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上三条茶马古道的联系及历史地位

在明清以来的交换史上,为了确保边疆安全和促进民族融合,曾经由政府直接经营着三条茶马古道,这就是陕甘茶马古道、康藏茶马古道和滇川茶马古道。这三条茶马古道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形成互相交错的庞大贸易网络,共同构成横跨北中国八省区与丝绸之路交叉并行的交通大动脉和贸易大通道,成为世界东方最著名和富有影响力的贸易古道。     

"茶马古道"旅游品牌打造的思考

“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农业地区和西部边疆游牧业地区之间进行以茶、马为代表性商品的贸易而形成的商道。作者在参与了实地考察后 ,指出这次考察不仅在学术研究上贡献甚巨 ,而且对“茶马古道”沿线的川、藏、滇三省区旅游业发展亦有所推进。     

陆路佛教传播路线西南转向与茶马古道的兴起

伊斯兰教在中亚的扩展,使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受阻。吐蕃的兴起,吐蕃和唐朝、尼泊尔关系的建立,使佛教在东亚的陆路传播路线有了新的途径,佛教传播路线开始转向,由早期的丝绸之路的西北路线转向穿越横断山和喜马拉雅山的西南路线,并进一步伸向印度、尼泊尔、缅甸,再进一步延伸到南亚和东南亚。转向的佛教传播路线把早期相对孤立的局域形态的盐运马帮古道联网成跨越横断山和喜马拉雅山的全域网络,这为后来出现的跨越横断山和喜马拉雅山的茶马古道提供了重要条件。     

滇西茶马古道第一镇——鲁史古镇

在云南省凤庆县,有一个居于澜沧江和黑惠江之间的打镇——鲁史古镇。这里东南北三面环口,形成于1302年的鲁史占驿道,是内地通往边境的通道。而早在唐宋时,它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条马帮运输线,清朝、民国时为茶马古道。因地理位置险要,鲁史古镇曾一度成为滇西茶马古道的咽喉重镇,被誉为“茶马古道第一镇”。     

茶马古道与百越古道

文章论述了茶马古道的由来和研究现状,论述了茶马古道和百越古道的区别,对百越古道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前瞻。     

茶马古道与鹤庆商帮

茶马古道,是历史上一条贯穿滇、川、藏等省(区)的马帮运输古驿道。在过去的岁月中,它曾是社会交往、民族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传播民族文化和传承精神文明的载体。鹤庆商帮通过多年在茶马古道上的拼搏,创造了自己的辉煌,促进了鹤庆经济的发展。     

遗产廊道视域中滇藏茶马古道价值认识

滇藏茶马古道是历史上纵贯西南边疆的民间商贸通道,对西南边疆民族经济互助、文化交融、民族和谐、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然而,社会的发展改变了茶马古道的角色和功能,急需全面分析古道所面临的现实和理论背景以阐明重新认识滇藏茶马古道价值的必要性。基于此,提出茶马古道全新价值观,即古道在遗产价值、维护生态安全、遗产游憩廊道、爱国主义教育和寻求共同地方认同等方面的多元价值表现。以古道新价值为依据,指出构建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廊道是发挥和利用古道完整价值的适合途径。     

论茶马古道的文化内涵

茶马古道的文化内涵丰富而深厚,具有悠久的历史性和独特的地域性,它的多元宗教尚体现出交融与和谐共生的特点,茶马古道区域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其文化呈现出相互融合的现象,区域内商品贸易的交换性和互补性,使得各民族长期以来自然形成了相依相存,和谐共生的亲密关系。     

论电视剧《茶马古道》阐释的文化价值

在电视剧《茶马古道》中,“茶马古道”不仅给人物提供了一个活动背景和舞台,而且自身也成为一个“角色”,构成一种民族历史、民族传统、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它除了原本意义上的滇、藏两地茶马互市的经济交通要道,更多的是作为向人们展示电视剧蕴涵的民俗学价值、生命学价值、社会学价值和宗教学价值的文化长廊。     

茶马古道——亚洲最复杂的古代商路

茶马古道“申遗”开始走上正轨——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中国茶马古道研究中心在丽江宣布成立。将对茶马古道的文化遗迹进行系统调查,并着手开展两岸茶文化交流。同时,中心计划明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当代英诗中的丝路形象与想象

丝绸之路是丝绸、瓷器和玉石等货物的贸易之路,也是东西方宗教、思想与文化交流的枢纽。以当代英诗中的丝路形象为研究对象,以跨文化形象学为理论基础,以Nvivo11质性软件为具体工具,通过逐字逐行阅读当代涉及丝路元素的英诗文本,并对其编码赋值,结果发现：当代英诗中饱含着诸多的丝路形象,呈现出乌托邦化、意识形态化和褒贬并生的三大范式,其中乌托邦化丝路形象是当代英诗关于中国形象最为稳定的结构范式。作为英诗记忆符号的丝绸之路,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西渐与海外中国形象的提升具有镜像宝鉴作用。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可以借由英诗客体输入的丝路形象,为丝绸之路的复兴和丝路文学的景观发掘提供软实力的文化支持。     

