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像教”发展的社会支持研究——以云冈石窟为例的分析

北魏时期中国北方社会的佛教发展以"像教"为特征,立寺造像是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的佛教信仰行为。云冈石窟作为北魏佛教发展的活化石,反映出北魏"像教"发展对于统治权威资源、管理制度资源、信仰权威资源和国民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依赖性。     

论西沃石窟造像的审美观念

西沃石窟作为北魏义邑窟的典型代表,其造像体现了此期佛教艺术中国化、世俗化的特点,代表了北魏洛阳民间造像所取得的新的艺术成就。其中一号洞窟题记总结了时代造像的一般审美理念,体现了时代宗教美学理念指导下的艺术标准,表现出佛教造像的程式化的审美定式和追求艺术创新的美学要求,揭示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审美过程和美感实现的一般规律。这在洛阳地区北魏石窟造像中还是第一次发现,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美学价值。     

云冈石窟的皇家特性

云冈石窟从开凿起到主要洞窟的基本完成,无不与北魏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昙曜五窟"的开凿宣告了"沙门不拜王者论"的结束,而政治上的需求则引发了艺术上的创新和发展。皇室与社会民众的互动促进了佛教艺术世俗化的进程,并形成了云冈造像模式。     

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造像碑特点探析

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借鉴汉碑进行改制的特色造像石刻,是佛教中国化在艺术上的体现.与以往从造像碑的外在形制和雕刻艺术入手进行的分析有明显不同,从佛教中国化视角来看待造像碑的特点更侧重于考察造像行为与佛教发展的互动.佛教造像碑有"像碑""碑像"等名称,可见其"像"与"碑"的基本性质.它通过刊刻各式图像和文字的方式实际、快速地辅助宣传佛教、信仰佛教,这种形式强调了造像与追寻真实法身的联系.同时,佛教造像碑还承担了与中国传统石碑相似的歌功颂德、纪念记事用途,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此外,造像碑的特点还具体表现为多样与适用性、调和与融摄性、区域与民族性.造像碑的刊刻基本以结社为组织方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佛教造像碑的这些特点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流变、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型造像艺术,它反映了佛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向民众生活渗透的进程,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研究造像碑性质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史特别是北朝佛教的发展.     

从北魏龙门石窟艺术透视南北审美文化的交融

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之一,是历代皇室贵族发愿造像集中之地,也是皇室意志以及人们对生活追求的缩影。龙门佛教艺术与当时社会的流行风尚密切相关。北魏龙门石窟气质清秀、风格迥异,突出地反映了当时的艺术特色和人们的审美情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背景和南北人员交流等,对北魏龙门石窟造像艺术特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龙门石窟造像所体现出的审美文化中可以洞察南北绘画美学精神的传导与交流。     

论云冈石窟图像符号对社会规则的约定和表达

北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由鲜卑统治者主持营建的云冈石窟反映出当时政教合一的统治秩序。云冈石窟造像的图像符号不但表现了丰富的佛教思想和信仰内容,同时也表达了当时宗教社会中的社会规范和秩序。云冈石窟图象符号从统治身份的神圣化、等级社会的合理化、道德伦理的符号化三方面对社会规则与秩序进行约定和表达,石窟图像符号所表达的非制度性规范是信仰社会中存在着的具有约束作用的持久的社会静力。     

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模型、演变路径与经验启示

为了将佛教中国化的研究纳入社会科学领域,本文构建了四个要素的理论模型,包括:民众对宗教的需求、宗教与其他社会力量的竞争、宗教为民众供给的服务和产品、宗教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合作。在此基础上,提出佛教中国化的机制是通过制度化规则的确立来降低佛教与中国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张力。具体来说,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佛教与政权之间权力边界逐步确立,形成"政主教从"格局;佛教解决了寺院经济的难题,采取了社会多元供应的模式;佛教不断调适与儒家、道教的竞争秩序,形成三教并存融合态势;佛教建立了内部治理规则,降低了与政府、民众之间的矛盾。中国化的佛教在教义义理、社会功能和艺术形式等多个方面都呈现出其创新之处。近代以来的社会大变局对中国佛教提出了严峻挑战,迫使中国佛教进一步随着已经改变的国际国内境况来实现本土化、大众化和现代化。从当代佛教的发展实践来看,还需要与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个方面进行调适磨合,实现适应与创新。     

