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划公众参与中的GIS应用研究

国外环境规划公众参与中G IS的应用模式主要有技术支持模式和社区融合模式。技术支持模式是当今较为流行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第三方(大学或私人公司)提供给社区数据、软件和分析,社区自由提出问题和想法,第三方的角色在于提供研究和分析。社区融合模式是指社区通过第三方(大学或企业实体)获取硬件、软件和数据,专家在社区建构G IS的发展能力,第三方的角色是建立基础设施,社区帮助第三方确认并收集他们所需的数据。针对我国环境规划公众参与不足的现状,提出借鉴国外经验将G IS技术逐步应用于我国环境规划公众参与中的设想。     

城市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问题研究——以政府特许经营PPP项目为对象

城市治理过程中,公众通过参与政府特许经营PPP项目的决策和执行表达意见并对政府的最终决定产生影响。然而,在政府决策或执行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参与效力低等问题常常使得公众参与流于形式。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界定参与过程中一般社会公众、专家、利害关系人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不同类型PPP项目参与方式的适用和参与效力的等级划分标准,以及建立参与效力保障和责任追究机制,给公众参与以法律强制保障。     

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实效性及其提升路径

2015年出台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对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确提出要增强公众参与的实效性。当前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实效性偏低,表现为公众参与过程形式化、参与内容边缘化与参与结果虚置化。影响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实效性的因素包括公众参与权利的保障、信息的对称性、参与的独立性以及责任的追究力度等。提升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实效性,需要强化公众参与权利保障、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众参与的独立性与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中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中的政府职责——基于环境信息发布职责为重点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性质决定了政府的主导地位。目前,中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中,存在着公众参与机制与利益脱钩、重要参与制度实施不到位、环境信息公开问责中的公众缺位等诸多缺陷。鉴于公众参与的价值以及政府的重要作用,以信息公开制度为重点,以完善政府信息发布职责、政府信息发布问责制度、政府内部政绩问责制度为内容,建立完善的政府责任体系十分必要。     

非自愿移民公众参与政策及其在我国四川地震灾区移民安置中的应用

非自愿移民活动的公众参与,是非自愿移民、政府或移民实施机构和移民外部监测评估机构三方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公众参与有三种模式:政府或移民安置实施机构主动式、移民相对主动式和移民工作外部监测评估机构参与的、移民和政府或者移民安置实施机构共同对话与交流的交互式。我国四川地震灾区的非自愿移民活动的公众参与应体现在移民安置计划的准备、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非自愿移民活动的公众参与是保证移民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是保证移民安置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是保证移民安置工作决策民主性、科学性和实施进程中的公正性的有效保障。     

“河长治”：政治势能视角下公众参与治水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公众参与是"河长制"实现"河长治"的关键。在地方主官主导实施的河长制政策中,公众积极参与的内在逻辑在于该项政策本身所蕴含的政治势能。即"党的领导在场"凝聚政策共识,为公众参与"行政赋权",吸引公众主动参与,为公众参与提供引力;"构建权势"实现组织力量整合,畅通公众参与的组织渠道,提升公众参与作用的权力层级,为公众参与提供拉力;"借势成事"促成政府多措并举,增强公众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渠道的多样性,为公众参与提供推力;强政治势能推动下的配套制度建设使公众参与可持续。为使公众长效参与治水,确保"河长治",需要各级政府在河长制政策实施中进一步凝聚共识,尊重和保护公众正当利益,加强和完善配套制度建设。     

欧洲公众参与中的政府角色

欧洲的公众参与的过程是一项体系化的工程,其中,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府对于公众参与的动力和热情既来自其法定职责,也来自其自我志愿。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政府进行相关立法来保障公民的法定参与权,政府公开相关信息、公示政府行为,进行有关公众参与的具体组织,对公众举办公众参与的教育和培训,同时对公众受到损害的参与权进行救济。     

从行政理论视角看环保公众参与

在行政学视野中,环保公众参与是环境行政民主、环境行政法治和环境行政发展的要求;环保公众参与有利于促进政府环境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公众监督政府和避免政府失灵,有利于促进公众对政府的理解和信任。为了促进环保公众参与,需要拓宽和畅通环保公众参与渠道,建立和健全环保公众参与机制,大力推行环境信息公开,加大环保教育的力度。     

