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宪政论申说

为回应针对"儒家宪政论"之批评、质疑,本文将较为系统地论述,何以将儒家与宪政勾连起来,作为一个学术范式的儒家宪政论之用意何在,儒家宪政可能的现实形态为何。儒家宪政的根本标志是循道而治,也即儒家所守护之中国价值渗透在国家生活中,至于政体之各项制度则是灵活的,可以学习自西方,也可以调用自中国古代,更可以是"以义而起礼"的自我创设。     

儒家宪政主义:一个现实的乌托邦？

儒家宪政主义是近年来兴起的探讨儒家与宪政关系的政治思潮,其核心是发掘传统儒家控制王权的思想与行动,以此回应西方宪政实践的传统背景。这是一幅非常有诱惑力的政治图画,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想象力。但是,儒家在传统中国控制王权是失败的,而其教化出的民众之精神也与宪政所需要的公民不相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应在确保秩序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对此,儒家贡献甚少。儒家比较规整与踏实的出路是回归私人领域的生活儒学。     

明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从刘宗周之末世谏诤看

明太祖之祖制,相对而言是中国古典政治中皇权专制比较强烈的制度,然经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已有所化解。作为亡国之君的崇祯,是明代君主中之专权者。本文通过刘宗周对于崇祯的谏诤,揭示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君道极至,在于无为,此为"虚君"之理念。落实于明代政治制度而言,如刘宗周所争,则为以票拟归内阁,以庶政归部院(包括以刑狱付法司),以献可替否付言官。     

儒家宪政的传统与展望

儒家宪政包涵了根源性的政教关系、共同体治理体系、政体架构以及政治主体性与认同等基本宪制维度,而致力于使公共权力的运行符合宪制规则之精神。这个宪制—宪政视角提供了重新理解中国政治传统的关键契机,也促使我们反思诸如封建专制、儒法关系、内圣外王、政道治道等流行的叙事套式。儒家宪政提倡一种开放、理性而彰显公共价值的宪制会话,在与古人、西方和各种思想进路的对话中促成积极的共识,而这又有赖于一种儒家公民人格的形成和拓展。     

西方民主治理与宪政改革

西方民主治理模式下存在着民主决策规则、公民经济社会权利平等、政府权力之限制及多元组织运作等诸多问题。为克服这民主治理模式内在的缺陷 ,西方学界从宪政制度设计的高度进行了思索。这对于中国当前转型期的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们需要从立宪的高度进行制度建设。     

西方民主治理与宪政改革

西方民主治理模式下存在着民主决策规则、公民经济社会权利平等、政府权力之限制及多元组织运作等诸多问题。为克服这民主治理模式内在的缺陷,西方学界从宪政制度设计的高度进行了思索。这对于中国当前转型期的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我们需要从立宪的高度进行制度建设。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先秦儒家生态伦理观

一般认为,整体主义生态伦理观以利奥波德为主要代表。然而,2000多年来,中国儒家的生态伦理观就是整体主义的。儒家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生命大化流行的世界,在这个生命世界中,人与宇宙整体在本性上是内在相通的。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是"道",在儒家看来,天道与人道是同一个道。宇宙本根,乃为人伦之道。而人伦之道,则为宇宙本根之流行发现,因而儒家强调天人合一。生态动物伦理在儒学中有着特殊地位,孟子正是从对动物的同情提出儒家的仁政说。此外,儒家也意识到人作为这个生态共同体中的特殊一员具有的特殊功能,意识到了天人相分的一面,人为天地之心,不与天争职,但应利用自然规律来为人类服务。     

儒家“内圣外王”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学说博大精深,但其基本精神可归结为“内圣外王之道”。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和社会政治理想,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企求的目标,成为历代儒家讨论的中心议题和学术宗旨所在。随着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中国封建制度的解体,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主义者视作腐朽的封建意识形态,受到无情批判。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继续为复兴和发展儒家这一根本精神而努力。它在当今社会里究竟是仅供人观赏的“木乃伊”,还是仍可散发活力的“活的生命”?在我们看来,只有先弄清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内涵及其发展线索,才能更好地判定它对当代社会及21世纪有无积极借鉴或指导意义。     

论“孝”道的宗教意义

“孝”道是儒家的道德之本 ,然而其存在的合理性却在于其内在的宗教意义。它不仅解释了生、死及生命永存的宗教世俗问题 ,而且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构筑了儒家的道德图景。“孝”道的宗教力量是儒家道德能与中国民众生命融为一体的主要原因     

德福之道——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的一项考察

德福之道的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上，这一问题发生甚早，早在汉代《尚书》诠释学中，就已发现《尚书·洪范》“五福六极”所讨论的便是这一“德福之道”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此问题的历史考察，旨在揭示五点：一、“德福”问题构成了商周宗教文化的一个核心关怀；二、在“德福之道”这一问题领域中，“天”的存在不可或缺；三、“人感天应”的天人感应以及善恶报应说是理解德福之道的关键；四、德福之道在宗教上又表现为“转祸为福之道”；五、宋明尤其是晚明以降，儒家在行善实践领域呈现出与宗教互动的面相。     

