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与器官移植

自1967年南非医生班纳德(Banard)成功实施首例心脏移植手术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心肺死亡并不能等同于整体的死亡,而脑死亡才具有不可逆性,脑死亡的问题首次被提了出来。直至今日,其已为众多国家地区的医学及法律所确认,并制定了一系列脑死亡标准。脑死亡的确定,极大的提高了器官移植的例次及成功率,为器官移植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而中国至今未制定脑死亡标准及脑死亡法,为了适应于国际趋势的需要,制定脑死亡及器官移植法迫在眉睫。     

论死亡标准中的法律问题

传统观念一直以心跳停搏与呼吸停止作为人体死亡的判定标准,然而随着医学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判定标准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脑死亡概念随之产生,国外有关立法也给予了肯定。目前,我国脑死亡立法亦进入了实质性程序。对脑死亡的概念、立法意义、判定标准及国外相关规定作了初步阐述,并对我国立法提出了建议。     

对我国脑死亡法律标准制定依据的探讨

随着医学的进步 ,人类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 ,心肺死亡不再表明个体生命的终结 ,只有脑死亡才能科学地表示生命的结束。现行的法律制度使医生在进行器官移植时置身于法律责任的阴影之下 ,造成器官移植这一社会行为的大幅萎缩 ,使相当一批能够延续的生命个体丧失了生的机会 ,这不利于实践救死扶伤的医疗道德。脑死亡标准基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 ,而非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 ,民众的思想观念逐步现代化 ,为这一标准的合法化奠定了相应的社会文化基础。我国出台脑死亡法律标准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元论死亡标准与法律适用

脑死亡的提出是现代医学发展的结果 ,得到许多发达国家法律的认可。中国医学专家特别是器官移植专家多方呼吁在我国为脑死亡立法 ,要求尽快确定脑死亡为人体死亡标准。考虑到我国公众对死亡标准的认识一时难以转变 ,各地区诊疗条件的差异 ,难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采用脑死亡标准等种种因素 ,部分倡议脑死亡立法的专家、学者提出二元论的立法建议———将脑死与心肺死并列作为判定死亡的标准。死亡 ,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 ,而且是一个法律问题 ,一个社会问题 ,两种死亡标准并存势必影响现行法律的正确适用。     

确立脑死亡鉴定标准的伦理学意义探究

死亡标准在医学发展的过程中，与疾病的防治如影随形。在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的研究领域中，疾病的预防、治疗以及相关领域的伦理学问题研究日趋完善并逐步成熟起来，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而对死亡这一特殊领域，特别是当前时代条件下针对脑死亡而进行的专业探讨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面对死亡鉴定标准领域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作者从传统死亡的临床判定标准以及不同的死亡观引入，通过从传统死亡鉴定标准到现代死亡评定标准的论述，并展望未来死亡综合鉴定理论的发展趋势，着力于探究确立脑死亡鉴定标准的伦理学意义和目的。     

论死亡标准的冲突对刑法适用的影响——兼评我国死亡标准的取舍

脑死说标准和心死说标准的分庭抗礼给刑法适用带来了困惑和混乱,脑死说和心死说两种标准在定罪、量刑、诉讼程序以及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冲突。在死亡判定标准上,各国立法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基于人的死亡是一种客观事实、二元论标准在司法适用上的不合理现象,我国刑法适用宜采取一元论的脑死说标准。由于科学依据、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等多种原因,我国确立脑死亡的立法标准将漫长且困难。     

脑死亡立法的社会意义及面临的困难

长期以来,心肺功能完全丧失一直是判定死亡的标准。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这一标准已不再适应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脑死亡标准应运而生。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接受了脑死亡标准,并制订了相应的法律条例。我国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在此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因此,脑死亡立法应当谨慎进行。     

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几点思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承认了脑死亡标准;脑死亡立法有利于器官移植的开展、社会资源的节约和法律法规的实施;在我国脑死亡立法首要关注的问题应是制定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和完善的脑死亡管理制度;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现状,脑死亡立法应谨慎进行。     

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几点思考

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世界上已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承认了脑死亡标准 ;脑死亡立法有利于器官移植的开展、社会资源的节约和法律法规的实施 ;在我国脑死亡立法首要关注的问题应是制定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和完善的脑死亡管理制度 ;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现状 ,脑死亡立法应谨慎进行     

死亡立法研究

在脑死亡概念提出以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制订过有关死亡的法律或者给死亡下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定义，但脑死亡标准的问世却使死亡立法变得迫在眉睫。本文论述了我国死亡立法的迫切性、必要性、可行性，并对西方各国死亡立法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作了比较分析。作者认为，根据我国医学发展的现状，我国应尽快制订专门的《死亡统一法》，该法应对以下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一、死亡的基本概念；二、死亡的一般生理学判断标准；三、死亡的具体诊断标准；四、死亡确定和宣告程序；五、死亡确定中的违法行为；六、脑死亡和植物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