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权力悖论下的群体性事件审视

作为政府主导和驱动的现代化转型国家,政府权力悖论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群体性事件高度契合的解释范式。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权力悖论的存在和强化,催生“增长主义倾向”的政府,诱使公共权力异化,造成政策冲突,加剧了社会利益失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而政治信任的流失,将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和激化。因此,政府权力悖论的消解是群体性事件的善治之本。为此,要转换社会改革主体角色,变政府主导型为公众参与型改革模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阻滞政府权力悖论的产生;构建完善的公民社会,形成对政府公共权力的制衡;同时,引入外部制度竞争,形成化解政府权力悖论的压力机制;特别是,必须建构制度生态,形成政府权力悖论消解的长效机制。     

快速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新机制探索

当前转型时期,特别是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下行使中国长期积累的矛盾进一步浮出水面,隐性矛盾显性化,显性矛盾更加尖锐.在力保经济增长的同时,探索社会矛盾化解新机制、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就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明确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妥善处理社会矛盾,需要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健全社会矛盾化解的政府公共机制,创新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政府对社会矛盾化解的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推动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调节作用,真正建立社会矛盾化解的多元新型机制.     

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制度分析——“城中村”改造中村集体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民族志观察

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让地处大城市边缘的传统村落被卷入城市后变成了"问题化"的"城中村"现象。从个案"城中村"改造更新的观察中发现,在处于强势位置的地方政府和弱势位置的村集体组织之间形成了一个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场域,导致地方政府主导推进的"城中村"改造更新过程举步维艰。追求市场理性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经济动力,"法人共同体"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组织基础,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正当性,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有利机会结构,"红头文件"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合法契约。概言之,村集体组织是一个理性的"法人共同体",村集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从不平等的"单向依附型"变成了"双向交换型",地方政府直接用体制内的行政命令方式动员体制外基层社会组织来实现改造更新"城中村"的目标趋于"难产"。于是,尽管"正式权力正式行使"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村集体组织与地方政府诉求利益目标进行讨价还价的合法性策略,但村集体组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民利益代言人,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目标的理性行动者,这才是"城中村"改造更新项目趋于"难产"的根本原因。     

中国改革的权力--权利逻辑

权力和权利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我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内在障碍。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权利观）的核心在于,权利决定权力,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权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向公民权利的回归是权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逻辑,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二元性对立在社会总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寻求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健全互动,一方面,必须促进公民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打破权力和利益勾结的格局,建立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依靠法律制约政府权力。     

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的调适研究

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服务是其本质属性,但在现实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着政府利他性与利己性的矛盾属性。从政府政治人与经济人承担的角色属性来看,政府自身利益的存在具有历史合法性与正当性,当政府自身利益偏离公共利益的视野时,其权力膨胀与利益放大影响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会动摇其存在的合法性。从＂政府是必要的恶＂的理念出发,政府转型必须规制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相对实现,制定制度化的利益实现体系,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使政府权力与利益适度化,从而达到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     

全球化民族主义：一种现代性理论的阐释

在现代性扩展的过程中,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构成了一对矛盾。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世界范围人类社会的组成模式,而民族主义则是民族国家内部对全球化的反映,体现出在经历这一变动的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中,一些群体可能表达的权力与利益诉求。     

国有企业ESOP中利益相关者讨价还价博弈分析

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为深化改革、明确企业产权,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与产权形式正面临急剧变革,ESOP是一种可以借鉴的形式与手段。本文对国有企业ESOP过程中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员工之间的讨价还价博弈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实施ESOP政府应采取有效率的监管措施,弱化权力强势方的权力,促进利益公平分配;政府、企业应采取适当的策略,以降低交易成本,促使改革顺利进行。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一种现代性理论的阐释

在现代性扩展的过程中,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构成了一对矛盾.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组成模式,而民族主义则是民族国家内部对全球化的反映,体现出在经历这一变动的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中,一些群体可能表达的权力与利益诉求.     

市场化进程中乡镇政府“行为悖论”的发生学解析

乡镇政府的"行为悖论"即行为失范问题,始终是一个困扰农村改革的难题。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乡镇政府"行为悖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体制根源: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强化了利益机制在农村社会运行管理中的作用,使乡镇政府面临公共性蜕变和以权力置换利益的巨大风险;"乡政村治"制度安排和乡级财政的结构性缺陷,弱化了乡镇政府的社会管控职能和资源汲取能力,使其在摆脱财政困局的博弈中极易发生突破制度底线的机会主义行为;"压力型体制"下自由裁量行动空间的拓展,加剧了乡镇政府的角色嬗变和行为异化,使其从国家政权代理者蜕变为"政权经营者"的风险增大。     

试论我国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寻租

改革过程中政府传统行政权力的分解过程也是固有社会经济利益格局的重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追求有利产权安排的经济主体还是致力于谋求体制转轨期个人利益补偿的政府官员都有极强的寻租和设租动机,而政府在推进社会产权结构重组过程中所大量采用的行政"试错"方式客观上为寻租活动提供了一个宽泛的制度空间.遏制寻租要求政府将社会利益关系的重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但是"法制"并不等于"法治",只有当政府"生产制度的权力"被具有更高权能的制度(严格的立法程序和执法规则)所约束,非生产性寻租活动才可能得到彻底地根除.     