云冈石窟“纪念碑性”造像意义探讨

云冈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经典之作,也是北魏王朝用石头雕刻而成的王朝史、民族史,其中生动的佛教艺术符号为中国艺术史上的辉煌之作,云冈石窟所蕴含的造像意义即"纪念碑性":祭祀礼仪性、政治内涵性、自我自觉性为本文着重讨论的方面,以期对佛教艺术造像意义有进一步的认识。     

云冈石窟开凿的背景略论

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这项工程历时60余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昙曜能够在皇权支持下开凿石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全国各地的石窟开凿和佛教造像现象已经广泛流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均有热衷于佛教造像者,使开凿石窟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北方僧侣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融入佛教之中,对教义的变革迎合了皇权的需要,将皇帝地位提高到了佛的高度而受万民敬仰,同时文成帝将佛教视为巩固北魏统治的思想武器,从国家层面对佛教发展给予了支持,这也是石窟能够开凿的根本原因。师贤、昙曜等高僧精于佛教造像艺术,将天子即佛融入到造像艺术之中,迎合了文成帝的政治需要,同时为佛教的发展争得了皇权的庇护和财力支持。     

析佛陀与毗湿奴造型的异中之同——以印度笈多时代的造像为范例

佛教和印度教是孕育于印度本土的两大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均高度繁荣发展的笈多时代,佛教和印度教有着微妙的关系。该文以笈多时代佛教、印度教两大主神的立像——《马图拉佛陀立像》和《毗湿奴立像》为研究范例,从神同人形、细部造像和整体风格等三个方面,尝试剖析和解读两尊立像的异中之同。破译二教立像的异中之"同",有助于对笈多时代佛教与印度教之间"艺术互鉴、宗教互渗"的关系有更为明晰和深刻的理解。     

略论北魏平城时期的宗教与民族关系

在北魏平城时期,宗教与民族关系密切相关.北魏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动乱局面,一统黄河流域,但其境内民族众多,矛盾复杂.统治阶级不仅需要树立正统形象,取得合法统治地位,还要缓和内部民族关系,维护政权稳定.道教和佛教乘机而入,与北魏政治密切结合.统治者利用道教取得了合法统治权,缓和了胡汉关系;佛教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迅速扩展,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但也引发了民族矛盾和斗争.北魏平城时期道教和佛教的大发展,各种宗教组织的产生,把不同民族的人们汇集到同一种信仰下,带动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产生文化认同感.     

浅析北魏时期山东佛教造像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多民族文明冲撞交融、社会秩序重组的特殊历史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阶段。山东地区是北方佛教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至今仍保留着北魏时期直到北齐阶段的诸多造像、刻经、寺院等佛教遗迹。基于类型学的方法,研究山东地区北魏佛教造像变化的轨迹,讨论其造型风格来源、流变,结合当时当地佛教传播、社会背景和地域文化特点...     

托克维尔论现代社会的自由与宗教

宗教在托克维尔那里具有一种工具性的价值,它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提供安身立命的依据,同时也使人在一定程度上从其私人领域中抽离出来,关心和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由于托克维尔主要将宗教看作一种与公众意见相关联的"教条",故他关心的重点在所谓公民宗教,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超世性宗教。对托克维尔来说,宗教是使人在现代社会仍保持一些贵族品质的少有的精神力量,这也是他认为现代社会的自由尤其需要宗教的原因。与马基雅维利一样,托克维尔关心的重点是宗教与公民美德之间的联系。     

