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永三郎诉讼与表现自由

家永三郎因历史教科书审定而起诉文部省的事件,在日本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学者多认为家永诉讼是关于历史认识、教育路线问题与右翼的斗争。事实上,家永三郎成长中深受美浓部达吉独立不阿精神影响,战争期间亲身体验过学术自由受压迫的痛苦,战后积极参与民主化。在1965至1997年长达32年的诉讼中,家永及其辩护团认为教科书审定侵害了公民的教育自由、表现自由,违反了宪法禁止思想检阅的规定,主张审定制度违宪。虽然最终判决中家永主张未得支持,但在促进作为宪法条文的公民自由权利普及贯彻到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发展及其局限——以战后初期文部省教科书《民主主义》为中心

日本文部省分别于1948年10月和1949年8月发行的教科书《民主主义》(上、下册),作为当时人们对民主主义思想理解的最大公约数,是研究和探讨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发展及其局限的重要史料。该教科书的出台过程受GHQ占领政策变化的影响,最终演变为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其宣扬和美化以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为基调的民主主义精神、歌颂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先进性及其将共产主义作为独裁主义和绝对主义的一种形式而置于民主主义对立面的思想倾向,遭到了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者针锋相对的批判。尽管如此,在战后初期日本的精神废墟上,该教科书作为思想启蒙读本,为当时的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一种理解民主主义本质的规范,作为思考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原点"、剖析战后民主主义发展及其局限的文本,无论在日本教育史还是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京大屠杀与教科书问题

延续至今的教科书问题是战后中日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问题 ,国际知名学者笠原十九司先生撰此文对日本第三次教科书攻击问题作了全面阐述。笠原十九司先生认为教科书问题的产生实由于得到右翼势力的国会议员们的支持 ,在各种媒介的帮助下 ,有关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纷纷流行 ,文部省最终审查通过了“编撰会”所主持的历史教科书。在这种形势下 ,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侵略、加害的叙述内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后退。     

也谈战后日本的三次“教科书攻击”及其原因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推动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发动了极其残暴的侵略战争,而且战后仍坚持所谓的“皇国史观”①,否认战争罪行,修改、篡改许多重要的侵略史实。本文论述了战后日本进行的三次大的“教科书攻击”②,进而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现实等几个方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简述日本战后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占领日本期间,强迫日本政府对宪法,议会制度、土地制度、财阀、司法和教育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后被总称为“日本战后改革”。 战后改革使日本最终完成了明治维新时期未能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同时又成为现代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为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探讨日本的战后改革,具体可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去分析,主要如下:     

近代日本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教科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工具,是近代日本人在确认"自我身份"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在近代日本教科书中,中国被描写为"未开化"的"旧国",以此反衬近代日本先进的文明程度。而在具体的中国故事的书写过程中,日本人往往立足于自身的价值判断和政治企图,对史实进行取舍、改编和评价,从而创造出不少扭曲了的中国形象。这些中国形象为日本民众支持并参与近代侵略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由来及其实质

战后日本右翼否认侵略,篡改历史,引发了三次历史教科书风波。日本历史教书问题的实质是为侵略战争翻案。日本不承认侵略的原因在于美国对日本的扶植政策埋下的祸根;战前“皇国史观”的根深蒂固;“新国家主义”和大国意识的膨胀以及右翼思想的恶劣影响。     

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过程、根源与实质

从20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初,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屡次篡改历史教科书。其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主要社会根源是：日本政界的严重右倾化,日本社会和媒体的保守化,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影响的扩大化。其修改教科书的实质是：宣扬新国家主义,为右翼势力张目；推行历史修正主义,向国民灌输皇国史现,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目标服务。     

战后日华学会的重构与变迁(1947-1959年)

1918年成立于东京的日华学会,是近代以来日本成立的第一家中国留日学生管理机构,代替日本政府专事留日学生工作.该会成立后,以打破"留日反日"的局面并培养亲日分子,与欧美国家争夺中国青年的教育权以及辅助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等为目的 进行过大量活动,直至日本战败后被盟军勒令解散.战后以"有邻学会"为发端,日华学会得以重建.此后,日华学会随着国际形势的变迁,在"国际亲善"与"文化交流"的装点下,在日本的防共政策与经济外交的变奏中嬗变.战后日华学会的重建及变迁过程,既反映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境遇,又反映了日本辅助战后重建与助力国家战略政策的情况.     

论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的“政治化”倾向

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中的政治性对话折射出日本"拓疆殖民"的政治目标,其目的在于灌输中国知识,渗透情报意识,具有明显的语言暴力倾向;并且有意以中介语代替常规汉语。很明显,这些教科书是日本明治政治结构下推行其政治进程的特定产物,政治存活于中国语教科书这个载体中。通过对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政治化内容的挖掘,廓清对日本明治时期政治结构的基本认识,可以明确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政治化的基本性质。     

论中日两国传统蒙学读物的差异

蒙学读物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启蒙教育开展得很早，蒙学读物历史悠久。日本自平安时代后期开始也出现了本土的蒙学读物。由于它们是在不断引进和借鉴中国蒙学读物的过程中发展的，所以中日两国的传统蒙学读物具有一定的相似点。但是，由于两国的社会结构、民族传统等都有所不同，它们又体现出极大的差异，这些都反映出中日两国在近代之前教育文化的不同发展特点。     

民国时期中学国史教科书中的甲午战争

民国时期中学国史教科书对于甲午战争的叙述,经历了不断全面、深化的过程。通过研读、比勘相关内容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不同阶段的中学国史教科书对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过程、战败原因以及战争影响等方面的叙述,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通国民从学校教育中所接受的其实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甲午战争"。之所以如此,既与民国时期时局变动有关,也与史学研究进展及教科书编写日渐成熟、规范密切相关。     

对中国经济地理教材体系改革的设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与运行机制的确立以及受科学综合思潮的影响，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编写的以分析为主的中国经济地理教材正日渐显露其不足，需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彻底的改革。本文在检讨原中国地理教材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系统论的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中国经济地理教材体系。     

清末中国人编写的日语教材之考察

本文从丰富翔实的原始材料出发,系统整理并分析了清末中国人使用的日语教材的编写时代背景、分类和影响。通过分析清末中国人编写的日语教材典型个案,从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清末中国人的日语观开始从"中日同文观"、"汉语本位观"向比较科学的日语观过渡。     

新世纪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日语视听说课的改革与实践

延续多年的国内传统日语听说课教学模式和教材体系不利于培养高素质的日语人才,要培养高素质的日语专业人才必须从改革旧的教学模式(教法、教材)开始.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财政金融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财政金融政策对推动民族统一战线建设、实现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烙上了国民党政治腐败的印痕。正确评价抗战时期国统区财政金融政策,对我们以史为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金融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主要财政金融政策进行了剖析,对其历史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其形成进行了反思。     

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对抗战文学的一点认识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对"战争文学"的反思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