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天人合一”新考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和人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人们常常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相分”等用语来概括和表述对天与人关系的不同看法。“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但作为一个哲学用语或命题则最早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事各顺改名，名各顺放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道德。”“天人感应”一词也来源于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按：指汉武帝）垂问乎天人之应。”至于“天人相…     

白居易天人思想探析——从《捕蝗》诗说开去

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相分思想是唐代思想中的一抹亮色,但与他们同时代的白居易却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天人观。白居易的天人观存在着“天人相感”与“人强胜天”的双重面向。一方面,白氏对汉儒的天人感应论有所突破,人力的作用在他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突显;另一方面,白居易对“天人交感”却又深信不疑,天人感应思想依旧构成白氏天人观的基本背景。在中唐出现的天人相分思潮中,白居易在理论深度上虽不及柳、刘,但若以宋代的新天人观为参照,白居易的天人观实则更能预示未来天人思想发展的方向。     

论商代的天人关系——以人祭祈雨为例

“天人关系”之所以是一个不受时代限制的哲学问题，在于它探讨的是人与自身力不能及的事情之间的关系，其所指是“人与人外力量的关系”，其中，“人外”主要指力量的作用范围有别于人。在这一意义上，商代有“天人关系”问题。从人祭祈雨习俗来看，殷人既表现出了对人本身的肯定，又怀有对人外力量的依赖，他们的天人观是在承认天人共存的基础上寻求天人互惠。     

荀学辨惑

许多年来，由于受“左”的风气的影响，有三股迷雾在荀学界飘荡着：一部分学者认为，荀子是“性恶论者”;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荀子是“天人相分”论者；还有人认为，荀子应当归属法家。对于这三股迷雾，很有澄清的必要：荀子既承认“人性有恶”,也承认“人性有善”,与“性恶论”无涉；荀子既有见于天人之分，也有见于天人之合，不是“天人相分”论者。荀子接着孔子讲，强调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重，非但不是法家，而且对“以儒治国”有重大贡献。     

文明的褶子——“三玄”天人观的现代沉思

“究天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主题.“三玄”天人观是华夏先民圆通天人的宏构伟制.通过对“三玄”天人观的全新解读,可以突破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成说,认识上古文化的“褶子”生态与源发本质,揭示其重时、几、势、感、缘、化的本真势域与生命感性特征,辨析文明同质化的弊端,寻求文化差异共生的出路.     

论庄子的天人观及其当代意义

与先秦诸子相比，庄子是一个较多谈论天人关系的思想家。他的天人观主要体现在前后保持一贯联系的四个方面：“以天为宗”、“天而不人”、“人与天一”、“无以人灭天”。今天重新审视庄子的天人观，对处于生态危机背景下的我们建设当代生态文明或生态道德、进行审美地生存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

建构和谐社会是新的社会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它不仅要立足现实也离不开对历史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和谐思想，如主张“和实生物”的宇宙和谐论；“和而不同”的人际和谐论；“以和天人”的天人和谐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实现三大和谐的统一。     

论高拱的唯实无神论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高拱的唯实无神论思想。首先，通过批判天人感应论，阐发了“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的唯实无神论。其次，通过批判灾异谴告说，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天人交胜论。再次，通过批判五德终始观，否定了“五行生胜”的历史循环论和“帝王受命而兴”的历史宿命论。最后，阐发了高拱将天下的“有道”与“无道”、社会的“治”与“乱”视为无神论和有神论产生的社会根源     

“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粗疏的、不系统的,在董仲舒前早已流行,后者虽荒诞不经,但却成系统,体大思精,是由董仲舒创立的。董仲舒言“天人合一”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天人感应”,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两者实际存有一种体用关系,“天人合一”是体,而“天人感应”则是用。董仲舒的天人关系理论应命名为“天人合一”说,而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天人感应”说。     

试论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问题

“天人”问题的含义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问题有广狭二义。广义地说,“天人”即宇宙、人生,实际上包括了中国古代哲学讨论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按照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在结构,可区分为天道(自然观)、人道(人生观与社会历史观)和知天人之道(认识论和道德修养方法)三大部分。狭义地说,“天人”指“天人关系”,即所谓“天人之际”,其具体含义,大体可析而为三: 其一、宇宙与人类、人类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又包括人类起源问题,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即人生意义问题,人类、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问题。     

