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也论《文选》编者问题

昭明太子《文选》编撰前曾有两部诗歌选本《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 ,分别出自刘孝绰和萧统之手。考察两书的编撰情况及其体例、标准等文学思想在《文选》选文定篇中不同的反映 ,可以使我们明白《文选》编撰的灵魂人物是昭明太子萧统 ,刘孝绰作为东宫首席学士发挥的影响有限     

“故意抛出《文选》非昭明所撰之论”说辨证——读林大志先生《<文选>编者问题的重新思考》

屈守元转述清水凯夫对其说的"大陆人只知道有昭明太子,竟不知昭明左吉有一大批人,因此他故意抛出《文选》非昭明所撰之论",不可当真,更不能未究其底里,便以此作为出发点来重新思考《文选》的编者问题。清水先生真实看法为:"《文选》的实质性撰录者不是昭明太子,而是刘孝绰。"清水先生在现代"选学"史上自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然其此说断不能成立。就当下言,《文选》"本就是萧统及其文士共同编纂这一基本判断"说,绕过了不同观点的相关研究。     

刘孝绰与《文选》研究

刘孝绰是现代选学讨论较多的《文选》编者及编撰年代问题围绕的关键人物之一。通过对《文镜秘府论》、《中兴书目》和《颜氏家训》有关材料的分析研究 ,可以发现《文选》编撰的灵魂人物是昭明太子萧统 ,而刘孝绰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选》 ,大体就是中大通元年左右虽经刘孝绰手但仍未竟全功的模样     

太子未亲参撰《文选》的“一个证据”说辩证——责《闲情赋》与录《神女》诸赋之矛盾不是问题

萧统编纂《文选》的录文"底线"是无"有伤风教",而于集陶渊明作品则强调"讽谏",即其责《闲情赋》而录《神女》诸赋,采用的是不同之价值取向。《文选》录诗文的取向与其序文所说合,而这二者与《陶渊明集序》间存在的差异同,故考察本研究的相关问题,需合观这三者。刘孝绰有"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说,《文选》则录这两家之赋,即例以刘孝绰为《文选》实际编者说,更是"自相矛盾"。清水先生的"这是太子未亲自参加实际撰录的一个证据"说,实际上乃缘其一再之疏忽所致,不能成立。     

萧统文学思想新论

一日本汉学家清水凯夫教授在《<文选>编纂实况研究》一文中提出:昭明太子并非《文选》编纂工作的实际主持人,“太子亲信刘孝绰是最有力的编纂者”,“《文选》是据刘孝绰的意志来选录作品”的。这是一种新的见解,如能加以实证,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清水凯夫教授虽然提出了一些旁证;但正面的、直接的、实质性的依据却一条也没有。因此,他的看法充其量也不过是具有某种难于落实的可能性。再说,清水凯夫教授也承认,实际上太子的文学观与刘孝绰的文学观“尽管两人的表现手法有些不同,但在内容上几乎没有不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仍然可以一如既往地认定,萧统的文学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文选序》、《陶渊明集序》、《答晋安王书》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等篇章,并表现于他选编或主持选编的《昭明文选》对诗文的选择与编纂。这些当然仍是我们研究萧统文学思想的主要的乃至全部的依据。     

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中)--从情理层面上辨"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

从情理层面上看,《文选》本身或昭明太子所为,确实存在着诸如《文选序》与《文选》、“彼此失照”、重渊明而选录陶之诗文不多、批评《闲情赋》而收入类其内容的作品等方面的矛盾。然而这些矛盾无一能说明《文选》出于众人之手。没有哪一位作家、哪一篇具体作品的取舍与刘孝绰等学士有关,武帝敕置东宫学士非为编《文选》计,“引纳才学之士”与《文选》的编纂非一回事。从实质上讲,《文选》完全是昭明太子凭一己之力编纂的。     

刘孝绰与梁代中期文学

刘孝绰作为昭明太子萧统东宫文学集团的首席学士 ,在梁代中期文坛有重要影响 ,这包括他所进行的“文质彬彬”文学理想的探索和文学总集编撰工作的实践对《文选》的启发。同时在他身上反映了士族文人与皇权政治的依附利用关系。但身显名贵的功利目的 ,是造成其文学思想的探索缺乏深入与贯彻 ,与创作实践形成脱节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

