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鲁诗》及荀子之关系

司马迁与汉代《诗》学形成了密切的关系,从大的方面讲,主要与《鲁诗》及荀子发生关系。与其它三家诗相比,《鲁诗》更具有“美刺”的文化精神。司马迁关注《鲁诗》主要接受了孔子论《诗》的成果,其中包含了对王道精神的肯定和支持。     

《鲁诗》与荀子

《鲁诗》传自荀子的传统看法需要谨慎辨证。通过对《鲁诗》遗文与《荀子》所引之《诗》的详细对比可见,《鲁诗》对《诗》意的理解有相合于荀子者,亦有不合者,且所引《诗》之文字或有不同。     

汉代四家《诗》命名考辨

汉代四家<诗>皆为专门之学,其中<韩诗><毛诗>采用汉代经派命名的一般做法,以创始人姓氏命名;<鲁诗><齐诗>以创始人故国命名,与人们对"齐学"、"鲁学"的认识有关,有尊崇的意味.<汉书·楚元王传>所说申公自号<鲁诗>是一种追述.三家<诗>之命名应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之后,为创始人弟子所命.<毛诗>之名亦当为毛公后学所命,且因三家各自命名而为.     

《诗经》研究应超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理论视阈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划分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是清末学者建构而成的,它深深地渗透到现代《诗经》研究中。现代《诗经》研究界认为《毛诗》属于古文经学,《鲁诗》、《齐诗》和《韩诗》三家诗属于今文经学,它们在汉代斗争激烈,处处立异。由于这种理论过度强调对立性而不能对汉代经学做客观的描述,对《诗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极影响。《诗经》研究应该超越这种理论框架。     

清人三家《诗》分类体系的学术反思

清儒对《诗经》遗说作了系统的三家《诗》分类研究,前人对其分类方法与归派理据已有反思。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必要详析《齐诗》、《鲁诗》分派体系内部存在的具体问题,重点检讨由相似性原则所带来的分类困境,并对如何运用汉代三家《诗》文献作以简单说明。     

郑玄注三《礼》与始见《毛传》之先后考

三《礼》注中的诗说与《郑笺》既有契合又有矛盾之处,郑玄注《周礼》、《仪礼》时未得见《毛传》,所采为三家《诗》说,《周礼注》、《仪礼注》与《郑笺》的契合乃是因为三家《诗》义偶与《毛诗》义相同。《礼记注》提及《毛诗》、毛公,《注》中诗说却与《郑笺》存在诸多不同,说明郑玄注《礼记》时已得见《毛传》,但尚未治《毛诗》之学。     

《荀子》引《诗》考论

《荀子》一书，在议论之余，每每引《诗经》为证。《荀子》所引《诗经》，与今本《毛诗》相比，文字全同者占大多数，也有少数同于《三家诗》而异于《毛诗》者。这些文字上的差异，大多属于同音或者声近通假。从《荀子》引《诗》中，可以看到荀子对诗句的理解以及他所赋予诗句的新“义”，其实这就是荀子的《诗》学。从文义与《诗》义的关系这个角度分析，《荀子》引《诗》有五种类型。探寻《毛诗》及《三家诗》与荀子的关系，可证《毛诗》确是出自荀子，《三家诗》中，至少《鲁诗》、《韩诗》也与荀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论《毛诗》的经本及其学派归属

《毛诗》在西汉初兴之际 ,其经本只不过是与《鲁诗》、《齐诗》、《韩诗》、“阜诗”等相似的一种文本 ,其“古文”的简本已不见于西汉有关的文献记载 ,但《毛诗》却历来被列在古文经派。本文拟就《毛诗》“古文”经本何以不可考见及《毛诗》何以归于古文经派这两个问题 ,作一简单说明。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论略

贯穿有清一代的三家《诗》研究,在嘉道期间的全面复兴,以辑佚研究的大盛为重要标志。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兴盛的原因与清代学术的发展相一致,并表现出自己独有的特征,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王应麟《诗考》的示范作用;二是辑佚研究体例多样,内容丰富;三是辑佚方法的创新;四是考据与义理结合的尝试探讨。     

