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川东经济中心的转移

一定区域内的城市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按一定的规律相互联系，构成城市等级体系。而城市等级体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当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极易造成城市体系重新分化组合，有的城市衰落了，有的城市却迅速崛起。在近代四川地区，也因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自然经济的解体，城市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大处而言，是重庆迅速崛起，成为四川乃至西南的经济中心。从小处来说，是川东经济中心从贵州转移到万县。夔州“控二川，限五溪，扼荆楚上游”，[1]握川江水路之咽喉，是川东的交通孔道，吴蜀百货由此中转，政治、军事和经济地位十…     

《红楼梦》时间背景辨析

研究《红楼梦》时间背景，是“红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时间背景弄不准，张冠李戴，就会“越研究越糊涂”。     

李泰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中英《天津条约》谈判过程中，李泰国的主要任务是作为英方的翻译，但也曾经单独同中方官员进行谈判，并取得很大成果。由于李泰国在上海担任税务司之缘故，中方官员曾奢望其会帮助中国降低英方要求，但李泰国在谈判过程中嚣张跋扈，使中方官员的想法灰飞烟灭。即使如此，在上海税则谈判中，中方还是没有放弃利用李泰国，但事实证明，李泰国始终为英国利益服务。可以说，李泰国是作为英国侵略者的一分子积极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其各种活动都是为英国利益服务的，而且这种侵略行径是没有任何遮掩的。     

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应当澄清的几个问题

印第安人的历史长期以来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污蔑和歪曲，印第安人被视为“劣等民族”、“背信弃义者”和“残忍的杀手”。其实，历史事实表明，印第安人具有但久的历史，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拒绝承认判地条约，并不得“背信弃义”，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抗击白人，也称不上“残忍”。     

“湖广填四川”问题探讨

三百多年来,地主阶级通过种种方式污蔑和歪曲张献忠农民起义,并且,总是把“张献忠屠蜀”的无稽之谈和“湖广填四川”的历史现象拉到一起,把造成“湖广填四川”的原因,归咎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血洗四川”。“湖广填四川”是怎么回事?造成“湖广填四川”的历史原因是什么?“湖广填四川”在四川历史上有何作用?本文拟就所接触到的材料,对历史上湖广地区向四川的移民活动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期引起进一步的研究。     

国际法观念与中国法的近代转型

清末立法改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为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有意识的向西法靠近，并与西方的国际法接轨，无疑是中国法近代转型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是之故，阐述这段历史，对于认识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关系，探寻中国国际法的理念和整个法文化走向，肯定是有些益助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品格以及中国所处的世界秩序都无法从我们自己的传统里产生出近代国际法观念。［１］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朝。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确立起了一种帝国体制。帝国首先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它是“无所不包、不可分割的，在世界上无…     

“经济新常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蕴涵--基于《共产党宣言》之现代性批判方法论分析

“经济新常态”一提出就引起了普遍关注，但只有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高度，才能看到这一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国化的时代表达。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现实是历史的出发点，落脚到世俗世界的世俗结构和世俗存在，这就是“经济”这一现实之根；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现代社会“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流变特质，“新”是对基于“人类发展历史时间空间坐标”之辩证思维方法的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成历史”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常态”是在“流变世界寻求确定性”之马克思独特“历史理性”方法的自觉运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地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和内核，并且进行时代化中国化通俗化的语言范式转换，因此，“经济新常态”由于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深刻蕴含而高屋建瓴。     

