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坎伐轮”辨

《诗经》的《魏风·伐檀》是讥刺统治者不劳而食的一篇优秀作品。诗的每段开头都以砍伐檀树起兴:第一段是“坎坎伐檀兮”,第二段是“坎坎伐辐兮”,第三段是“坎坎伐轮兮”。对于这几句的解释,从汉唐以至今天,均一致认为,“坎坎”是伐木声,“伐辐”、“伐轮”承上“伐檀”而来,是说砍下檀树以制造车辐(车轮的辐条)、车轮。郭沫若同志力排众说,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提出新的解释:“轮、辐应该指的是木的年轮,所以‘伐辐’、‘伐轮’和‘伐檀’是同类语,结果只是伐木,并不是什么伐木以为车轮,这话讲不通。”     

《伐檀》是一首情歌

<正> 我认为,《诗经》中的《伐檀》是一首情歌。为说明问题,先将原诗抄录过来。《诗经·魏风·伐檀》共三章,每章九句。第二、三两章只一、二、三、五、七、九句各变动一个字,其他与第一章完全一样。这里只抄录第一章,把二、三章变动的字附在第一章对应各句的后面以省篇幅:     

《伐檀》主旨探幽

两千余年来,经学家对《诗经·伐檀》的主旨“纷纷无定解”,但是半个多世纪来国内研究者几乎有了一致的意见。早在二十年代,顾颉刚说:《伐檀》“是一首骂君子不劳而食的诗”。胡适在《哲学史大纲》第二篇第二章中以及中国哲学史课堂上,把“君子”解作当时不劳而食的“大人先生”。他说:“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郭沫若也认为,《伐檀》是剥削者“阶级意识觉醒的反映”。四十年代,蒋伯潜也说:“伐檀之工人生活劳苦,富贵之家不劳而获,享受反丰,故作是诗以刺之。”五十年代,余冠英沿此说认为“这是一首嘲骂剥削者不劳而食的诗”。以后,国内凡涉及此诗的有关著述,均采此说。笔者不揣谫陋,拟在本     

从《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论《河水》为逸诗

《河水》一篇不见于今本《诗经》,见于《孔子诗论》。在春秋的典籍《左传》、《国语》中也有记载。对这首诗的性质学者们有诸多争论,从《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可以看出,《河水》非《沔水》,非《伐檀》,非《新台》,而是一首逸诗。     

《伐檀》思想立场略辨

赵纪彬同志在其近年新出版的《论语新探》中,引《诗经》中《伐檀》一诗来说明“暴富小人”(按即赵纪彬同志所指的“破坏井田所有制及其上层建筑的变革派”,见《论语新探》第141页)的剥削形式。赵纪彬同志并认为:“此诗则为站在井田所有制立场来攻击新兴的封建制剥削。”《伐檀》一诗,自解放以来一直被绝大多数的文学史当作我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品来重视和介绍;历年来的中学语文课本差不多都选录过这首诗。赵纪彬同志对这首诗的断语,从根本上动摇了它的地位,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鉴于这首诗流传广、影响大,弄清楚它的思想立场究竟代表哪个阶级,是很有必要的。     

《荣苢》《十亩之间》为歌咏劳动之作说质疑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是现存流行的文学史中质量较高的一部。但由于它是六十年代初期的产物,有一些观点和论述显然已不能适合新的要求了。为此,文学研究所的同志们正在着手编写一套长达十四卷的新的文学史。为了使新编的中国文学史写得更完美一些,本文准备就该书《诗经》一章中的“歌咏劳动之作”部分,提出一些商榷意见,以求正于文研所同志与广大读者。《诗经》中关于劳动的诗,很多文学史都是借用古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话来概括的,引证的作品则不外乎《魏风》的《伐檀》、《硕鼠》和《豳风·七月》。     

再谈《伐檀》之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学语文教材一直认定：《伐檀》是一首责骂奴隶主统治阶级不劳而食的诗。一种观点进入中学教材，往往意味着学术界争论的结束及这种观点的全面认同与普及。事实上，近五十年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学术界对《伐檀》的主题确实没有再生异议。然而，笔者以为：若撇升时代政治的干扰，真正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伐檀》，则现今中学语文教材的观点是大有商榷之处的。一、历史上对《伐檀》的解释历史上人伐植》一直是一首有争议无定论的诗，而所有的争鸣意见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美“君子”之“不素餐”及刺“君子”之“素餐”。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正解

自从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指出《诗经·魏风·伐檀》“是一首骂君子不劳而食的诗”(《古史辨》第三册下编)以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作品选都异口同声附和或发挥着顾说，这实在是一种悖离事实的曲解。而曲解的关键之处，即在于论者们把《伐檀》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当作具有讽刺意味的反问句来看待了。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说：“君子，指靠剥削而生活的统治者。素餐，白吃，指不劳而获，这是一句讽刺话。”此说甚具代表性。其实，它并不是什么反问句，而是旁观者实话实说的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陈述句。此二句译成今语，即：看那些…     

释“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诗经·魏风·伐檀》中的“君子”是指剥削者还是另有所指，“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反语还是直陈？很值得商榷。经考察可知，“君子”当指劳动者心中所向往的正面美好形象，“彼君子兮”二句是正面赞辞，而不是反语。     