社会镶嵌：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宗教行为的新解释框架

以往探讨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常采用"世俗化"、"宗教市场论"与"全球化"视角,但事实上这几种范式都有其局限性,而"社会镶嵌"能超越这几种范式,为宗教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社会镶嵌"具有怎样的理论意义,社会市场因素如何嵌入佛教发展脉络中,将对宗教权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避免社会过度镶嵌的情形.由于社会市场机制的"过度镶嵌",不仅引发传统宗教文化与现代商品观念之间的矛盾,也在摧毁佛教发展的根基.对于佛教组织而言,也许"过度镶嵌"并没有造成组织的没落或消失,反而在消费市场中取得流行的风尚,但是现代社会这种外在的消费心态造成佛教组织失去其原有的精神信仰,这样还算佛教吗?     

论北魏庆阳佛教的传播特征

北魏佛教在庆阳的传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继东汉以来佛教自丝绸之路初传中原之后自东向西"倒流"庆阳,并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二是深深地打上了早期汉化佛教的烙印,既有早期佛教的简朴,又融入了具有时代气息的北方民族的文化特色,表现在造像艺术上,主要是由粗犷向精细、单一向丰富的转型,反映出非常鲜明的鲜卑族汉化和进步的历史进程;三是遭受上百年战乱之灾的庆阳人民在反抗无望的情况下的一种精神寄托;同时,又充分而且巧妙地利用和吸收了庆阳丰富独特的红砂岩自然条件和窑洞住宅技术。     

略论汉唐佛教的民俗化

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汉唐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到隋唐时期佛教本身已成为隋唐文明的内在组成部分。佛教在中国的融透过程中,从信仰样态上来看,经历了观音信仰、弥陀信仰的民俗化诸过程乃至向民众生活领域民俗化过程;从特征上来看,佛教民俗化表现了泛神性、兼融性、简约性等特点;从宗教的社会作用上来看,其功效是显著的,表现为由外向内、由低向高的社会功效方面。     

论佛教对吐蕃社会文化的影响

佛教传入吐蕃后,在历代赞普的支持下,占据了吐蕃社会的正统宗教地位,对吐蕃社会的意识形态、教育方式、语言文字、造像艺术、建筑风格和音乐舞蹈等方面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印度佛教思想和文化或多或少也改变了吐蕃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文化结构。     

中国传统与佛教造像散论

佛教石雕造像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瑰宝,这种外来的宗教艺术受到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与同化,随着中国佛教的形成而成为汉化的佛教艺术。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增添了新的成分,同时,它也为具有巨大包容性和同化力的中国传统文化所渗透,经过了佛教汉族化的过程,以其世俗化的形式,为中国传统思想所接纳,与儒、道鼎足而三,佛教的汉化现象,可以从融进了中国本土的艺术形式特征与艺术理想的佛寺石窟造像中得到反映。中国文化传统与佛教造像的融合是多方面的,本文在此仅略述一二。     

乡村社会的宗教、实践及其变迁——对赣中S村宗教状况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资料显示,民间信仰的主体是自古式社会以来一脉相承的萨满教。在乡村社会中,它并不与民间道教和民间佛教纠缠不清,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这进一步证实韦伯、张光直等学者的论断。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随着人对自然的震慑感及人与集体之间的依附感渐趋减弱,较为普遍的一种宗教虔诚感来源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所需求的安全感。这使得许多相关宗教仪式、行为进一步民俗化,由宗教形式转变为风俗形式。     

中岩寺仙人床龛造像服饰风格探析

摩崖造像作为宗教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通过雕刻的视觉形式不仅直接反映了宗教的精神内容,同时也是一种民族艺术审美的外显方式.青神中岩寺仙人床摩崖造像保存完好,服饰精美,通过对佛、菩萨和供养人的造像服饰风格的分析,从中不仅可以领略造像时期社会时代的审美趋向,而且可以了解中国佛教服饰经历了从外来形式与中国传统服饰风格相融合并逐渐走向世俗化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