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五四"时期无论是对于"人"的追崇还是对于现实引发的关怀,都使"五四"文学在一种时代的历史现实背景和西方文化思潮的中击下,走向了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发展之路.除了对"人的文学"的发现外,儒家文化对于现实的关怀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面对日益更新改变的活生生的现实面前熔铸了更多更复杂的关于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思考.这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两个鲜明的主题具有个人话语模式特征的"人的文学"和关注现实的启蒙的文学.     

五四“人的文学”的历史逻辑与价值承传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伴随对“人”的关注,“人”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关切,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导向不断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五四“人的文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是一代人的思想共识,也是文学与时代、社会碰撞的精神结晶。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给予了“人”新的内涵与阐释,同时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也实现了与“人”的深层互动。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当代文学继续高扬“人”的传统,延续五四以来对“人”的精神和个性的关注,展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学面貌。     

论浅草-沉钟社的二元文学观

浅草 -沉钟社顺应着文学多向度革新发展的要求 ,在文艺思想体系的建构中表现出了“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鲜明的二元倾向。这种二元文学观的形成首先受制于其特定的文化思想和特有的文化心理 ,但也与他们广泛接受中外文学的影响有关。将它置入时代要求和文学传统构成的语境中观照、考察 ,这种二元文学观呈现出双重意义 :其中 ,前者强烈地反映了反封建的时代要求 ,猛烈地冲击了“文以载道”的陈腐传统 ;而后者则积极地表现了对现实人生的关怀 ,猛烈地冲击了中国文学消闲传统以及“瞒”和“骗”的传统。     

从纯文学到大文学

艺术和文学分别借用不同的情感符号体系,来展示人类在不同世代的情感本真存在,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之下文学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文学依然新鲜活泼地存在着。纯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在当代逐渐被颠覆和消解,并不能说明文学行将消亡。从纯文学到大文学正是人类学意义上文学精神的自我回归,中国未来的大文学必然会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接受外来文化以及不同世代生活经验的刺激,发生微妙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演绎,也无论它是出自精英文学作家之手,还是出自草根民众之手,只要它自由地、自然地、本能地、本真地敞开了斯时斯地的情感(性情),那么,它都是既有中国品位又有时代气象,且与其他民族文学相互情意沟通无碍的中国大文学——多元共存的人类大文学生命实体中必要的生命元素之一。     

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

以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文学史观念,基本否定了“十七年”文学,赵树理小说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这种元叙述并非始于八十年代,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内部就表现出知识等级化倾向。赵树理坚持传统的文艺形式,以顽强的艺术个性开拓了传播五四新文化的文学途径。从抗日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的小说既表现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在时代与社会的总体结构中被结构化地建立起来,由此突显出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边缘性体验及其特点。重新阐释大众化时代所产生的这种文学形态,解释它对接受的传统定位,以及在尊重本土接受基础上多元的艺术取向,对认识当今大众文化市场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观念的嬗变

无论是社会历史演变还是理论逻辑转换,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都经历了一个复杂繁琐的论争过程,也正是透过论争,可以清晰地探析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左翼文艺运动十几年间文学观念的变化。其间,从"建设的"到"怎样地建设"的理论宣言折射出新文化运动发生后的文学观念的心态嬗变;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反映出文学观念的工具论思想的衍生和发展功能嬗变;而作为"为人生"与"为艺术"两派之间的论争,更是集中体现文学观念的形成方式和运作形态的嬗变。三者共同勾连起社会与文学之间双向互动的纽带。     

郑振铎与"世界文学"

作为成长于五四时期的一代学者,跨民族、跨国界的文学接受使郑振铎倡导"为人生的艺术",并提出了"血与泪"的文学主张,也使他认识到文学的情感、表现的审美特性以及人类文学的相通性,从而形成了"文学统一观".由此,他不仅积极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并在<文学大纲>中率先提出在中国实践世界文学的构想.     

清末民初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

俄国文学于清末民初输入中国 ,其译介规模虽不及英、法、美、日等国 ,但仍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译介到中国的除虚无党小说外 ,还有一些名家名作 ,如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评论界对俄国文学的思想艺术价值也有较为深入的认识。近代中国的政治形势和文化氛围 ,使国人对俄国文学未能给予普遍关注 ,此种情况与“五四”时期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大受欢迎形成了鲜明对比。     

五四文学精神资源新论

人文主义是五四文学的旗帜与象征,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梦想和追求。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与传统价值观完全不同的现代性意义,也标志着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现实可能性。然而,人文主义原本是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它究竟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新文学作家又是怎样对其加以理解和运用的?这一关键问题,至今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对五四文学的精神资源进行反思,认为五四文学是本土意识深度介入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等的结果。     

