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几点思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承认了脑死亡标准;脑死亡立法有利于器官移植的开展、社会资源的节约和法律法规的实施;在我国脑死亡立法首要关注的问题应是制定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和完善的脑死亡管理制度;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现状,脑死亡立法应谨慎进行。     

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几点思考

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世界上已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承认了脑死亡标准 ;脑死亡立法有利于器官移植的开展、社会资源的节约和法律法规的实施 ;在我国脑死亡立法首要关注的问题应是制定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和完善的脑死亡管理制度 ;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现状 ,脑死亡立法应谨慎进行     

对我国脑死亡法律标准制定依据的探讨

随着医学的进步 ,人类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 ,心肺死亡不再表明个体生命的终结 ,只有脑死亡才能科学地表示生命的结束。现行的法律制度使医生在进行器官移植时置身于法律责任的阴影之下 ,造成器官移植这一社会行为的大幅萎缩 ,使相当一批能够延续的生命个体丧失了生的机会 ,这不利于实践救死扶伤的医疗道德。脑死亡标准基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 ,而非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 ,民众的思想观念逐步现代化 ,为这一标准的合法化奠定了相应的社会文化基础。我国出台脑死亡法律标准的条件已经成熟。     

论死亡标准中的法律问题

传统观念一直以心跳停搏与呼吸停止作为人体死亡的判定标准,然而随着医学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判定标准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脑死亡概念随之产生,国外有关立法也给予了肯定。目前,我国脑死亡立法亦进入了实质性程序。对脑死亡的概念、立法意义、判定标准及国外相关规定作了初步阐述,并对我国立法提出了建议。     

对脑死亡立法的思考--二元死亡标准的哲学解读

文章论述了脑死亡标准的产生及现状 ,指出在我国实行脑死亡标准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结合“生命自主 ,绝对自愿”的原则 ,对器官移植与二元死亡标准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最后指出在我国实行二元死亡标准的理由及必要性。     

脑死亡与器官移植

自1967年南非医生班纳德(Banard)成功实施首例心脏移植手术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心肺死亡并不能等同于整体的死亡,而脑死亡才具有不可逆性,脑死亡的问题首次被提了出来。直至今日,其已为众多国家地区的医学及法律所确认,并制定了一系列脑死亡标准。脑死亡的确定,极大的提高了器官移植的例次及成功率,为器官移植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而中国至今未制定脑死亡标准及脑死亡法,为了适应于国际趋势的需要,制定脑死亡及器官移植法迫在眉睫。     

二元论死亡标准与法律适用

脑死亡的提出是现代医学发展的结果 ,得到许多发达国家法律的认可。中国医学专家特别是器官移植专家多方呼吁在我国为脑死亡立法 ,要求尽快确定脑死亡为人体死亡标准。考虑到我国公众对死亡标准的认识一时难以转变 ,各地区诊疗条件的差异 ,难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采用脑死亡标准等种种因素 ,部分倡议脑死亡立法的专家、学者提出二元论的立法建议———将脑死与心肺死并列作为判定死亡的标准。死亡 ,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 ,而且是一个法律问题 ,一个社会问题 ,两种死亡标准并存势必影响现行法律的正确适用。     

确立脑死亡鉴定标准的伦理学意义探究

死亡标准在医学发展的过程中，与疾病的防治如影随形。在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的研究领域中，疾病的预防、治疗以及相关领域的伦理学问题研究日趋完善并逐步成熟起来，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而对死亡这一特殊领域，特别是当前时代条件下针对脑死亡而进行的专业探讨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面对死亡鉴定标准领域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作者从传统死亡的临床判定标准以及不同的死亡观引入，通过从传统死亡鉴定标准到现代死亡评定标准的论述，并展望未来死亡综合鉴定理论的发展趋势，着力于探究确立脑死亡鉴定标准的伦理学意义和目的。     

死亡定义之争

1968年夏天，当巴黎、旧金山等地的年轻人在迷茫彷徨中重新定义自我的时候，哈佛医学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也正忙于重新定义判定死亡的标准。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多数发达国家采用了基于大脑活动停止的脑死亡诊断标准，而不是根据其他器官如心脏来判定死亡。在一些地方，尤其是美国，脑死亡的诊断标准包括用医疗仪器检测病人脑电波是否消失。     

