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脑死亡立法的思考--二元死亡标准的哲学解读

文章论述了脑死亡标准的产生及现状 ,指出在我国实行脑死亡标准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结合“生命自主 ,绝对自愿”的原则 ,对器官移植与二元死亡标准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最后指出在我国实行二元死亡标准的理由及必要性。     

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几点思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承认了脑死亡标准;脑死亡立法有利于器官移植的开展、社会资源的节约和法律法规的实施;在我国脑死亡立法首要关注的问题应是制定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和完善的脑死亡管理制度;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现状,脑死亡立法应谨慎进行。     

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几点思考

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世界上已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承认了脑死亡标准 ;脑死亡立法有利于器官移植的开展、社会资源的节约和法律法规的实施 ;在我国脑死亡立法首要关注的问题应是制定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和完善的脑死亡管理制度 ;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现状 ,脑死亡立法应谨慎进行     

二元论死亡标准与法律适用

脑死亡的提出是现代医学发展的结果 ,得到许多发达国家法律的认可。中国医学专家特别是器官移植专家多方呼吁在我国为脑死亡立法 ,要求尽快确定脑死亡为人体死亡标准。考虑到我国公众对死亡标准的认识一时难以转变 ,各地区诊疗条件的差异 ,难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采用脑死亡标准等种种因素 ,部分倡议脑死亡立法的专家、学者提出二元论的立法建议———将脑死与心肺死并列作为判定死亡的标准。死亡 ,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 ,而且是一个法律问题 ,一个社会问题 ,两种死亡标准并存势必影响现行法律的正确适用。     

对我国脑死亡法律标准制定依据的探讨

随着医学的进步 ,人类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 ,心肺死亡不再表明个体生命的终结 ,只有脑死亡才能科学地表示生命的结束。现行的法律制度使医生在进行器官移植时置身于法律责任的阴影之下 ,造成器官移植这一社会行为的大幅萎缩 ,使相当一批能够延续的生命个体丧失了生的机会 ,这不利于实践救死扶伤的医疗道德。脑死亡标准基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 ,而非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 ,民众的思想观念逐步现代化 ,为这一标准的合法化奠定了相应的社会文化基础。我国出台脑死亡法律标准的条件已经成熟。     

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日本生命伦理争论 ——读洛克《双重死亡:器官移植与死亡的再造》

在日本的生命伦理学史上,一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且持续近20年的关于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的争论,构成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北美人类学家洛克将这场争论置于北美与日本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下加以审视,撰写了《双重死亡:器官移植与死亡的再造》一书。在北美和日本,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的议题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公众反应。通过从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本体论、身体的商品化、"生命的礼物"的暗喻等层面的跨文化的比较,洛克指出:大多数日本人受到其传统与文化的限制而不愿意接受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然而,同样地,正是由于其传统和文化的基础,大多数北美人相对容易地接受了脑死亡和器官移植。基于对洛克作品的阅读,本文认为: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的方法,能够为理解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下的生命伦理差异,提供重要的洞见。     

脑死亡的立法问题

从民事权利能力终止、生命维持器械使用与器官移植需求、保护患者权利及促进医疗技术发展等因素考虑,我国亟需对脑死亡进行立法。此立法应采全脑死与全脑死加心脏死两种标准并由当事人生前选择。脑死亡立法的价值取向,应确立保护确认脑死对象的生命权、促进器官移植、保护器官捐献者的自己决定权及坚持器官无偿捐献原则。     

死亡立法研究

在脑死亡概念提出以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制订过有关死亡的法律或者给死亡下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定义，但脑死亡标准的问世却使死亡立法变得迫在眉睫。本文论述了我国死亡立法的迫切性、必要性、可行性，并对西方各国死亡立法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作了比较分析。作者认为，根据我国医学发展的现状，我国应尽快制订专门的《死亡统一法》，该法应对以下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一、死亡的基本概念；二、死亡的一般生理学判断标准；三、死亡的具体诊断标准；四、死亡确定和宣告程序；五、死亡确定中的违法行为；六、脑死亡和植物人的关系。     

关于我国器官移植的现状与建议

文章分析了我国器官移植的现状及原因 ,提出了需要加大社会宣传力度 ,确立脑死亡标准 ,建立健全器官移植的立法和法规 ,完善部门管理渠道畅通和完善监督工作的建议。     

确立脑死亡鉴定标准的伦理学意义探究

死亡标准在医学发展的过程中，与疾病的防治如影随形。在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的研究领域中，疾病的预防、治疗以及相关领域的伦理学问题研究日趋完善并逐步成熟起来，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而对死亡这一特殊领域，特别是当前时代条件下针对脑死亡而进行的专业探讨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面对死亡鉴定标准领域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作者从传统死亡的临床判定标准以及不同的死亡观引入，通过从传统死亡鉴定标准到现代死亡评定标准的论述，并展望未来死亡综合鉴定理论的发展趋势，着力于探究确立脑死亡鉴定标准的伦理学意义和目的。     

