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调元古籍编刻活动与文献学思想述略

李调元的古籍编刻活动贯穿于他的一生,包括访求珍本、编订成书、编撰大型丛书及后续的修订增补,为保存巴蜀文化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李调元编刻古籍从内容上来说经史子集四部齐备,还刊刻了几部大型丛书如《函海》《续函海》,编纂了《蜀雅》《全五代诗》等大型总集。他广泛收集有关历代巴蜀文献的资料,尤其是明人杨慎的著述,汇刻到《函海》中,才使得这些著作因《函海》而保存下来。他在文献的甑订与辨别上,非常注意可靠性与完整性,因而所编刻的古籍质量很高,是清代中期蜀中刻书的代表。所撰写的几十篇《函海》序跋,或考订作者,辨析版本,或纠正前人误说,补充内容,皆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反映了李调元的文献学思想。     

清刻李白集述要

清代对李白集的编刻情况相对简单,主要有明人编纂李集刊刻、清人注释李集、清人重编李集,以及据两种宋本覆刻。主要成就体现在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三十六卷及李调元、邓在珩编订《李太白全集》十六卷上。这些代表了清人李白研究的主要成绩。此外,因为宋版原刻本今已佚失,清代覆刻的两种宋版李白集对保存李白集文献起到了积极作用。     

《王氏画苑》的两种明刻本

一、北大所藏的《王氏画苑》《王氏画苑》,明王世贞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该书的两种明刻本。一种为王元贞(字孟起)刻本,原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与《王氏书苑》合刻,詹景凤补益)。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匡高19.4厘米,广13.7厘米。目录标题后第二、三行下题:“皇明朱衣姚汝循同校”。卷十末有“万历庚寅岁夏五月王氏淮南书院重刊”一行。淮南书院是王元贞的金陵家塾。知此本乃王元贞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重刻于金陵。《画苑》与《书苑》前有王世贞《重刻古画苑选小序》和《古法书苑小序》,述及刻书     

《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所录鉴书博士考

《金石萃编未刻稿》录《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其中有官宣文阁鉴书博士者,原石人名阙如。经考证,此人为杨俊民,扬历馆阁,显赫一时,历任数官。其任宣文阁鉴书博士的时间为至正十一年(1351)前后,任职的时限也可以大致界定。     

论张敦仁刻《仪礼注疏》格式之由来

清嘉庆张敦仁刻《仪礼注疏》被公认为《仪礼》经注疏合刊本系统中的最善之本。该书实为顾千里取宋刻《仪礼经注》及宋刻《仪礼疏》重编而成,与此前同类刻本相比,其材料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张本《仪礼注疏》的格式大体同于明陈凤梧刻本,但其行款係据元刻十行本设定,其书名则在复古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分析张本格式的由来,有助于推考其成书经过及其与阮刻注疏的深层联系,同时也反映了顾千里强调疏文在合刊本中之地位的礼学史观。     

《全唐诗外编》“孟郊诗补遗”勘误

中华书局1982年版《全唐诗外编》(下称《外编》)补孟郊遗诗十首(句)。我在搜笺《孟东野集》过程中发现“补遗”间有疏误,兹勘正五条于下。 1、《失志夜坐思归楚江》《外编》第451页据元李治《敬斋古今黈》十,以《失志夜坐思归楚江》为题,录“死辱片时痛”四句作孟郊遗诗,误。这四句系北宋刻本《孟东野诗集》(北京图书馆藏),蜀刻残本《孟东野文集》(北图馆藏)所原有(见卷三),是《夜感自遣》一诗的     

丛书的起源与发展

丛书的起源与发展宋文坤“丛书”，即聚集各类书籍为一编。具体地说，丛书是一种编印多种单独著作并冠以总名的汇集性图书，所以丛书又称汇刻、合刻、丛刻、丛刊、全书等。丛书有大有小，大者如《四库全书》，共收书３５０３种，计７９３３７卷；小者如《四书》、《十三经...     

《黔诗纪略后编》版本及成书过程述略

《黔诗纪略后编》存世版本计有三种。其一是保存于上海图书馆、署名"独山莫庭芝、遵义黎汝谦同编辑"的初稿本;其二是保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署名"独山莫庭芝采访、遵义黎汝谦编辑"的再稿本;其三是宣统三年,陈田得陈夔龙资助,在京师所刻的《黔诗纪略后编》三十卷本,署名为"独山莫庭芝芷升、遵义黎汝谦受生采诗,贵阳陈田松山传证"。三本之间,既有承传关系,又各有不同。通过互相比勘,可以探知三本各自的价值以及《黔诗纪略后编》的具体成书过程。     

《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皮学士诗集》文献价值述略

晚唐作家皮日休作品集的现存版本中,由明人辑刻的《项氏瓶笙榭新刻皮袭美诗》、《皮学士诗集》均为海内孤本,长期以来罕为人知,对其文献价值尚无人揭橥。文章考述了二集的编刻及收诗情况,并从诗歌的汇编及作品的辑佚、校勘、评点几方面对这两部诗集的独特价值首次予以发覆。     

历代周敦颐文集的版本源流与文献价值

周敦颐文集的编纂始于南宋,至明代形成别集、专志和全书三大系列,形式多样,版本繁复。已知宋代至少编刻有七种,元代一种,其中宋刻十二卷本内容丰富,至今仍存。明清两朝则不下三十种,分属以明朝弘治年间周木重辑《濂溪周元公全集》、明朝万历三年王俸、崔惟植编《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和万历二十一年胥从化、谢贶编《濂溪志》为核心的三大系统。各本繁简不一,多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或可对周子生平事迹有更准确的认识,或可梳理周子诗文的汇集过程并做必要的辨正,或可从中发掘大量新的甚至是独有的重要文献。     

