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公司法中的董事义务及对我国的立法启示

澳大利亚公司法对董事义务的规定有其独有的特点,它将董事的义务具体分为谨慎、技能、勤奋和忠诚、善意的义务,给我国公司立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澳大利亚立法经验和实践看,我国公司法立法应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扩大董事与公司为自我交易的限制;明确界定公司机会的概念;增加当前公司法中欠缺的忠实义务,如亲自积极行使董事权力、为正当目的使用权力以及在为公司的利益上诚实等。     

我国机长权力法律规制的立法完善

机长权力是《东京公约》的重要内容,厘清机长权力的法律性质对规范机长权力以及维护航空安全有重要意义。机长权力是一种代理关系的表达,兼具私人代理与准行政代理的性质。机长权力中是否包含作为义务,可以说是权力中有没有义务这一争议话题的延伸。机长是飞机上权力最大的人,其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包含作为义务的权力。机长权力是代理与自治的结合体,对其进行规制至关重要。对权力与义务的事前控制及约束,对规范机长权力的行使以及保护刑法所保护的生命法益尤为关键,应为立法所重视。     

公司生命周期、CEO权力与现金股利决策

选取2010—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对公司生命周期、CEO权力及现金股利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发展阶段中,当公司进行股利决策时,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即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决策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同时,CEO权力的大小也会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CEO权力过高会显著弱化现金股利决策的生命周期特征。进一步,CEO权力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发展阶段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决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     

论董事的注意义务

注意义务是董事对公司负有的合理履行技能和谨慎注意的义务。本文对英美法系的代表———英国与美国和大陆法系的代表———德国法律中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标准问题进行了述评,阐释了美国判例法上的经营判断准则,并指出其对完善我国《公司法》的借鉴意义。     

论强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义务与责任

在股份有限公司实践的发展中,出现了权力中心由股东大会向董事会转移的趋势,作为公司权力机关构成人员的董事的权利也呈现出了扩张的趋势,为切实维护投资者(股东)的利益,保护交易安全,董事在行使权利时,必须履行其对公司的义务;在权利扩张的同时,必须强化其对公司的义务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CEO 权力、产权性质与创新绩效

以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3年的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 CEO 权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产权性质对创新绩效———CEO 权力敏感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产权性质会显著影响创新绩效与 CEO 权力之间关系的敏感性,非国有企业 CEO 综合权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持有本企业股权、具有较高学历水平、任期较长以及兼任董事长的 CEO 能带来更好的创新绩效。国有企业 CEO 综合权力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较弱,但较小的董事会规模以及 CEO 持股有利于提高创新绩效。     

法的内容:权利、权力、义务之思辨

传统的"权利义务法理学"模式成为我国法理学发展的障碍,观念创新是惟一出路.现实中,在法治背景下,国家也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权力进入法律的视野.法的结构模式形成"权利、权力、义务"的三元结构模式.其中,权力和义务主要彰显于公法关系中,权利和义务主要彰显于私法关系中,但又不绝对泾渭分明.在合理构建"权利、权力、义务"法理学模式时,应该强调权利本位,权利优于权力,权力促进义务的遵守、保障权利的实现,形成权利、权力、义务的平衡结构.     

论现代立法中的利益平衡机制

现代立法以权利与义务为利益调整机制。在这一调整机制中,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模式为其核心。而在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模式中具体又体现为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权利与权利、权利与责任、权力与义务、权力与权力、权力与责任、义务与义务、义务与责任的具体平衡。     

经营判断规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公司是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二权分离的产物,其经营治理是精英即董事之治。如何在保障股东权益而课于董事在公司经营中必要义务的同时给予董事在经营中必要的灵活权衡,是公司法的一个大课题。在这方面,美国公司法走得比别的国家远。美国公司法要求董事在公司经营中要承担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同时为董事提供了经营判断规则,以保障其在尽了必要义务时不因经营失误受到股东攻击和法律非难。经营判断规则因其适时性、创新性和包容性对调和股东与董事的权利、保护董事利益方面成效显著。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不久,公司立法还远不完善,且在董事利益保护方面几近空白,根据国情,参酌日趋完善和适用扩充之美国公司法的经营判断规则,实为必要。     

对权利与义务本位之争的反思和批判

以权利和义务作为法的基本矛盾构建的权利义务法理学,在理论上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其错误就在于用义务取代了社会公共权力,使社会公共权力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脱离了法学研究的视野,从而使权利义务法理学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在民主与法治建设已向我们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的新形势下,推倒以权利义务为基础的权利义务法理学,以权利和权力为法的基本矛盾重新构建科学的法理学已是当务之急。     

论党章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章程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党章不仅从外在形态、内容实质、稳定特性、强制效力方面获得法律的一般特征而成为法律范畴,而且从内容根本性、党内法规系统核心和基础地位、权威性和约束力最高、影响全局性和巨大性方面获得其他党内法规所无法比拟的"根本大法"地位.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党章具有指导和规范党的领导和执政、教育党员、调节党内关系、保障国法、吸引和凝聚广大人民等众多特殊作用.     