魏唐秦诗义索原

伐檀:胡取禾三百亿兮 《魏风·伐檀》首章:“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毛传:“一夫之居曰廛。”二章:“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毛传:“万万曰亿。”郑玄笺:“十万日亿。”三章:“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困兮!”毛传:“圆者曰困。” 一夫之居,指一夫所占有的土地,非指居屋。《周礼·遂人》:“夫一廛,田百亩。”     

《诗经》物象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反映

《诗经》物象作为一种自然的和人文的文化符号,为《诗经》铸造出了文学的形象。考古学的不断深入和大量地下文物的发现,让我们进一步认知《诗经》的文学性是来自于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文学与历史的碰撞说明,《诗经》是一部写实主义的诗歌总集。     

周代乐官与《诗经》的传播

《诗经》作为乐歌和语言交流的工具,其传播与周代的乐官有着密切的联系。乐官传播《诗经》的方式 主要有三种:一是《诗经》的教育,二是以《诗》讽谏时王,三是典礼中演唱或演奏《诗》。"乐语"、"六诗"直接促进了 《诗》的传播。     

《诗经》研究应超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理论视阈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划分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是清末学者建构而成的,它深深地渗透到现代《诗经》研究中。现代《诗经》研究界认为《毛诗》属于古文经学,《鲁诗》、《齐诗》和《韩诗》三家诗属于今文经学,它们在汉代斗争激烈,处处立异。由于这种理论过度强调对立性而不能对汉代经学做客观的描述,对《诗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极影响。《诗经》研究应该超越这种理论框架。     

小雅大东篇释义

诗经小雅里有一首诗叫大东,在我看来,应该是诗经中数一数二的作品。它的思想性、人民性很强,艺术手腕很高,在三百篇中很少有其他诗篇可以和它相抗衡。诗经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如邺风谷风,伟风氓,伟风硕鼠、伐檀,豳风七月、东山,以及小雅中的正月、十月、采薇、出车、北山等篇,以种种方面考察,似乎皆不及这首诗。这些诗有的是?妇诗,有的是“刺重剑”,有的是悲愤势、反战待;然而思想性强的,往往篇幅过短,一发无遗,了无余蕴;艺术性强的,往往又只是伤怀身世,斗争性不足。象大东篇这首诗,思想上是为人员鸣不平,痛骂统治阶级;在结构上又是洋洋灑     

先秦旗鼓文化及其在《诗经》中的文学映现

旗鼓意象是《诗经》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诗歌意象.文学是文化的审美映现,文化物象在文学作品中被审美升华为文学意象.旗鼓在先秦社会的文化内涵决定了《诗经》中旗鼓意象的审美意蕴.《诗经》中旗帜的描写主要体现的意蕴有:出行场面的渲染,对盛大军威和战斗豪情的渲染.《诗经》中鼓的描写主要体现的意蕴有:经常作为祭祀场景的重要元素出现,用...     

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类型与《诗经》的叙事逻辑

章次问题与《诗经》叙事艺术密切相关,是《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安大简《诗经·殷其雷》篇的章次与传世本有异,为这一课题提供了讨论契机。综合语词训诂及《诗经》文本考校,可知简本的章次更加合理。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可称为《诗经》章次的“处—息”类型。这一章次类型在《诗经》其他篇目中普遍存在,是《诗经》特定叙事逻辑及思想原则的产物。     

再论张栻的《诗经》研究

张栻除了在《论语解》中对《诗经》进行了整体观照外,还对《诗经》的多篇诗篇做过个案研究。张栻以二《南》为本,以政教为中心,注重对《诗经》治国理政思想的探究。作为理学家,张栻的《诗经》研究具有“六经注我”的色彩,部分解读《诗经》的文字已经变成了他演绎自己理学思想的载体。张栻也着力于《诗经》艺术性的分析,在他的《诗经》研究中并没有表现出以文害道的观念,他对《诗经》情感传达的体悟、对赋比兴及其他艺术手法的揣摩,都反映了其较高的文学品鉴力。张栻的《诗经》研究尊《序》较多,保守性较强,再加上没有留下研究《诗经》的独立专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     

《诗经植物释诂》的姊妹篇《诗经动物释诂》出版

在古代学者解释《诗经》的著作中,就出现了专门解释其中鸟兽草木的一类。但古人缺乏动植物分类学的知识,不能对每一种动植物给予科学的定位,对其性状的描述也多有不精确之处。虽然这些描述可以作为今人研究《诗经》的宝贵资料,但并不适合现代一般读者的阅读需要。因此,运用现代生物科学知识,对《诗经》中的“鸟兽草木之名”加以准确定位,进行科学描述,帮助现代读者更加确切而直观地认知《诗经》作品和在此基础上进行审美鉴赏,应该说是现代《诗经》研究学者义不容辞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现代读者的一项阅读期待。2003年7月,三秦出版社出版的《…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诗经》入选文学总集的历史考察

在以经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诗经》被尊奉为人伦教化的神圣经典,与文学总集分途著录,形成了浓厚的尊经意识和文学总集不录《诗经》作品的学术禁忌.随着经学内部的嬗变和《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从隋唐“续经”到来熹提出《诗》入总集的构想,最终在明代后期出现了选录《诗经》作品的文学总集,《诗经》暂时走下了经学的神坛,融入了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晚明总集选录《诗经》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文学现象,而与当时《诗经》文学阐释的繁荣局面相呼应,是《诗经》文学身份得到凸显和认可的最直观、最集中的体现,是现代《诗经》文学主体身份最终确立的精彩预演和关键步骤,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