加拿大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咨询制度考察

加拿大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咨询制度萌芽于上个世纪30年代,在60年代时因涉及环境规划的问题逐步确立了公众咨询制度,上个世纪末加拿大通过一系列文件完善了这种制度。实践中,公众咨询程序一般经历这样几个步骤:咨询目标的确立、咨询计划的拟定、咨询通知的发布、公众评议的征集、咨询报告的形成以及咨询意见的反馈等。该程序的典型特色是注重咨询方式的多元化,注重结果的跟进与评估,注重更为实质的参与以及注重程序本身的公开与透明,从而被评价为OECD成员国的"最佳实践"。     

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制度思考

政府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选择.公众参与程度较低,政府决策公开征询不利,是我国当前政府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缺乏公众参与的利益表达和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机制是造成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为此,培育社会利益群体组织化的参与模式,建立公众参与的利益驱动、表达机制;同时将协商民主引入政府决策领域,确立政府决策中的对话、沟通制度是实现我国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根本路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环境公共参与的制度理性选择

国际上公众环境参与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实现了公众环境参与的法律化、制度化,其中的基本原则已经在国际间达成共识。环境参与在我国的发展还比较滞后,但是制度变革的诉求共振将为其提供快速发展的契机。政府和公众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具有同等的重要作用。政府应该将公众视作决策的重要平等伙伴。为此,可借鉴先进国家经验进行环境参与的机制创新,其核心是建立社区参与和风险沟通机制,政府应为此提供必要的制度性支持。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环境邻避冲突化解路径

环境邻避冲突的实质在于环境保护领域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的运用与行使,需通过法律形式予以和平合理化解。城市规划作为环境邻避设施选址或建设决策的法律形式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应以提升规划决策理性为目标,通过塑造专家、大众与政府的法律形象以增进各主体间的信任与理解,最终达成最优城市规划方案,因而成为化解环境邻避冲突的制度路径。     

专业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探究——以交通规划为例

交通运输规划过程是政府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但由于受公众自身、政策执行主体、政策参与渠道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公众参与交通规划专业政策的程度较低.事先没有介入公众参与的规划决策,事后往往会引起不可预测的社会问题.通过借鉴国外公众参与的成功经验,探索适合交通规划决策制定过程特点的公众参与理论,结合国内案例分析交通规划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的内在困境,并尝试性探讨提高公众参与交通规划过程有效性的途径.     

论我国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与公众参与

通过介绍公众参与的形成及中国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存在的主要问题,旨在中国建立的“公众参与意识”及“公众参与”的法制化,设计应由政府、设计者和公众共同来完成,从而使设计更加完美;同时提出促进公众参与的途径和参与的有效方法。     

新农村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以公众参与新农村规划为研究视角,通过对公众参与范围、公众参与主体、公众参与方式和公众参与效力的分析,认为公众全面参与新农村规划事项,基本的参与主体,多样高效的参与方式,适当的参与效力是新农村规划中科学合理的公众参与运行机制,该运行机制一方面保证村民在乡村规划中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政府规划部门增强乡村规划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是全面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因素之一。     

环境治理的风险社会学分析

从风险社会学角度分析,环境治理出现难题的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与科技专家之间的环境风险认知差异。差异的产生原因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要矫正环境风险认知差异需要科学客观的环境风险测量,但环境风险测量不等于公众对环境风险的可接受性。要真正实现环境风险的社会可接受性,还有待于加强多主体间的环境风险沟通。在环境风险沟通中尤其应当提升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的积极效用,形成广泛而有益的环境风险共识,以促进政府与公众、科技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新媒体时代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 话题演进与情感判别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形式愈加多元化，参与模式与程度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基于新浪微博中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编制阶段公众参与的全部微博、评论和转发数据，对公众参与热点话题的时空演进及相应情感的研究表明：规划热点话题受到的持续关注度较差，具有典型间歇性和爆发性；各区关注的热点话题分异明显，揭示了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时空偏好特征；公众参与程度也表现出空间不均衡特征，参与主体聚集于主城区；不论是总体情感还是分话题情感，大多表达出消极态度；从不同用户类型的情感倾向来看，蓝V和黄V用户的情感态度相对较为积极，而普通用户则持有较多的消极态度，揭示了网络空间公众参与的特殊性。     

公众参与海洋环境管理的实现条件分析

在海洋环境管理过程中,公众参与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要使公众参与切实有效地实现其功能,需要具备一系列前提条件。从公众方面来讲,需要具备海洋环境意识和海洋专业知识技能,同时需要借助必要的组织力量;从政府角度来讲,需要采取鼓励与支持的态度、加强海洋环境信息的公开化建设,以及建立具体的参与机制来促进海洋环境管理中的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