涉诉信访困境及破解思路

涉诉信访是我国目前极具争议的制度,涵盖了民意表达、监督司法、解决纠纷等多项功能,通过对涉诉信访制度成因及其制度困境的分析和考察,提出了以"法治化"破解涉诉信访困境的基本思路。     

论人权法律关系理论

法律关系理论具有普适性,也是分析和研究人权、刑事诉讼人权保障问题的工具性理论。人权法律关系,是由人权法规定的国家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法律关系的三个构成要素来看,其权利主体主要是自然人,义务主体在公法领域主要表现为国家,在私法领域主要表现为自然人和法人;人权法律关系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即义务主体所承担的义务,包括尊重、保护和实现等义务;人权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人的生命与健康、自由与尊严、幸福。     

法律权威的现实性分析

法律权威是法律的基本属性,且法律权威必须具有现实性,法律权威体现在实在法的实施过程中。实在法以法律体系的方式存在,法律体系由权威的实体规定和权威的程序规定构成。法律权威的现实性直接反映在公共权力的运行中,也与公民权利有着内在的关联。     

清朝文官义务与惩戒制度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在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清朝文官义务是文官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清一代文官义务较多,主要可以分为清朝律例规定的义务和因其道德伦理而产生的义务两类,但在实际中这两方面的义务有很多是互相交叉的。把文官义务与惩戒制度进行结合,有利于促进文官义务的履行,而结合文官惩戒制度探讨文官义务,也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文官义务的具体内容,把握文官义务的内涵。清代文官义务对清朝有重要影响,对当代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广告规制工具的实施效果研究

为治理违法广告,中国现行法规定了事前审查、过程控制和事后监督等规制工具,但严格的规制工具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实施效果。以医疗广告为例进行分析,得知原因在于:事前审查制度的高昂成本诱发了广告主的对策行为;媒体的审查义务作为过程控制工具,也因为媒体的市场化改革而在实施中大打折扣;行政机关的事后监督检查由于"委托—代理"问题和媒体"第四权力"的制约而难以有效落实。从解决对策的角度,应当针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分别为广告主、媒体和行政执法人员建立有效的激励和责任威慑机制,促使他们积极履行各自的义务和职责。     

传统中国的“厌讼”现象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本文主要从解决纠纷的社会机制和诉讼效益两个方面对传统厌论现象予以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指出现今我国诉讼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是造成公民不愿打官司的原因之一,强调在现代社会除诉讼外,对于其他的解决纠纷的机制应给以充分重视。     

论刑法惩治"性贿赂"的必要性——以贿赂罪的侵害法益为视角

不少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色交易,使得性贿赂大量滋生,其社会危害性在某些方面比起金钱贿赂有过之而无不及。性贿赂与其他贿赂罪一样,侵害的法益都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此,转变传统观念,将性贿赂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对性贿赂定罪量刑,已成为惩治腐败的当务之急。     

我国合同法上代位权制度的创新与疏漏

我国新合同法上确立了债权人代位权制度。这种新的债权保障制度与传统民法上的代位权制度相比有不少创新 ,同时还存在着一些疏漏。笔者认为 ,我国合同法上代位权制度的创新表现为 :①规定了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积极要件 ;②规定了专属于债务人的权利范围 ;③规定了债权人的直接受偿原则。其疏漏表现为 :①对代位权标的规定上的漏洞 ;②对代位权期限规定上的漏洞 ;③对债务人诉讼地位规定上的漏洞     

论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建构

行政公益诉讼在国外已被广泛接受且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诉讼制度,但在我国尚未得到立法上的认可,理论界也未形成一致认识。在我国建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法理基础有两条:一是保护公民社会公共性权利的需要;二是以权利制约权力、以私人力量制约国家权力的需要。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原则概括而言主要有如下七条:明确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规定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取消诉讼时效的限制;拓宽公益诉讼的范围;实行合议制审理;不适用调解制度;合理规范审判程序及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