论"能""好"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

揭示“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马克思主义行”三大命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遵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要求，看清楚过去为什么成功、弄明白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以其灵魂和旗帜决定并促进“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中国共产党以其历史主体担承“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伟大历史性胜利”对“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能”作出实践证成。三大命题之间表现为“归根到底”的因果必然联系，并对“三大规律”分别作出实践印证。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继续促进三大命题相互砥砺、相互支撑的辩证运动，才能在过去的成功道路基础上继续取得未来更大的成功。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20世纪以来,人们对鸦片战争的认识有个变化的过程,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清末认为,它是中外交通中一个普通事件。民国成立后,认为鸦片战争的主要影响是导致鸦片泛滥,烟毒流于中国。1930年前后,认为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之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20世纪30年代的时势,使得朝野双方在历史研究要有现实关怀的努力下,共同促成了鸦片战争由一般性事件到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转变。与一般史著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不同的是,代表国家和政府意志的历史教科书采用了"清初(明清之际)"开端。"清初"开端是希图将中国纳入世界历史之中,通过世界历史来寻求自己的历史定位;"鸦片战争"开端所关心的不仅是参与世界历史,而且要努力体现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无论是以"鸦片战争"还是以"清初"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在向西方寻求近代的努力上是一致的,都体现了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安置中国历史的这一难局:一方面是参照西方历史进行的中国史分期方式,已预示着将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历史之中;一方面是中国鸦片战争以来落后和挨打的现实,又难以回避。今天关于中国史研究的诸多论争,实则是这一问题的延续。     

欧盟竞争法规制成员国政府行为与国有企业经验探析

作为欧盟的经济宪法，欧盟竞争法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共同体市场以及维护共同体市场的公平自由竞争。任何限制或妨碍自由竞争的行为都可能被禁止，而不论其行为主体是经济实体还是国家机关。欧盟竞争法扩大了“企业”的范围，将其成员国国家机构的经济活动视为企业活动，纳入竞争法的规制范围之中；对其成员国政府所扶持国有企业适用与私营企业相同的竞争法规则，而不是将其作为特殊主体予以豁免。     

试论英国农民反圈地斗争的性质

<正> 英国农民的反圈地斗争,从道义上讲,无疑具有反剥削、反压迫色调,理应给予同情。但“道义”不是说明历史问题的原则和出发点。在对某些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作定性分析上尤其如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英国农民反圈地斗争的性质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是大土地占有者侵吞公有地、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最初是圈占农民历来共同使用的森林草地、沼泽等,接着又扩及农民的耕地。从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英国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对寺院土地的没收,更加速了对农民土地的掠夺。抢到土地的国王宠臣、廉价购买土地的投机商和租地农场主,用暴力把世袭佃户赶走,吞其耕地。1640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与黑格尔哲学

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认为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第一次把黑格尔提高到在马克思思想以前的历史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高度。”,安德森的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的确,《历史和阶级意识》在当代黑格尔哲学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卢卡奇那本在黑格尔研究领域中负有盛名的《青年黑格尔》一书,不过是《历史和阶级意识》的一个补充,要想弄懂《青年黑格尔》,绕过《历史和阶级意识》是不行的。所以,弄清《历史和阶级意识》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客观评价卢卡奇早年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尝试”显得十分有益和重要。     

《金瓶梅》研究的新起点 ——"弄珠客思白"致丁惟宁书札辩证

发现于山东诸城的“弄珠客思白”致丁惟宁书札 ,是对《金瓶梅》研究的深化有着重要价值的文献 ,但却长期受到学界忽视。笔者认为 :此信的作者“弄珠客思白”与《金瓶梅》的序作者“东吴弄珠客” ,均是董思白 ;信中所谈到的“奇书”正是《金瓶梅》 ;《金瓶梅》抄本的最终源头在诸城丁家 ,丁惟宁是此书的续作者 ,而原作者乃其父丁纯。这封信的发现 ,为全面破解《金瓶梅》创作之谜提供了重要契机 ,堪称《金瓶梅》研究的新的起点。     

汪更新之虎鱼

在徽州这块神秘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位令我们徽州人无比骄傲的与齐白石齐名的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如今又出了一位海内外负有盛名的国画名家汪更新先生。正如悲鸿的“马”，白石老人的“虾”黄胃的“驴”一样，汪老的“虎”和“鱼”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九十年代以来，《人民日报》、《中华英才》、《文汇报》、《解放日报》，台湾的《亚太时报》、《世界论坛报》及香港、澳门等海内外上百家报刊和权威评论家都以“鱼王”、“虎王”冠之。这是当今画坛独一无二的奇迹。     