《文选》成书研究中的诸如《文选》之实际编者为刘孝绰说(刘孝绰为萧统编纂《文选》最重要的助手说)、《文选》成书仓促说、《文选》编纂过程分"两阶段"说、《文选》各体之文有划一的标准说等等,多为"选学"界之主流观点。然而,分别用"跳出《文选》观《文选》,就整体考察部分";"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将相关问题置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考察";"从情理逻辑的层面上考察"等方法究之,均难以成立。其所以如此,多缘研究方法之未密。     

关于《文选》选文的下限问题——“天监十二年”说与“只取决于诗文的作年”说异议

窦常之“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云云虽有违事实，然其“所录皆前人作”说则符合实际。昭明太子于梁代作家的作品不收其最敬重、且文名更大的刘孝绰与王筠的，而收丘迟、虞羲、徐悱、陆任等人的。其唯一原因，就是前者在世而后者已故。《文选》以天监十二年或天监末的作品为断限与下限取决于诗文的作年而“与作者存世与否无涉”两说，均难以成立。《文选》选文确不存生者，其下限为陆任去世的普通七年。     

萧统《文选》研究述略

《昭明文选》是今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其主编是昭明太子萧统。萧统,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生于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年),卒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立为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事见《梁书》卷八,《南史》卷五十三《昭明太子传》,萧统的年谱有: 《梁昭明太子年谱》附《昭明太子世系表》周贞亮编《文哲季刊》第二卷第一号     

刘勰论楚辞二题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第一次将"骚"单列为一种文体,萧统的文学观显然受到刘勰的影响。《昭明文选》按文体编排,将"骚"单列,在"赋"、"诗"之后,位居第三。《辨骚》篇中由于刘勰的宗经思想带来了理论上的矛盾,并对楚文化及战国文化对楚辞的作用论述不足。     

《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比较

<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都对文体加以分类,特别重视诗和赋两种文体.但它们是两部性质不同的书,对文学分类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文心雕龙>作为一部理论著作,重在研究和阐述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而<昭明文选>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重点在选出各类文体中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前者偏重于从文学理论方面去研究文体的类别,而后者则偏重于从文学创作角度区别不同文体.前者以理论为标准,不论作品好坏,只要有理论上的意义,就需要提出来讨论;后者以创作为标准,选出优秀作品,有些文类没有好作品,则可以不选.     

萧统《文选》诗歌类型划分的标准及特点

萧统<文选>所列二十三个诗歌类型,从诗歌立类的角度考察,存在着明显的题材交叉现象,缺少逻辑意义上的统一标准.但另一面,萧统以既存诗歌类别为基本事实依据,在一种相对主观的、现象化的分类意识下,又表现出独特的诗歌立类眼光,他特别着眼于诗歌取题的形式特点,力求精细,有类必立,为后代诗歌分类研究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立类体系.当然,受其诗歌立类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萧统在诗歌立类上表现出很多不足,尤其忽视了时玄言诗、永明新体诗的选录     

昭明太子萧统年谱

此年谱按年记录昭明太子萧统一生的事迹与主要创作活动,在勾稽索隐、考订辩证方面,较之以前的同类著作,如周贞亮《梁昭明太子年谱》等,资料更为丰富,分析更为细密,并对诸如《文选》的成书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日知录》对《昭明文选》作品的阐释与订误

顾炎武《日知录》对《昭明文选》入选作品的阐释与订误多所创获。其阐释主要表现为对作品中疑难读音、字义、用韵进行了考辨 ;其订误主要表现为对伪作的误收、作品内容的失真、各家旧注的误注等进行了订正。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汉语同源字考释（二）

本文旨在为王力著的《同源字典》、刘钧杰著的《同源字典补》、《同源字典再补》拾遗补阙。有些字王力、刘钧杰的上述著作虽已收录、考释,但这些字还有另外的意义,尚可以与另一些字构成另一对(或一组)同源字(或称“同源词”)。本文依照“音近义通”的原则考释同源字。     

刘勰论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初探

着重探讨了《文心雕龙》对写作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的认识。对刘勰既强调客体激发创作激情和作为写作材料等重要作用，又重视主体的主导地位和对客体的能动改造，通过“情以物迁”、“物以情观”的双向矛盾运动可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对刘勰既重视内容的决定作用和核心地位，又不忽视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要求达到“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即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等问题进行了探究     

藏书著书之风与齐梁文学繁荣

齐梁文学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与文学观念的更新有较为直接的关系以外，齐梁时期藏书著书之风兴起应该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以沈约、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以及昭明太子等人为例，对藏书著书之风促进文学繁荣的现象进行了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