互市相沿数百年,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在民族关系史上无过此者.它是藏汉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两族人民之间最主要的经济活动.藏谚云:“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茶叶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至关重要.《西藏志》载;“藏番蒙古不拘贵贱,饮食皆以茶为主”.《西藏图考》载:“番民多食糌粑、牛羊肉、奶子、奶渣等物,其性暴,而茶所急需,故不拘贵贱,饮食以茶为主”.《明史·食货志》中说:“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明代的茶马贸易因袭唐宋旧制,但在内容和形式上又有很大的变化和新的发展.本文所要论及的,就是明代四川茶马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     

宋代官营茶马贸易制度的建构

茶马贸易自唐开始,始终被历代封建王朝视为一项“国之要政”。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间互通有无的贸易问题,还涉及到政治,军事,国防诸方面。宋代神宗熙宁年间对官方控制的茶马贸易作了制度上的规定,包括榷茶制度、组织管理机构设置和职官制度、川茶搬运制度、比价原则、禁贩制度等,形成了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初步格局,确保了茶马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     

茶马互市与明代青海货币经济

始于唐代的茶马互市,到了明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出于安边防、充军马、裕国用之目的,明廷在西北地区设茶马司,除以茶、丝绸等交换马匹外、还大量以纸钞、银两等货币购买马匹。同时,一些被赐予官职爵位、敕封名号的僧俗首领,纷纷定期入京朝贡,明廷除赐予茶叶、绢帛外,还大量赐予纸钞、银两和铸币,贡使亦逐渐以商贾为主体,并由此出现了多种贸易形式,使青海地区与中原的商品贸易关系紧密化,直接化。这些都涉及和影响到了这一时期青海地区货币经济的内容和特点,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谨请识者不吝指教。     

论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的转型——从词与物的传播说起

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但由于古道赖以存在的必要传播商品丝绸不是生活必须品,丝绸之路时有中断。伊斯兰教的东渐,使丝绸之路有一个大的中断。随着恃茶习俗在丝绸之路上的形成,茶马互市在丝绸之路上出现,丝绸之路得以复兴。唐宋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必要传播商品由丝绸转换成茶,丝绸之路开始向茶马古道转型。     

明代招商中茶制下茶商特权地位的孕育与发展

明代招商中茶制是明朝利用茶商的力量将川陕茶叶运往西北茶马司易马,并以变卖茶叶运输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作为酬劳。这一茶政制度的实施将茶商推向了汉藏茶马贸易的前台,出现了官茶商营、官商分利的局面,打破了明政府垄断茶利的格局,为茶商专营边茶的特权地位创造了条件,也为官营向商营贸易奠定了重要基础。     

清代地方政府对“万里茶道”茶源地茶业的经营管理——以安化茶业碑刻资料为中心

安化茶区是“万里茶道”重要的茶源地之一,茶叶远销我国西北、蒙古草原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在茶业经营活动中,安化遗留了大量与茶业相关的碑刻资料,客观上反映了清代安化地方政府对茶业的管控情况。从现存碑刻资料看,安化地方政府在茶叶生产、运输、贸易和采办贡茶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试图构建在政府管控下的茶叶市场秩序,以保障茶叶市场的正常运行,这些措施对安化茶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于社会动荡、管理者认识和能力缺陷等原因,茶业经营活动仍弊端丛生,违规经营屡禁不止,反映出地方政府在社会大变局背景下基层社会管控能力的削弱与不足。     

藏族茶文化：茶马贸易与藏族饮茶习俗

藏族茶文化出现于吐蕃时期，其发展历程依次经历了知茶、需茶和嗜茶三个阶段。藏族茶文化兴起的每个阶段几乎与茶马贸易不相分离；茶马贸易又以茶文化在藏区的传播为依托。一方面，官营茶马贸易的开展加速了藏区茶文化的传播，直接导致了少数民族饮茶习俗的形成；另一方面，官营茶马贸易的产生本身又与中原茶文化向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相关联，当少数民族有了用茶的需求时，才能为大宗茶马贸易的开展提供可能性。     

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

张家口是清代塞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是汉蒙贸易、中俄贸易的重要转运枢纽,清政府在此设关征税。在张家口从事贸易者以晋商为多,其输出商品以茶叶、烟草、杂货为大宗,输入则以毛皮、土碱等为主。鸦片战争后,俄国商人的介入使张家口商业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一,张家口税关的税收大量流失;其二,晋商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逐渐被俄商所取代,与茶叶贸易密切相关的金融业也出现萎缩。     

唐代茶及茶文化对外传播探析

唐代繁荣昌盛的社会形态、迅猛发展的茶业、日益繁荣的茶文化、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活跃的外交活动及僧人频繁的互访留学等各种有利因素,为唐代茶及茶文化向外广泛而有效传播提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运输和外交往来等诸多有利条件和广阔的平台.唐代茶及茶文化向外传播不仅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及海外诸国的饮茶文化习俗的形成及茶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促进了唐朝和这些地区间文化、科技、贸易、经济等方面的广泛交流与合作.     

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

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莫斯科,全程超过4.5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以武力推动对华商务扩张,外商在华享尽各种特权,华商在与外商竞争中纷纷败北,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山西商人也不得不退出对俄茶叶贸易,茶叶之路为以沙皇政府为后盾的俄商垄断.     

论印度茶的崛起对晚清汉口茶叶市场的冲击

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由于印度茶的崛起,汉口茶市受到来自国际市场的猛烈冲击,茶农、茶商均苦不堪言.究其原因,在于印度茶园采取的是在英国资本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大生产,其规模经济产生的高效率,实非传统手工、分散经营、资金匮乏、厘税苛繁、信息不灵的中国个体茶农可比.这意味着,中国茶的成本必然高于印度茶,在价格竞争上没有多少优势可言.晚清汉口茶叶市场虽然受到印度茶不同程度的挑战而时有剧烈波动,但整体贸易状况仍属繁盛.个中原因,概有如下三点一是俄国市场需求旺盛,常年刺激着砖茶的巨额出口.二是欧美市场仍看好华茶.三是国内需求大,这从晚清汉口茶馆业的蓬勃发展即可窥见一斑.     

宋代澉浦镇兴衰轨迹再探

北宋中前期,澉浦镇完成军事性质向经济性质的转变。北宋后期至南宋中前期,其经济功能进一步强化。南宋后期,澉浦镇渐趋衰落,其衰落与鲍郎盐场的分立并无直接关系,而与当时南北政权的政治军事格局转变相关。端平以后,蒙元发动灭宋战争,南北关系趋于紧张,澉浦镇作为临安门户,军事地位凸显,影响其海运事业,遂至衰落。澉浦镇的兴衰转变展现了南宋时代江浙地区通商与海防的矛盾,促使我们去反思江南市镇发展史的“延续性”问题。     

明代官营茶马互市分期及表现

明初,明太祖为达到既用内地茶叶控制边区,又用边马巩固国防的目的,建立了空前完备的官营茶马互市制度,促进了明代官营茶马互市的发展和繁荣,后继者不时整顿和变通,来维护官营茶马互市的发展。对明代官营茶马互市的分期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它的不同时期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