文学转型与传统建构

陈伯海认为,中国文学传统形成于一次次转型之中,转型并不脱离传统的建构,而是传统演进的重要表现。朱德发认为,在中国文学向现代的转型中,更应当关注文学内容的转型,同时明确文学转型是一个过程,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学样式都发生了转型。姚文放探讨了文学传统转型的内在机制,认为文学传统常常在不同时代的接受、阐释和再创造中发生偏离和变异,文学的发展就是在传统的转型中完成的。方忠认为,中国散文到五四时期发生了重大艺术转型,这一转型主要体现在创作的主体意识、本体意识、流派风格、语言符号等方面。     

经济与文学之关系

章培恒认为,文学的形态和发展都与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经济对文学的推动作用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对人性的影响而影响文学的内容,通过推动人的生活方式及需求的演化而影响文学的发展。胡明找到了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四条途径:(一)体现在文学作品与作家头脑里的经济意识与经济理念;(二)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三)经济生活对中国传统文学生存发展的促进与制约;(四)文学史人物微观具体的经济活动与其文学活动的关系。陈大康通过对《瀛寰琐纪》的产生、出版延误乃至最终停刊的现象及背后原因进行个案分析后认为,报刊文学既是精神产品又是商品,其发展既遵循文学发展的规律又受到商品交换法则的制约,两种约束形成融为一体的舍力,规定着文学的生存形态。董乃斌指出,唐代获得文体独立的小说,萌芽雏形阶段的说唱、戏剧和市民文艺,包括寺庙中发达的演说经变和俗讲,以及一度极为兴盛的敦煌文学,都和其时的经济状况有着深刻的联系。许建平认为,文学具有双重属性,既有精神的属性又有经济的属性,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精神属性与层面的研究,而应扩大为物质一经济属性与层面的研究。这样,文学的研究才能还其本原,文学研究被遗失的部分才能复原。     

浅谈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及其特征

发端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时称新文学),几乎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同时起步。中国现代文学从其发生之时起,就摄取、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丰富营养,显现出鲜明的现代特征。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表现形态作用于中国作家,丝丝缕缕,或隐或显,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终,形成中国化的现代主义文学,呈现出复杂性、异质性和本土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在普通男女描写中,揭示人的迷失或扭曲;现实主义其表,现代主义其里;表现手法上吸纳融合,中西合璧。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借鉴、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观念和技巧,融合中国文学文化的优秀传统,比之世界文学毫不逊色。     

《离骚》奠定了我国迁谪文学的审美基调

迁谪文学是我国特殊国情所产生的特殊文学。屈原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迁谪文学的奠基人 ,是他的迁谪经历和叛逆性格使然。屈原的影响 ,主要通过他在作品中塑造的自我形象的人格魅力。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 ,“发愤以抒情” ,为我国迁谪文学奠定了审美的基调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初探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一方面，佛教逐渐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从文学上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学辅助佛教弘传并融汇于中国文化，两者相互作用，初始借文学以宣扬佛教，渐趋达到佛教意识，对正常文学式样的有机渗透，文学不再表面化地宣扬佛教教理，而是在其意境中把人们引向空寂的世界。     

1990年代大众文艺精神取向论

199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机制发生重大变革,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商品经济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国当代文学艺术随之急剧裂变,呈现多元化走向,形成精英文艺、大众文艺、主流文艺三板块交叉发展的格局。尤其是大众文艺迅猛发展,成为学界瞩目的文学艺术潮流。因此,学界加强了对大众文艺的研究并提出众多的评判标准。从精神取向角度来看,1990年代大众文艺起于消闲娱乐,于中暗含“意义”与“精神”以及某种乌托邦因素,具有世俗关怀意识、灵与肉的变奏、寻找精神家园、表述现代人精神痛苦等人文精神内涵。     

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价值

五四时期,周作人倡导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并强调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提供了观念上的巨大推动力。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与发展,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儿童文学在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健康发展,推动儿童向理想人格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性价值,这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可谓是不谋而合,从而又凸显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独创性文化价值。     

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1980年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最先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但一些作家已着眼于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控诉与呼唤的潮流虽然遭遇挫折,但文学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些作家走向了个人,展示和肯定人的个性;一些作家走向人的生命,呼唤人的自然权利。“性大潮”的出现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文学中的一次回归。文学因此而对人的表现有了新的开拓,但也意味着一种退缩性的转向。重返“人的文学”的障碍不仅来自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旧的权威话语,而且来自海外引进的新思潮。1980年代文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存在的澄明:中国古典美学的人文意蕴

作者认为,美学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美学所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发展与生命的意义。中国古代的诗人、艺术家将人生赋予一种诗意,提倡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通过审美活动塑造人的灵魂,用审美态度去体验人生,在审美体验中追求有限生命与无限宇宙融合为一的澄明的境界,明确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人文意蕴。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