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疑经思潮与三家《诗》的辑佚

三家《诗》的辑佚始自宋代王应麟的《诗考》。《诗考》的撰写受朱熹的启发,但更是宋代疑经思潮的表现。《诗考》一书虽存在不少缺点,但王应麟的辑佚方法,《诗考》的内容、编写体例对清代三家《诗》的辑佚有示范意义,王应麟辑佚所得也成为清代三家《诗》辑佚的校勘材料。     

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考论

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在借鉴王应麟及清范家相等辑佚成果的基础上,对三家《诗》进行了全面辑佚研究,成就了清代三家《诗》研究史上的杰作《三家诗遗说考》。陈氏父子的考订呈现出以下特点:贯彻师法、家法宗旨,推求遗说;钩沉遗说,范围广泛,内容丰富;考订精审,间及校勘古本;把自己推崇三家《诗》义的观念,融汇到对材料的收集之中;纠正前人误说,指出传本之误;善于比较。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魏源《诗古微》研究现状述评

魏源的《诗古微》是清代今文学派的一部重要《诗》学专著,学术界对其研究日趋深入,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四个方面：《诗古微》版本,魏源的治《诗》态度,魏源对诗旨、诗序的态度等问题以及对《诗古微》文学意义的阐释,它们对深入研究《诗古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荀子论《诗》看荀子的《诗》学观念

荀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紧密,《荀子》一书除了大量引《诗》之外,还有一些论《诗》的内容。荀子论《诗》是在"圣人之道"的统摄下进行的,《诗》及所有的文学都是载道的工具。在这一前提下,荀子持有"诗言志"的观点,提出了"中声"说,还涉及到读《诗》的方法,也对《风》、《雅》、《颂》有一些具体的评论,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的《诗》学观念。     

论两汉《鲁诗》学派

汉初四家《诗》,以《鲁诗》出现和立为博士的时间为最早。今文三家《诗》在西汉时期的地位大致相当,在东汉则《鲁诗》最受朝廷重视。《鲁诗》所以能成为三家《诗》学的主导,是其严谨的学风和解经体系决定的。《鲁诗》经师大都崇尚气节,志操高尚,洋溢着峻洁完美的人格魅力,也进一步助长了这一学派的发扬光大。     

《宋诗别裁集》选源考

《宋诗别裁集》是清代影响深远的一部宋诗选本,受其编者的交游、藏书、治学以及当时宋诗风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书在编选过程中至少对《宋百家诗存》、《宋诗抄》、《宋诗纪事》、《唐宋八家诗抄》诸总集有所取资。而这种选源关系,通过考察《宋诗别裁集》在选录范围、诗歌编排顺序、作品删改情况等方面与四者的同异可以看出。     

苏轼佚诗辨伪

本文通过对《苏轼诗集》和《全宋诗·苏轼诗集》中的苏轼佚诗《秋日寄友人》进行考辨，认为此首诗歌不是苏轼的佚诗，应是北宋初期张泳所作。另外．考察发现吴宗海先生所辑佚的《苏轼佚诗三首》都已收入《苏轼诗集》，仅是诗题不同而已，属于重复辑佚。     

论赵在翰《七纬》的学术成就及影响

赵在翰《七纬》的辑佚成果不仅对黄睪《通纬逸书考》、陈乔枞《诗纬集证》、顾观光《七纬拾遗》和《河洛纬》等辑佚著作有重要影响,而且其纬、讠鍼相分的观点,数量众多的按语,有关讠鍼纬篇目的“叙录”、“叙目”等对讠鍼纬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是讠鍼纬文献辑佚史上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著作。     

三家《诗》的传承及其师法、家法问题

师法、家法是经学传承中产生的概念。汉人传经重师法、家法 ,但这是相对的。从三家《诗》的传承来看 ,三家中的每一家中 ,在两汉 ,特别是西汉 ,不断有“自名其学”者 ,表现出对师法的发展甚至改窜 ,也是对原有《诗》派的分化。这种分化 ,显示了三家《诗》的发展历程。所以 ,由师法分家法来看 ,过分强调师法、家法是不符合汉代经学发展实际的。     

中和之美、尽善尽美与人格之美——论孔子的《诗》审美

对《诗》的整理与编排,可谓孔子《诗》审美学说的具体实践,透过这一活动可窥探其关于《诗》的美学思想。《论语》、《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传世典籍所载孔子阐述《诗》的学说以及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为研究孔子《诗》审美思想提供了直接史料。孔子的《诗》审美主要表现为重视诗歌内容、形式的中和之美、尽善尽美与人格形态的审美化。     

魏源《诗古微》探微

本文由《诗古微》的成书过程，探讨魏源思想的变化，并对《诗古微》的主要内容进行全面分析，从发挥三家大义、驳斥毛说，及贯穿“以三百篇为谏”的观念等各个角度，全面展示《诗古微》的今文经学观点，从而扭转学界时魏氏的偏颇之论。     

郑玄注三《礼》与始见《毛传》之先后考

三《礼》注中的诗说与《郑笺》既有契合又有矛盾之处,郑玄注《周礼》、《仪礼》时未得见《毛传》,所采为三家《诗》说,《周礼注》、《仪礼注》与《郑笺》的契合乃是因为三家《诗》义偶与《毛诗》义相同。《礼记注》提及《毛诗》、毛公,《注》中诗说却与《郑笺》存在诸多不同,说明郑玄注《礼记》时已得见《毛传》,但尚未治《毛诗》之学。     

孔子前《诗》的流传与《诗》学观的变化

西周人引《诗》作为君王施政比照;春秋人的歌《诗》、赋《诗》、引《诗》活动扩大了《诗》的社会适用范围,《诗》的社会工具性特点也越来越明显,从而引发了《诗》学观从"以《诗》为史"到"以《诗》为训"的变化.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得本通末开创新篇——欧阳修《诗》学本末论析探

在《诗》学史上,以本末论的观点论《诗》,为宋之大儒欧阳修所首创。其论《诗》,谓《诗》之义不出四类: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并依据各自的内容和特点区分为本和末。在他看来,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才是《诗》义之本,而太师之职则为《诗》义之末;至于经师之业则有本有末,能求诗人之意且达圣人之志者,则为经师之本,但若仅讲太师之职且妄自为说者,则为经师之末。这一精辟独到的观点,不仅为欧阳修的《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了宋代《诗》学怀疑思潮的理论依据,并促进了宋代《诗》学诠释方法的转变。     

《韩诗外传》与先秦《诗》学渊源关系探略

相对于齐《诗》、鲁《诗》,《韩诗外传》保存完整。《韩诗外传》的引《诗》与《左传》引《诗》取义、孔门诗教、孟子以意逆志说、《荀子》用《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韩诗外传》的解《诗》与先秦传《诗》方式一脉相承,直接承继先秦《诗》学精神而来。     

孔子删《诗》诸说的辨证与阐释

孔子删《诗》说源于《史记·孔子世家》 ,历经数百年后至唐代孔颖达提出质疑 ,孔认为孔子无删《诗》事 ,嗣后两说并立纷争了一千多年。在 2 0世纪的百年中 ,两说衍化成四派 :即删《诗》说、未删《诗》说、修订刊定说及不置可否说。在经过对孔子删《诗》说自原创至今的两千多年的源流衍变进行学理性追问之后 ,我们认为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做确证前 ,应该诸说并存 ,而原创的删《诗》说仍占主流话语地位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