丝绸之路天山南部东段交通线路的历史变迁

联系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是多条交通线路的统称,历史时期交通线路随着气候变化曾发生空间变化,形成随交通线路变化的文化遗存时空格局,厘清汉唐时期该区域交通线路的变化,有利于丝绸之路文化遗址研究与文化旅游线路开发。以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为基础资料,在野外考察、调研与民间访谈获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天山南坡东段交通线路的历史变迁。研究认为,汉唐时期该区域交通线路经历了从南向北的时空变化,交通枢纽区从罗布泊盆地变迁到吐鲁番盆地,再变迁到哈密盆地;交通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气候变化、中央政权的稳定性及其对西域的经营力度。     

古代丝绸之路文学概述

古代丝绸之路文学是丝绸之路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为进一步廓清丝绸之路文学的发端、演进和成熟的全过程,拟从文献学、比较学和传播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多方面的考察。经过对先秦至明清时期沿丝绸之路一带的中外各国及地区内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和发生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古代丝路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特殊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依据它的这种特殊性,大致可将其分为散文、诗赋、说唱、戏剧、小说、神话传说及其他共七类。古代丝路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对于世界和中国文学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声”

浙东地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会之处,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人文环境吸引了丝绸之路上活跃的胡人。唐代有不少西域胡僧、胡商曾进入浙东传法、兴贩;浙东官员中也有不少西域胡族,有的还著籍于此成为地方士族;还有不少胡族文人因为浙东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慕名而来漫游、隐居。浙东本土胡族文学家族和流寓胡族文人的文学创作给浙东文坛增添了特别的“胡声”。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风、胡音创造了唐代胡汉文学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新典范。     

简论西南丝绸之路

西南丝绸之路大致有成都经今西昌、大理入缅甸至印度道,成都经今大理入缅甸沿伊洛瓦底江出海道,成都经今宜宾、昆明、蒙自至越南北部出海道３条路线。中国历朝重视经营西南丝绸之路,尤以汉、唐、元三朝为最。统治者注重西南丝绸之路,初衷是为海外诸国朝贡、相互遣使以及对外用兵提供便利。随着商品经济渐趋活跃,该路成为重要的国际商道。     

丝绸之路形成的东方因素分析——多样性文化与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为了揭示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交流对于人类文化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以便凸显维护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意义,以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为基础,采用综合考察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各地主要文化因素及其交流聚合现象与突出特点的总结,进而解析丝绸之路形成的东方因素。研究认为:中国在丝绸等方面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以及对西方世界诸如小麦加工技术等发明创造的需求,从而构成了丝绸之路形成的东方因素;政治因素虽不可否认,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关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的几点见解

对丝绸之路的发现和文化内涵的解析,尤其对丝绸路历史文化的研究,是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先行之举。丝绸之路的跨国性、历时性及文化多样性,彰显了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效应,坚持世界史观与全局性、比较论证的观点,是推进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的内在生命力,也是当前丝绸之路研究热潮的重要推动力。     

灵缇：丝绸之路上的猎犬及其文化交流意义

猎犬是古代狩猎活动中的重要工具，在人类狩猎史尤其是文化交流史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在汉文、希腊文、波斯文、察合台文、阿拉伯文传世文献以及相关的考古出土资料中曾出现过不同品种的猎犬。其中，灵缇作为丝绸之路上各地皇室贵族最喜爱的猎犬之一，从埃及到中国、从非洲到亚洲的东传过程反映了丝绸之路沿线各地之间的交流状况，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其次，目前所发现的画像石、壁画、金银器、绘画等资料展示了灵缇在中国古代皇室贵族狩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最后，以灵缇为代表的猎犬入贡中原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国的强盛与繁荣，也揭示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内容的丰富性与广泛性。     

浅议地理环境对北方、南方陆上丝路及海上丝路的影响

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历史时期中国对外交通必须通过北方、南方陆上和海上丝路联系域外,三大丝路沿线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各自丝路的交通方式和规模。北方草原丝路和北方绿洲丝路是早期比较繁荣的陆上交通线,交通工具多为耐旱的骆驼和马匹。南方陆上丝路经过的地区多岭谷山地和雨林灌丛地区,形成了“马帮”的运输形式。受海上自然环境与造船、航海水平的影响,海上丝路的航线不断延伸。随着陆上自然环境的恶化和各种人文因素的影响,三大丝路的变迁最终以海上丝路成为联系中外的主旋律。     

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

该文使用古代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对汉晋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路线、形成与路线特点、建设、商业活动,以及汉代成都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这条古道在西汉中期以前就已存在,但汉帝国直至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才将这条道路全线开通。其基本路线为从成都经永昌郡(今云南西部)到达身毒(今印度)。当时在古道沿途大规模开凿道路,设置郡县治所和各种交通通讯设施,大量移民,屯军等措施来保证道路畅通与高效的通讯传递。当时古道上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境内和境外两部分。境内主要在蜀地与西南夷地区之间,境外主要在蜀地与境外之间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