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中的人身权问题探讨

器官移植对法律秩序尤其是人身权方面提出了挑战。我们应该在充分尊重人格权的前提下建立相关法律,并严格依法办事。某些器官如睾丸、卵巢移植导致的亲属法上的法律问题,应以传统的血缘、婚姻为基础确定其应享有的身份权,而不能仅从遗传基因方面考虑;从法律自身的价值意义出发,不应禁止脑组织移植,所带来的意识替代问题也是可以通过立法解决的。     

器官移植中的人身权问题探讨

器官移植对法律秩序尤其是人身权方面提出了挑战。我们应该在充分尊重人格权的前提下建立相关法律。并严格依法办事。某些器官如睾丸、卵巢移植导致的亲属法上的法律问题，应以传统的血缘、婚姻为基础确定其应享有的身份权。而不能仅从遗传基因方面考虑；从法律自身的价值意义出发，不应禁止脑组织移植，所带来的意识替代问题也是可以通过立法解决的。     

试论劳动者人身权的法律保护

本文以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人身权应当得到有效保护为基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对劳动者人身权法律保护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当享有,容易受用人单位侵犯的人身权进行分析与总结.第二部分,对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人身权保护现状和权利保护缺失原因进行分析与概括.第三部分,提出加强劳动者人身权保护的具体措施.     

人体器官移植相关法律问题探究

在医学不断发展的今天,为了挽救更多病患的生命而产生的人体器官移植也在不断的发展,如今人体器官移植显已成为治病救人不可缺少的一项技术。为了推进器官移植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我国上海,深圳等地也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全国性法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也于2007年5月1日施行。器官移植给我们带来福音的同时也伴随着相关法律问题的出现。现行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规定依旧寥寥无几,无论是民法还是刑法都没有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给不法分子留下大量的法律空白。由于人体器官移植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缓慢,并没有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解决不了器官移植日新月异的诸多问题,从而导致越来越多公民的合法权益遭受不法侵害,威胁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在大力发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同时,也必须不断完善器官移植的相关法律问题,从而建立一个安全有序的器官移植环境,为挽救更多病患的生命而创造条件。     

现代器官移植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结合器官移植的发展历史,从对技术的社会价值评价的分析角度出发,对器官移植技术给社会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从而使人们能更全面、更理性地看待器官移植技术.     

人体器官移植的刑法规制研究

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诸多刑法问题,引起了法学界有关此类问题的争议。为了保障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发展,不少国家的刑法都对器官移植所引生的一些犯罪问题进行了明文规制。我国应当在刑法中增加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并相应地完善我国器官移植的法律体系与立法内容。     

商品化权及保护

在一般民法的人身权与版权之间,以及在商标权、商号权、商誉权和版权之间,存在一个边缘领域,无论将其单放在人身权(或商标权等)领域,还是单放在版权领域解决,都难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为解决这个问题,学者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商品化权,但在我国,法律对商品化权的认定和保护缺乏法律依据,需要进行认真的探讨.     

生物医学法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

器官移植、基因治疗和人工生殖(人工辅助生育技术)是21世纪人类最激动人心的研究成果,必将极大地造福人类社会。器官移植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脑死亡的标准以及供体受体的选择所带来的法律问题,我国还没有完整的器官移植专门立法,在制定规则的时候要考虑到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基因治疗的法律规制一直都是薄弱环节,包含很多不安全的因素,刑法应当作为一种最后手段介入调控。人工生殖作为现代医学治疗不孕的重要手段,对传统自然生殖方式有重要补救作用。人工生殖在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形成冲击的同时,也对现有法律制度提出挑战。对以上问题,我们既要防止过度商业化,也要注意科学研究中的规范。     

意思自治在人身权法中的扩张

社会的发展,使得人身权法中意思自治的范围与程度日益深广,安乐死、器官移植及商品化权许可等,都涉及这一问题。社会经济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变化、人格权的物权化及个人与社会间利益的博弈等,是这一现象背后的法理基础。意思自治在人身权法中有着自己的特质,如一般主体应具备完全民事责任,且不适用代理制度;契约或承诺被履行前,涉及人身权的自然人主体有任意撤销权等。     

著作人身权信托争议分析——与刘丹冰教授和杨延超博士商榷

国内对著作人身权信托进行研究的学者只有刘丹冰教授和杨延超博士,但两位学者对著作人身权是否可以信托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且这两种相反的观点均有商榷的余地。著作人身权虽然与民法上的人格权有相似之处,但著作人身权不属于人格权的范畴,因此,不能以著作人身权是民法上的人格权为理由而认为著作人身权不能信托。另外,由于法律的相应设计,著作人身权不进行信托也能达到信托目的,而且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或著作权人的权利,著作人身权不宜信托。     