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的利益冲突及其规制——以强拆为例

当前强拆事件中的公众与政府执法人员的暴力冲突,体现了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由于政治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而权力主体在运用权力时又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以及权利主体自身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的缺乏,使得权力主体隐性逐利而侵犯到了公众的合法权益。为此,必须不断通过法治教育以强化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通过完善制度法规来规范权力主体的权力运用,以确保权利主体合法利益的实现。     

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基本动力研究

根据利益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地方政府有着追求并强化自身利益和权力的内在需求,这一需求是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根本动力所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变革取向、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张倾向与区域市场自由化构成了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基本动力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这种动力结构的内在机制,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呈现出不同的类型。     

中国行政制度的变革悖论及其破解

中国行政制度变革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悖论，以博弈论为工具分析悖论的演化过程，结果表明：随着制度变革的深入，其初期所具备的帕累托改进特性正在逐渐消失，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在缺乏有效外部制约的背景下，利益非中性的政府推动行政制度变革的动为也在弱化，变革悖论使得制度转型面临着低效锁定的风险。破解悖论的唯一途径在于培育公民社会，形成一种对分散的个体需求进行集结和表达的有效机制，通过确保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和制衡将会使良性制度变革成为不可逆的社会过程。     

利益·权力结构·制度变迁--关于当前行政改革难点的新制度经济学解说

行政改革本质上是一次对权力和权利进行重新界定的制度变迁过程 ,在更深层的意义上 ,它是一个利益关系变动过程。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及“路径依赖”决定了当前中国行政改革具有渐进性、过渡性及滞后性特征 ,改革的难点是行政权力的重新界定与规范运行 ,这是一种“非帕雷托改变” ,必然改变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由此而产生的“摩擦成本”使改革更显复杂     

区际交易拓展：对政府与市场分野的思考

我国分权化改革所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权力赋予”的激励功能上，却忽视了“权力约束”对政府所能产生的市场维护和市场发展的合理激励。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设定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严格前提，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的对称性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扩展市场和分割市场的正反两种行为趋向，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分权化体制对地方政府悖论行为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基于对体制纠错的思考对我国分权化体制的“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非对称”的制度安排缺陷进行了反思，在以西方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权力约束为假定的条件下，从分权激励的逻辑推进上论证了政府权力约束的重要意义及实现政府权力约束的“依法行政”路径。     

区际交易拓展：对政府与市场分野的思考

我国分权化改革所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权力赋予”的激励功能上，却忽视了“权力约束”对政府所能产生的市场维护和市场发展的合理激励。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设定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严格前提，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的对称性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扩展市场和分割市场的正反两种行为趋向，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分权化体制对地方政府悖论行为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基于对体制纠错的思考对我国分权化体制的“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非对称”的制度安排缺陷进行了反思，在以西方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权力约束为假定的条件下，从分权激励的逻辑推进上论证了政府权力约束的重要意义及实现政府权力约束的“依法行政”路径。     

利益清除中的政府回归——基于公共性重塑的讨论

利益集团是政治的一部分,但与政府的价值分离.在利益集团捆绑政府之后,基于公共性之上的制度一定会被扭曲,而扭曲的公共政策就难以获得普遍的支持.现代政府必须避免为利益所俘获,在政府与利益分离的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的分离.在此基础上,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经济利益进入市场而不是进入政府,让社会利益进入政治而非政府过程,从而切断政府过程与利益过程中的权力利润交换渠道,优化公共政策途径,重新塑造政府角色的公共性.     

国家悖论与市民社会的构建

诺斯的“国家悖论”深刻地揭示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即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悖论”在中国转型时期也客观存在,如何破解“国家悖论”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国转型期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有现实意义。“国家悖论”的原因是国家也是个“经济人”,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家悖论”的实质是国家权力悖论,即国家的权力超出了它本来的界限。因此,应限制国家的权力构建强大的市民社会来解决这一悖论。     

利益相关者悖论及其消解

利益相关者理论反对企业利润最大化,而要求企业根据利益相关者内在价值而道德地对其负责。这种理论导致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有很好的理由要求企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另一方面它却又消解了企业。这种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追求利润这个本质属性的否定。只有正视企业利润的社会责任价值,在企业和政府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分工,让政府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同时要求股东作为个体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这样才能消解利益相关者悖论。     

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矛盾研究综述与展望

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矛盾是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各种矛盾的集中表现。已有研究认为,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矛盾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矛盾、政府与矿业企业的矛盾、地方政府与中央企业矛盾以及政府、企业与资源地居民的矛盾;矛盾形成源于利益主体之间诉求能力差异及利益主体诉求能力差异的制度背景;解决这些矛盾需建立合理明晰的矿权制度、完善资源税费制度、建设利益主体广泛参与的组织机制、建立矿区居民利益分享机制。然而上述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未来研究应致力于探索符合西部区情的矿权制度安排、科学合理地进行利益计量和分成比例测算以及提供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利益矛盾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