论汉代儒学中的《大学》本义

汉代宇宙论的丰富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形而上基础,“天人感应”思想也构成了汉代儒学的鲜明特色。以《大学》这一典型文本为例,从“天人感应”这一特色思维模式阐释来看,其意义基本可以自足,并不存在后世所认为的缺简错简等问题。“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从三个维度阐发了“天人感应”这个主题。在工夫论中,“格物致知”讨论的是“天人之际”即“天人感应”的边界,实现过程中需要有天的参与。诚意、正心、修身等均为人力所及之范围。《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儒者对时代命题的思考与解读。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与君权神授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是以《公羊春秋》为基础,结合阴阳五行说而提出的。为深化其天人理论的内涵,顺应大一统的要求,董仲舒以《天人三策》迎合汉武帝的需要,又以“三统说”为新王立法。“法天”是董仲舒天人理论的重要支柱,“法天”的目的是通过鼓吹君权神授,以宗教神学强调君主的至高无上。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三教互补的伦理精神

在古代，儒佛道三家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三维一体的基本框架，支撑着整个传统文化的大厦。这不是说儒佛道比其他诸子百家有着更强的实力，而是指涵蕴于这一事实中的三教互补的精神实质和伦理精神。 一、天人合德的不同途径 如所周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对社会生活根本秩序的设计是“天人合德”。所谓“天”即伦理化了的宇宙秩序，是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本根，也是一切道德原则的高度概括。因此，天人合德之天并非苍苍空间，也非纯粹自然界，而是指事物的本然，即伦理——本体的实质。中国传统伦理的所谓天人合德，也就是道德主体向伦理本体…     

从“小宇宙”到“大数之谜”——现代人天观雏议

人天观,哲学上称“天人之辨”,古人则概括为“天人学”,是研究“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大宇宙”与“小宇宙”相互关系的理论。古希腊人提出人是“小宇宙”的学说,说人是“宇宙的缩影”,或者说人是同“大宇宙”(自然界)极其相似的“小宇宙”。古中国则有“天人学”,亦称自然界为“大宇宙”,那“秉天地之正气”而生之人体即为“小宇宙”或“小天地”,并以“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     

试论先秦天人关系演变的内驱力

先秦“天人关系”经由最初的“天人相分” ,到“天人相通” ,最后朝“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发展。究其流变的主要内驱力 ,乃是因先民的宗教最高崇拜对象不断演化所致。     

简论康熙天人感应中的民本思想

在中国地主阶级的传统哲学思想中有一个突出的观点,即“天人感应”。天人感应这个命题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的。所谓天人感应,认为和人一样,“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与人同,“天人一也。”天不但有心有情,而且能干预人事,能赏罚善恶,降灾或降福于人。人的思念和行为亦可以感应上天。从哲学角度看来,董仲舒的这种天人感应论是粗浅的神学天道观,它是     

孟荀天人观及其对人类的启示

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孟子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天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思想，强调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人对自然的改造与利用。将二者综合起来，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董仲舒思想五题

一、“天人三策”与儒学复兴秦亡汉兴，汉室乘秦之弊而得天下，不能不认真思考和总结秦王朝短命天亡的教训，以寻求汉家天下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兴黄老清净无为之学，得以有“文景之治”之初步繁荣．殆至武帝时，无为之学已不能适应亟待建立大一统政治秩序和强比中央集权之要求．富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下诏，广泛征求文学之士的意见，以确立新的治国原则．董仲舒以“贤良”三次应用上策，提出了复兴儒学，以儒家思想整合社会秩序的对策。三次对策即与汉代儒学复兴关系重大的《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对策一中，董仲舒将先秦儒家天命论与阴…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宇宙形上学的发展

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以天为本”，天人同类相感的“天人感应”的宇宙生成论体系，呈现出与先秦儒家心性形而上学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实质上仍是对先秦形而上学继承及发展后的产物，弥补了先秦儒家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对宇宙形而上学论述的缺失，开创性地建构起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首个形而上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