试论曾纪泽的中俄陆路通商交涉①

中俄伊犁谈判是曾纪泽外交生涯中的显赫一笔,对于曾纪泽的交涉和部分权利的挽回,学界中人大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近几年,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曾纪泽在“重界轻商”思想下对俄国陆路通商特权的让步给近代中国西、北边疆造成了很大损害。然而,从当时的情况出发,要求曾纪泽在伊犁交涉中“商界并重”看似对中国主权有利,实则难以达到。清政府在中俄陆路通商交涉中的节节失利,事实上是晚清政府边疆危机在经济上的表现,不能因此而苛责曾纪泽的修约交涉。     

魏晋士风变迁线索——以《世说新语》等文本为例

较之前代，魏晋士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风貌：从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引入“自然”的概念对名教思想作新的解说，到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无忌，再到郭象等“名教合于自然”的合理解释，士子们终于找到了协调、安顿历史变迁中自我人生的方法。魏晋士风变迁的实质是在信仰迷失、进退失据的困境中士子们力图重新建构人生指导理论的实践。     

都铎英国对社会转型中“失业”问题的政策应对述略

都铎英国，是英国历史上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大变革时期，而社会失业问题，正是这一社会历史大变动，社会结构大变化的结果。都铎英国采取相对平衡政策成功地应对了这一有碍社会转型、有“瓶颈”特征的社会失业问题，使其社会转型进程得以顺利进行。     

论司马光《通鉴》史论的内容特点

司马光《通鉴》史论寓论于史，是《通鉴》全书的有机　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礼治”的思想为核心评论历史是非，以君臣为中心论述致　治之道，以“鉴古”“考今”为目的服务于社会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史事。《通鉴　》从纪事到史论都围绕着取鉴“资治”的原则，但史论部分更直接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思想观　点和撰史目的，是《通鉴》的点晴之笔。     

商业运作与社会介入：论近代教育小说创作的内在张力——以《教育杂志》为视点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作随着经济运行、社会政治及个人命运变动呈现出独特的“社会式”书写。《教育杂志》作为近代最富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在商务印书馆的运作下，于创刊初期凭包天笑的商业化教育小说站稳脚跟。包氏教育小说火爆一时，鸳鸯蝴蝶派诸人随后加入，声势浩大，后却因其商业化运作与陈旧思想陷入低谷。五四以后，“新文学”进入教育小说及其市场。此时，鸳蝴派观察到市场动向，将创作思路向“新文学”靠拢，谋求转型。文学研究会则入主《教育杂志》，锐意革新风气，在“儿童文学运动”中创作强调社会责任感的现实主义教育小说，并在五卅运动后向左翼文学发展，引领了“后五四”时代的教育小说潮流。这一进程有着极丰富的历史意涵。     

清末科学主义与鲁迅的突破——对鲁迅早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主张的历史考察

自1898年进入南京的新式学堂，至1906年从仙台医专退学，鲁迅近十年的主业均密切围绕现代科学。在这种背景下，鲁迅倡导科学救国并呼吁破除“迷信”,但从《科学史教篇》开始，他的思路发生了明显转变，并最终在《破恶声论》中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鲁迅首先回顾了科学发展的历史，他指出科学应当以探求自然界真理为目的，而清末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同时，鲁迅也将西方科学史内在的认识论问题引入了清末知识界，他接受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华惠尔、赫胥黎以及丁达尔的启发，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并依据人性的整体立场建立了批判视野。鲁迅由此形成的科学观深刻区别于清末科学主义者。在《破恶声论》中，他尤其重点反驳了《续无鬼论》与《无鬼说》中破除“迷信”的说法，鲁迅强调科学的边界并赞美“迷信”内在的道德及美学意蕴。从破除“迷信”到主张“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种变化清晰显示出鲁迅早年科学观走向成熟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