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社会支持机制建构的思考——基于江西的实证研究

来自江西某县农村留守老人的物质支持、生活照料支持、精神慰藉支持等方面调查研究表明,留守老人的社会支持不足,严重威胁到留守老人的生活。他们的养老支持目前仍然是以家庭为主,但许多留守老人得不到子女的赡养,又无其他社会支持,晚年生活境况凄凉。缓解农村养老压力的当务之急是构建一个由政府、社区、社会服务机构、家庭和个人构成的农村留守老人社会支持体系,以保障农村留守老人的权益。     

农村留守老人健康关爱的主体缺陷与改进策略

农村留守老人是一个人数众多、分布广泛的弱势群体,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关爱水平既是一个民生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问题。农村留守老人存在政府、家庭、社会、社区以及老人自身五个健康关爱主体,但各关爱主体在农村留守老人健康关爱的实践中均存在缺陷,其中,家庭方面的主体责任未能凸显,精神慰藉聊胜于无;政府方面的健康关爱制度短缺,健康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市场介入的动力不足,自发行为未成常态;社区的责任主体被动缺位,骨干作用未能发挥;留守老人自身的健康意识淡薄,健康投入有所顾忌。提升农村留守老人健康关爱水平,家庭应该不避责任,主动承载;政府则组织领导,保驾护航;社会各方积极协同;社区方面需激活各类组织,倡行孝亲文化;留守老人自身亦需转变观念,并抱团取暖,共同构建“五位一体”的健康关爱体系。     

困境与出路：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家庭中的精神障碍患者会给其家庭带来巨大风险与负担。在我国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作为一个特殊弱势群体,不可避免会遇到诸多困境。基于湖北省L村的实地调查,其社会支持呈现微观层面亲属支持单一性与非稳定性、互助支持缺位,中观层面医院支持断裂、社区支持匮乏,宏观层面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社会组织支持真空、社区文化归因偏差等特性。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完善与构建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其出路应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依托、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为支持主体系统,以收入来源的拓展、心理支持的提供、社区互助支持力量的培育为支持内容,以专业社会工作嵌入作为其支持实现形式。     

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重大时代命题，明晰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不仅是理解“中国之治”的重要视角，更是家庭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本研究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嵌入中国场景，从自然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应用规则以及行动情境等变量出发，分析家庭政策的外部环境，探究家庭政策的特征，诊断影响家庭政策的制度因素，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政策的变迁历程，进一步厘清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与内在机理。新时代我国家庭政策的推进要走向制度创新之路，尊重家庭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形成支持家庭、保护家庭的外部环境，完善家庭政策体系的制度顶层设计，构筑积极友好的政策行动情境，有效提升政策效能，才能更好地回应新时代国家治理和家庭发展面临的问题。     

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系统调查研究——以上海为例

上海市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开展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工作,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服务是其中重要一环。本研究通过对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系统的分析发现:在社会层面,上海市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在社区层面,社区非政府组织是社会支持服务体系的主体;在家庭层面,家庭是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服务的主体;在个人层面,专业社工是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服务的主体,社会帮教志愿者发挥辅助作用。在此多元化社会支持系统中,各主体都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支持。     

农村留守老人的政府支持研究

农村留守老人是伴随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类弱势群体。子女的外出务工弱化了家庭对他们的养老功能,同时,社区资源的匮乏并未缓解留守老人所处的困境。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政府作为社会正式支持主体对留守老人的支持状况,本研究对我国5个劳动力输出大省的400名农村留守老人以及其他相关群体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谈。研究发现,农村留守老人可以获得的政府支持非常有限,政府的角色仍然处于缺位状态,迄今为止并没有调整社会政策来填补家庭功能的缺失,留守老人的福利保障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社会组织: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正学习型社会建设是基础性的社会建设,因而社会组织也是学习型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承担着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历史重任。政治社会学研究表明:现代社会由国家体系、市场体系、社会体系构成。国家体系的主体是各级党政机关,市场体系的主体是各类企业,社会体系的主体则是各种社会组织。党政机关、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推进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跨代创新——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

本文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探讨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的情境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以江苏、广东等地354份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结果显示：以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为主导的代际传承抑制了家族企业创新；企业家社会资本可以削弱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对处于代际传承中的家族企业而言，创新意愿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和家族企业创新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探索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融合提供了新思路，在回应当前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关系理论研究悖论的同时，有助于家族企业提高代际传承中的创新水平。在实现个体企业“基业长青”的同时，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有效实施。     

南京市社区老年人日常生活照顾调查研究

本文以南京市社区老年人为对象，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照顾状况进行研究。本次研究显示：家庭依然是老人日常生活照顾的一种主要资源；邻居作为一种照顾资源，正在有效协助老年人日常生活；社区服务对老人日常生活照顾的作用正在逐渐加强；日常照顾的社会性资源开始被老人接受。     

六社联动下我国农村失独老人社会救助的路径研究

农村失独老人由于文化程度低,晚年没有稳定的收入和保障,处于生活、社会关系、社会融入等全方位的身心困境中。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基础,分析农村失独老人的现状和需求,研究影响农村失独老人社会救助困境的主要因素,分析失独家庭社会救助供给各主体的现状及问题,提出构建以政府为中心的“六社联动”的失独老人多元社会救助机制。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1891年热河金丹道起义中的蒙、汉民族冲突

对1891年的热河金丹道起义,早期学界研究认为,是长江领域的反洋教斗争在辽西地区推向高潮的一次斗争,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是在笔者们梳理史料过程中,发现事实非如前所说,而实为蒙、汉民族间的一次血腥仇杀。蒙、汉民族为此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怎样看待民族冲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大学数学分层次教学探析

“大众化教育”的来临对过去“精英教育”的教学模式提出了挑战,大学数学作为高等教育中几乎涵盖所有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在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能再维持过去单一的教学模式,它应采用分层次教学模式,即从学校层次、学科层次及学生层次上进行分层次教学。     

关于新形势下高校科研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社会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 ,高校不仅肩负着人才的培养重任 ,同时也是科技发展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本文探讨了加强科研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以及目前科研队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     

心润之策--论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学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模式;中国普通高等学校的理论艺术教育学也应有独特的学科结构及其理论内涵.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关于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四个问题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既要求我们加快人口的城镇化和区域的城镇化,更要实现经济意义上的城镇化;传统的城市化道路可以说是一种失败,因此应该扬弃;至于国外比如美国、英国等国的城镇化道路可资借鉴但不可照搬.     

“新民族主义”的中日比较

对中日两国的“新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两者在产生根源、表现特征和所发挥的政治功能上的异同，认为，中日两国的“新民族主义”都具有狭隘、非理性的特征，但由于中国的新民族主义与国家当前的整体利益不符，所以它并没有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而由于日本的“新民族主义”与日本右翼力量相融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已上升为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从而更具有危险性和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