脑死亡与器官移植

自1967年南非医生班纳德(Banard)成功实施首例心脏移植手术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心肺死亡并不能等同于整体的死亡,而脑死亡才具有不可逆性,脑死亡的问题首次被提了出来。直至今日,其已为众多国家地区的医学及法律所确认,并制定了一系列脑死亡标准。脑死亡的确定,极大的提高了器官移植的例次及成功率,为器官移植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而中国至今未制定脑死亡标准及脑死亡法,为了适应于国际趋势的需要,制定脑死亡及器官移植法迫在眉睫。     

论器官捐献人的撤回权

我国的器官移植法规赋予了器官捐献人对其已作出的器官捐献意愿以撤销权,但若从民法理论上对“撤销权”与“撤回权”进行界分,则应称此项权利为“撤回权”。器官捐献的撤回非是使器官捐献不生效力,乃是停止对器官捐献意愿的追求,该项权利的行使只能是捐献主体在其生前或器官植入受体之前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行使。赋予器官捐献人撤回权在于尊重其自我决定权及体现民法所蕴含的价值。器官捐献者行使撤回权后,在活体器官捐献中捐献人恶意撤回致使受体死亡或严重身体损害时需要赔偿损失。     

对人体器官移植行为的法律解析

人体器官移植由人体器官植入行为和人体器官摘取行为构成.其中人体器官植入行为属于传统医疗行为范畴,适用医疗服务合同法理;人体器官摘取行为则仅是医疗援助行为,但因存在合理的受害人同意而阻却了其违法性,在适用上可准用医疗服务合同法理.     

韩国器官移植法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器官移植法包含了有关器官移植的所有事项,本文就其中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即脑死亡、器官捐赠的同意以及人体器官买卖的刑法规制,寻求对我国器官移植立法的启示:其一,我国器官移植立法没有必要采纳脑死亡的死亡判定标准,在坚持传统的死亡标准的前提下,在器官移植立法中有条件地允许摘取脑死者的器官行为成为依法令的行为,从而使其正当化。其二,器官捐赠人的有效同意是摘取其活体器官的核心条件,医生必须履行其充分说明的义务。摘取脑死者和死者器官时,即使本人在陷入脑死状态或者死亡之前表示同意,如果其家属明确反对,也不能摘取其器官。本人在陷入脑死状态或者死亡之前,没有就摘取其器官做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只要享有优先顺位的家属表示同意,就应当允许摘取其器官。其三,为了对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建议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规定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考虑到买卖双方的迫切处境,应当对其设置减免刑罚的事由,同时,应严厉打击买卖人体器官的中间人和犯罪集团。人体器官买卖的根源是供体器官来源不足,对其进行刑法规制并非治本之策。

Abstract：

The law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Korea contains almost all items about organ transplants.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ree questions:the brain death,the agreement of organ donation,and the regulation of criminal law on human organ s trade.It sheds light to the organ transplanting legislation of China:Firstly,we don t have to adopt the criterion of brain death in our legislation.Secondly,the organ donor s effective agreement is the core condition of picking living-organs.Thirdly,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试论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方式.文章明确论述了中国法律移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科学性,合宪性和法制统一性,变通性和适时、适量、适度的原则.同时结合中国法律实践对中国法律移植的主体的专属性,法律移植权的归属进行探讨.     

器官移植与罪犯权利的保护

保护罪犯在器官移植中的权利是当代器官移植所面临的一个复杂的问题。器官移植中应注意保护罪犯的生命健康权、身体权和知情权。     

从国际人权法看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改革路径

刑事非羁押措施主要是为保障刑事诉讼中的人身自由而设置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我国的取保候审在立法和实践中体现出对人身自由保障的欠缺,与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神存在一定的距离。有必要以国际人权法中对人身自由保障的规定来反思我国的取保候审,建立起以法院为审查主体的羁押审查制度和权利化的保释制度。     

施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器官移植供需困境的影响

20世纪以来,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因成为医学界临床治疗器官功能衰竭重症患者的有效手段而得以迅速开展。同时也使一直存在着的因器官需求短缺引发的管理无法可依、器官非法交易等问题更加突出。国务院因此在2007年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一定程度上为立法解决当下的器官移植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供需矛盾。就器官移植的供体权益而论,条例对人体部分器官移植,应当鼓励供者自愿捐献、受者自主补偿或亲属之间互助行为;对人体整体器官移植,应当在明令禁止同时,鼓励遗体器官捐献、或者增加生命预嘱内容;对器官供给管理,应当明确伦理学优先原则和伦理委员会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