死亡立法研究

在脑死亡概念提出以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制订过有关死亡的法律或者给死亡下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定义，但脑死亡标准的问世却使死亡立法变得迫在眉睫。本文论述了我国死亡立法的迫切性、必要性、可行性，并对西方各国死亡立法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作了比较分析。作者认为，根据我国医学发展的现状，我国应尽快制订专门的《死亡统一法》，该法应对以下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一、死亡的基本概念；二、死亡的一般生理学判断标准；三、死亡的具体诊断标准；四、死亡确定和宣告程序；五、死亡确定中的违法行为；六、脑死亡和植物人的关系。     

脑死亡的立法问题

从民事权利能力终止、生命维持器械使用与器官移植需求、保护患者权利及促进医疗技术发展等因素考虑,我国亟需对脑死亡进行立法。此立法应采全脑死与全脑死加心脏死两种标准并由当事人生前选择。脑死亡立法的价值取向,应确立保护确认脑死对象的生命权、促进器官移植、保护器官捐献者的自己决定权及坚持器官无偿捐献原则。     

论死亡标准的冲突对刑法适用的影响——兼评我国死亡标准的取舍

脑死说标准和心死说标准的分庭抗礼给刑法适用带来了困惑和混乱,脑死说和心死说两种标准在定罪、量刑、诉讼程序以及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冲突。在死亡判定标准上,各国立法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基于人的死亡是一种客观事实、二元论标准在司法适用上的不合理现象,我国刑法适用宜采取一元论的脑死说标准。由于科学依据、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等多种原因,我国确立脑死亡的立法标准将漫长且困难。     

关于中国死刑制度的反思

根据"保留死刑,但是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严格限制死刑是有中国特色的废除死刑之路。中国的死刑制度应当以正义性报应为基础的理论作为合理性根据,以故意杀人罪为规定死刑的基本标准。定期公布死刑案件的数字和情况,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综合治理的落实和法制的进步有积极意义。废除死刑以保护行为人的人权的说法,不符合人们的一般认识和公认的专业理论,也不符合一般的国际标准。严格规定死刑的适用条件和保障被判处死刑的行为人的诉讼权利,符合中国"保留死刑,但是严格限制死刑"政策和国际保护人权一般标准的要求。     

我国死刑案件被和解的非正当性分析

轻微刑事案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就此基本达成共识,重罪案件和死刑案件可否适用刑事和解理论界争议颇为激烈。文章主张死刑案件不能和解,死刑被和解将违背我国死刑适用的宗旨,破坏死刑适用的标准;死刑案件和解严重背离了罪行法定原则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不符合刑事和解的应有价值;容易滋生新的司法腐败;其本质是国家推卸本应承担的对被害人的救助责任;死刑案件刑事和解也并非控制死刑适用的良策。     

韩国器官移植法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器官移植法包含了有关器官移植的所有事项,本文就其中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即脑死亡、器官捐赠的同意以及人体器官买卖的刑法规制,寻求对我国器官移植立法的启示:其一,我国器官移植立法没有必要采纳脑死亡的死亡判定标准,在坚持传统的死亡标准的前提下,在器官移植立法中有条件地允许摘取脑死者的器官行为成为依法令的行为,从而使其正当化。其二,器官捐赠人的有效同意是摘取其活体器官的核心条件,医生必须履行其充分说明的义务。摘取脑死者和死者器官时,即使本人在陷入脑死状态或者死亡之前表示同意,如果其家属明确反对,也不能摘取其器官。本人在陷入脑死状态或者死亡之前,没有就摘取其器官做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只要享有优先顺位的家属表示同意,就应当允许摘取其器官。其三,为了对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建议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规定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考虑到买卖双方的迫切处境,应当对其设置减免刑罚的事由,同时,应严厉打击买卖人体器官的中间人和犯罪集团。人体器官买卖的根源是供体器官来源不足,对其进行刑法规制并非治本之策。

Abstract：

The law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Korea contains almost all items about organ transplants.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ree questions:the brain death,the agreement of organ donation,and the regulation of criminal law on human organ s trade.It sheds light to the organ transplanting legislation of China:Firstly,we don t have to adopt the criterion of brain death in our legislation.Secondly,the organ donor s effective agreement is the core condition of picking living-organs.Thirdly,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死刑复核程序刍议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严格的死刑复核程序,它的设置对于严格把握死刑的适用,统一掌握死刑标准,贯彻少杀的刑事政策大有助益。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死刑复核制度与二审合二为一,死刑复核程序虚置现象严重,死刑复核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把死刑复核权下放,各省法院对死刑标准掌握不一,形成一国之内法律面前事实上不平等的局面。应将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归最高院行使,创建开放式的死刑复核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