论器官捐献人的撤回权

我国的器官移植法规赋予了器官捐献人对其已作出的器官捐献意愿以撤销权,但若从民法理论上对“撤销权”与“撤回权”进行界分,则应称此项权利为“撤回权”。器官捐献的撤回非是使器官捐献不生效力,乃是停止对器官捐献意愿的追求,该项权利的行使只能是捐献主体在其生前或器官植入受体之前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行使。赋予器官捐献人撤回权在于尊重其自我决定权及体现民法所蕴含的价值。器官捐献者行使撤回权后,在活体器官捐献中捐献人恶意撤回致使受体死亡或严重身体损害时需要赔偿损失。     

韩国器官移植法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器官移植法包含了有关器官移植的所有事项,本文就其中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即脑死亡、器官捐赠的同意以及人体器官买卖的刑法规制,寻求对我国器官移植立法的启示:其一,我国器官移植立法没有必要采纳脑死亡的死亡判定标准,在坚持传统的死亡标准的前提下,在器官移植立法中有条件地允许摘取脑死者的器官行为成为依法令的行为,从而使其正当化。其二,器官捐赠人的有效同意是摘取其活体器官的核心条件,医生必须履行其充分说明的义务。摘取脑死者和死者器官时,即使本人在陷入脑死状态或者死亡之前表示同意,如果其家属明确反对,也不能摘取其器官。本人在陷入脑死状态或者死亡之前,没有就摘取其器官做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只要享有优先顺位的家属表示同意,就应当允许摘取其器官。其三,为了对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建议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规定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考虑到买卖双方的迫切处境,应当对其设置减免刑罚的事由,同时,应严厉打击买卖人体器官的中间人和犯罪集团。人体器官买卖的根源是供体器官来源不足,对其进行刑法规制并非治本之策。

Abstract：

The law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Korea contains almost all items about organ transplants.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ree questions:the brain death,the agreement of organ donation,and the regulation of criminal law on human organ s trade.It sheds light to the organ transplanting legislation of China:Firstly,we don t have to adopt the criterion of brain death in our legislation.Secondly,the organ donor s effective agreement is the core condition of picking living-organs.Thirdly,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生物医学法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

器官移植、基因治疗和人工生殖(人工辅助生育技术)是21世纪人类最激动人心的研究成果,必将极大地造福人类社会。器官移植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脑死亡的标准以及供体受体的选择所带来的法律问题,我国还没有完整的器官移植专门立法,在制定规则的时候要考虑到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基因治疗的法律规制一直都是薄弱环节,包含很多不安全的因素,刑法应当作为一种最后手段介入调控。人工生殖作为现代医学治疗不孕的重要手段,对传统自然生殖方式有重要补救作用。人工生殖在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形成冲击的同时,也对现有法律制度提出挑战。对以上问题,我们既要防止过度商业化,也要注意科学研究中的规范。     

器官移植的人身权问题研究

器官移植作为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给无数患者带来了福音.器官移植尚需法律保障.器官于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器官移植对传统伦理道德和法律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涉及人身权方面的问题.对器官移植与人身权关系问题的探究,既可以解决器官移植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利于充分尊重人格尊严,促进器官移植法的制定和完善,实现现代民法以人为本的核心精神.     

艾略特与冯至诗学中的“存在主义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对比英国现代派诗人艾略特和中国现代派诗人冯至的诗学思想,发现他们的诗学包含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二者有其通约性和不可通约性。前者主要表现为:(1)个体生命的自觉"死亡"意识;(2)本我的绝对孤独和存在自觉意识;(3)永恒轮回中的辉煌瞬间。后者主要表现为:(1)冯至的"存在"观强调生命存在的意义,艾略特的"存在"观则强调生命生存的意义;(2)冯至的思想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世俗人生"正当死生"的重要性,强调"死后的高尚",而艾略特赋予"正当死生"以宗教情怀,强调"死后的责任";(3)冯至的思想提倡伦理自觉,倡导"舍生取义",艾略特则提倡信仰自觉,呼吁"牺牲、泯灭、重建"。     

关于中国死刑存废问题的思考

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中国刑法既不废除死刑 ,又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体现了慎用死刑的政策。死刑的存废是以中国的具体情况以及社会发展进步的现实需要来确定的。立法时 ,应顺应时代和潮流的发展 ,不断改革完善中国的死刑制度 ,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     

人体器官移植的刑法规制研究

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诸多刑法问题,引起了法学界有关此类问题的争议。为了保障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发展,不少国家的刑法都对器官移植所引生的一些犯罪问题进行了明文规制。我国应当在刑法中增加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并相应地完善我国器官移植的法律体系与立法内容。     

论张爱玲散文中的死亡意识

死亡意识是指从生命本能出发对死亡的恐惧及由之引发对生的焦虑。本质上,它是一种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促使人们对生命更关注、依恋和尊重。对死亡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作家生活的态度行为及创作倾向。张爱玲的散文,记述了她的两次死亡体验与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世俗化人生观中体现出她强烈的死亡意识。     

从生命意志到死亡意识——庄子与叔本华死亡智慧相互诠释

庄子与叔本华之死亡智慧,源于人类的生命意志,人类在此无论如何终归逃不脱人生大限。人在彼岸世界,凭藉着"灵魂"与"气"之氤氲,导引出庄子生死轮回观的真谛;叔本华则用自然不灭原理来证明人类的不灭性(轮回)。世界作为个体有生有死,但是我们人这个类、这个物种、这个理念却是永远不灭的。文章讨论了庄子与叔本华以不同的方式和跨越时空的死亡理解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