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

研究明清政府对湟水流域土官土司的改革方略,对了解明清两代统治西北地区的军政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湟水流域土司制度始于元代,明代臻于完善,清代虽然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并未根本动摇湟水流域土司制度的根基,可是清代对土司制度的调整和改革,使河湟地区的土司制度逐渐衰微。     

制造荣耀——乾隆帝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的历史书写

作为后金（清）崛起的重要战役,萨尔浒之战被清朝历代皇帝所追述,而对于其战争场景的文学表述却各有侧重。《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下简称《书事》）是一篇乾隆帝为记述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萨尔浒一战以少胜多的追忆文章。文章以乾隆帝《书事》为中心,通过比较萨尔浒之战亲生经历者的追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帝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康熙的追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从文体选择、文章结构和文本内容三个方面,可以窥探乾隆帝在《书事》中看似平常的战争描写背后关于维护正统地位、理顺君臣关系、警示子孙及八旗将士的政治诉求。     

沈德潜与其同调黄子云格调论诗学观辨析

格调论在清代乾隆时期最为盛行，沈德潜为其盟主，黄子云为其同调，两人互相呼应，在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人格与诗格之间的关系、拟古和新变、尊唐学宋、拟议变化等方面具有许多的相同点，但又各有特点。黄子云为清代格调论的日益成熟和完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清代台湾进士名录考订

有关清代台湾进士,黄典权、林文龙列有31人,汪毅夫列有32人,均未能尽台湾进士的全貌。通过文献考订,综合各家的统计标准,清代台湾进士的总人数应该是33人。从文献考订的过程看,相关进士名录、索引以及地方志等文献对清代台湾进士的记载均存在或多或少的缺憾。同时,据考订清代台湾进士的籍贯发现,有17名台湾进士的原籍是福建或广东相关州县,这和台湾社会的移民历史正相吻合。     

黄世仲《洪秀全演义》版本与传播情况考论

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是清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压卷之作。该小说的版本问题比较复杂：所谓“六十四回本”，应不存在；五十四回本，则有故事完结本和未完本两种；“完结本”相对于“未完本”，有许多增改润色之处。这些增改润色当出于清末民初小说家陆士谔之手。《演义》出版后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对清末民初的种族革命和小说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     

黄宗昌家世与生平考——《崂山志》系列研究之二

从明代开始,即墨黄氏由一个普通的农家,不断提升文化层次,从明嘉靖到清光绪的数百年间,涌现出进士8人、举人34人、贡生45人,其中有65人有文集、诗稿传世。这些文学、文化人才,使黄氏家族成为当地典型的名门望族、文化世家。一方面,家族文化构成了黄宗昌《崂山志》撰写、刻印和流传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从族人黄肇颚的《续崂山志》、黄氏后人对《崂山志》的普遍重视和黄氏外甥周至元的《崂山志》,以及青岛文化发展的实际来看,黄宗昌《崂山志》的影响已从家族文化向外扩展,对青岛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为我国家族文化与地区文化互动的一个鲜活的例证。     

《全宋诗·皇荂曲》作者邓林考辨

文章根据《全宋诗》第67册3520卷资料,对宋代诗人邓林的生平事迹及其《皇荂曲》之外新辑佚诗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辨。因为同时代姓名相同的几位邓林事迹相混淆,造成了《皇荂曲》作者邓林小传的模糊。据方志等材料对以下数位同名邓林作了深入辨析：A邓林,字楚材,福清人,淳熙五年（1178年）进士,有《虚斋文集》;B邓林,新淦人,宝秸四年（1256年）进士;C邓林两人,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一为南城人,一为崇仁人。《皇荂曲》的作者邓林,字性之,号四清社友,为邓彝叔之子。进而讨论了《全宋诗》和《两宋名贤小集》邓林小传的失误。     

清代湟水流域土司土地占有及赋税

清代既是土司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也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阶段。雍正以后,清廷在湟水流域陆续设置了府县,此后,诸家土司所占有的部分土地被清查入册,承纳＂番粮＂,土司也成为政府赋税承纳的对象,诸家土司经济实力逐渐衰微。     

论清初毗陵词人群对常州词派的影响

清代词学领域里,常州词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早在清初,就出现了以邹祗谟为首的毗陵词人群,人员较多,词作颇丰,是开启清词中兴局面的一个重要地域性词人群体。他们为后来兴起的常州词派提供了丰沃的词学环境。另外,在词学理论上,清初毗陵词人已开启了尊体、寄托、重学的先导,对常州词派影响深远。     

“矿脉”与“龙脉”之争——清代关于端砚开采的“风水”论说

产于广东肇庆地区的端砚为我国四大名砚之一,在唐代时始闻名于世。此后历代都将端砚作为贡品进行开采。清代以后,随着民间社会风水意识的深耕化,关于端砚的开采,出现了所谓"矿脉"与"龙脉"之争。其中的纷争既有合理的部分,保护了农业与生态环境;也有出于维护私人利益、控制地方资源而展开的"风水"争斗。士绅、乡族团体与政府的对抗,并最终获取胜利也直接反映了晚清以后绅权的膨胀,及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