《诗经·商颂》作年补证

关于《诗经·商颂》的创作年代,虽然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争论,但是直到今天这一争论仍在继续,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尽管主张"商诗说"的学者日占上风,但是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春秋时期人们对于《商颂》的赋诗引诗情况来看,《商颂》应为商人所作,否则,《商颂》何以在春秋时期那么受人重视就很难解释。从《商颂》的性质和语言形式来看,《商颂》应创作于商代中晚期。在今文诗三家中,我们只能找到鲁韩二家主张《商颂》为正考父所作的证据,而找不到齐诗学者也主此论的证据;今文诗家不仅在《商颂》是否为正考父所作的看法上不统一,而且在《商颂》究竟是"商诗"还是"宋诗"的看法上也不统一,这些分歧也为"商诗说"提供了反面证据。     

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考论

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在借鉴王应麟及清范家相等辑佚成果的基础上,对三家《诗》进行了全面辑佚研究,成就了清代三家《诗》研究史上的杰作《三家诗遗说考》。陈氏父子的考订呈现出以下特点:贯彻师法、家法宗旨,推求遗说;钩沉遗说,范围广泛,内容丰富;考订精审,间及校勘古本;把自己推崇三家《诗》义的观念,融汇到对材料的收集之中;纠正前人误说,指出传本之误;善于比较。     

魏源论孔子与《诗经》

魏源在《诗经》上以今文经学的三家《诗》为宗,但是,在孔子与《诗经》的关系上,却只承认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他从诗与乐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孔子对《诗经》的贡献,并驳斥了历史上的孔子删诗说。但魏源并未贬低《诗》的作用,在他看来经过孔子正乐,《诗经》才能够成为经学典籍,孔子正乐与作《春秋》具有同一意义。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探求孔子、孟子和荀子三家说《诗》的特点及原因

儒家学派三位大师的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说《诗》的内容和目的也不尽相同，孔子说《诗》着重于道德教育，孟子说《诗》重点在于辩难，而荀子说《诗》却重点放在其文学价值上。     

魏源《诗古微》探微

本文由《诗古微》的成书过程，探讨魏源思想的变化，并对《诗古微》的主要内容进行全面分析，从发挥三家大义、驳斥毛说，及贯穿“以三百篇为谏”的观念等各个角度，全面展示《诗古微》的今文经学观点，从而扭转学界时魏氏的偏颇之论。     

三家《诗》的传承及其师法、家法问题

师法、家法是经学传承中产生的概念。汉人传经重师法、家法 ,但这是相对的。从三家《诗》的传承来看 ,三家中的每一家中 ,在两汉 ,特别是西汉 ,不断有“自名其学”者 ,表现出对师法的发展甚至改窜 ,也是对原有《诗》派的分化。这种分化 ,显示了三家《诗》的发展历程。所以 ,由师法分家法来看 ,过分强调师法、家法是不符合汉代经学发展实际的。     

历代齐诗辑佚述评

一 汉代治《诗》有鲁、齐、韩、毛四家。其中以齐诗的著述为最多,据《汉书·艺文志》载:有《诗经齐诗》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八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共计一六○卷。而鲁诗共八十一卷,韩诗共七十八卷,毛诗共五十九卷。从著述的数量上足可反映出西汉齐诗学繁荣。然而,从四家诗的流传来看,除毛诗得以传到现在外,齐、鲁、韩三家先后亡佚,而以齐诗失传最早。《隋书·经籍志》谓:“齐诗魏代已亡”,是以《隋书》已无齐诗著述。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韩诗与鲁诗解诗叙事对比研究——以《韩诗外传》与《列女传》为中心

《韩诗外传》与《列女传》作为汉代今文诗学韩诗与鲁诗留存下来的代表性叙事作品,其编排方式有散乱与规整之别,叙事则有简单模糊与曲折精确之差,解诗也有停留在原义与深入引申的区别,这些区别则由两部作品不同的性质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