倭仁远赴叶尔羌任职述论

倭仁（1804－1871），字灵峰，蒙古族，道光九年（1829）进士，历任侍讲、侍读、侍读学士、大理寺卿等，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和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在晚清学界和政界都有一定的影响。然而，由于学界缺乏应有的研究，有关倭仁的生平文事使人所知甚少。本文拟对咸丰初年倭仁远赴叶尔羌任职之事略加论述，以期有助于对此历史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一段历史的了解与认识。道咸之交，是倭仁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当倭仁在京师究心理学，声名鹊起之时，危急的时局和儒家土人的积极入世精神，使他走出书斋，卷入现实政治之中。他首先以书生论政的姿态出…     

友道精神的确立——先秦儒家友道之成因分析

先秦儒家建构的具有浓厚道义色彩,同时兼具平等、友爱精神的友道体系奠定了中国传统友道的基本精神.然而先秦儒家的友道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先秦儒家在顺应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环境变迁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内圣外王”之道对西周的友道进行改造而形成的.     

感通本体引论——兼与李泽厚、陈来等先生商榷

儒家哲理的关键问题是:一种源自人心的仁爱情感如何能够成为贯通物我内外的天人之道。当前学界对此问题主要有实体论与情感论两种不同的回答。实体论凸显了仁道的形而上之维,但它在完成仁道形而上学建构的同时,使其脱离了仁者之仁的本意,沦为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实体。情感论回归仁者的原本情感体验,避免了仁道的抽象实体化,同时却陷入了经验主义的困境。感通本体论以感通为视角,揭示仁道如何能够既立足仁者之仁,又能够超出仁者的主观性限制,成为贯通物我内外的枢机。     

从圣坛到人间──从刘勰、韩愈、章学诚之《原道》看儒家之道的发展

从圣坛到人间──从刘勰、韩愈、章学诚之《原道》看儒家之道的发展和向朝儒家之道，最早可追溯到孔子。那么，孔子＊之“道”的内含是什么？“道”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范畴，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母体，中国古代诸子＊各家都言道，都以道来表达各自不同的宇宙观＊和方法论。...     

论儒家伦理中的“亲亲”之道——以《春秋》为中心

“亲亲”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公羊家常言《春秋》尚质，尤重“亲亲”之情，《公羊传》于此义多有发明。尤其面对现代人所说的伦理困境时，儒家亦常基于“亲亲”之情而予以化解，进而将这种精神落实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中。近些年来，对于“亲亲相隐”的问题，学界颇多讨论，而其重心则在处理情感与国法的关系。然而，这些讨论对经典的征引实嫌不足，尤其于传统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皆阙而弗论。本文则围绕《春秋》中的相关史料，并涉及部分法律文献，对此问题重加审视，从而将价值阐释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体现儒家兼顾法意与人情的精神。     

儒家孝道哲学的形上根据

孝,这种为人子者内心对父母的思慕和感激之情,不但具有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的意义,而且是中国人实现终极关怀的主要依托.学界多关注孝道的内容、如何去行孝等伦理问题,却忽视了为何要行孝的形上根据问题.孝道既是孝子亲情的体现,又是遵循天道规律以尽人事的表现.儒家孝道的哲学意义在于其具有的“报本反始”的精神和其作为君子仁人“诚明天道”的独特方式.儒家大孝的代表人物曾子,以孝来建构他的道德生命,实现其安身立命之依托.     

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学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堪称显学的儒、道两家,都崛起于百家争鸣、诸子横议的春秋战国之世,以后,又与中国封建社会相伴生。儒、道的对立和补充,作为两千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条基本线索,不但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演进,而且必不可免地会作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然而,儒家尚礼乐,道家法自然。儒、道互补,毕竟是以它们之间的对立为前提的,没     

儒家潜涵的宪法与宪政思想

儒家的基本概念有其整体的表达方式,即强调动态过程、重视民本、趋向人文、要求道德实践,具有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因此特别关注发展人性的善端,提出和建立一套基本原则与价值系统来引导,规范国家权力。可以说,儒家对人、文化、社会和天下的认识中潜涵着一种根本的宪法与宪政思想。如何赋于它一个外在的理性的规范形式,将其转化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法典及治理法则,是宪政儒家必须面对的课题与挑战。     

传统·普遍性·现代化--读《儒家伦理争鸣集》并对双方分歧的再反思

学界关于儒家亲情伦理的争论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儒家伦理的评价问题,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的不同心态上;第二层次则是儒家伦理有无普遍性蕴涵与现实意义的问题,其分歧主要在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不同的智慧形态与研究进路上.此外,对中西文化的不同取资、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则既构成了这一争论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这一争论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陈亮的义利观

通常以为,陈亮义利观的核心是“义利双行”(朱熹语),然而这“双行”到底是怎样个行法,我以为学界并未说得十分清楚.本文即想从陈亮义、利概念的内容、两者关系,它与正统儒学的本质区别以及影响诸方面,对此谈一点看法. 一关于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义、利概念,张岱年先生曾有一个比较明了的诠释.他说:义即当然,亦即行为的制裁.然义之标准何在,有对立的两说,一说认为应当是人民之大利,此墨家之学说;一说认为应当是人之所为人者,亦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此儒家之学说.所谓利,则是能维持或增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