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同性恋立场:西方明清男风研究中的文化误读

随着福柯的性史研究在西方汉学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西方明清男风研究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发展,成为西方汉学界的热门议题之一。在基督教文化反同性恋立场的影响下,很大一部分西方学者难以理解明清社会对待男风的宽容态度。他们或将男性同性性犯罪的管制法律解释为清代同性恋恐惧的表现,或将明清男风视为边缘性的社会实践,或将明清文学中的男色理解为女色的替代品。部分汉学家针对明清男风研究中的反同性恋立场提出了反对的声音。但是,由于缺乏关于明清历史语境的深入考察,学者往往根据文献中有关男风的负面话语,认为当时社会对男风本身存在道德偏见。通过还原此类消极话语出现的具体语境,可以看出它们大多来源于男风对社会秩序所造成的破坏,并且与非文人阶层的男风密切相关,并非明清社会对男风持有批判态度的表现。     

论“同性恋”与“男风”概念的翻译

同性恋概念源于西方,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同性恋大概念下的相关词汇已经更新,对于同性恋一词的翻译亦应与时俱进。男风概念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化,属于文化负载词,对此的翻译不宜简单等同于同性恋,全面解读男风的文化内涵是翻译的必要前提。同性恋和男风的概念翻译皆应考虑文化背景,从而准确翻译。     

明清同性恋文化的诠释与思考——以明清之际男性同性恋为例

同性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中国历朝历代皆有，但明清两代达其极盛。本文将这一现象置于明清之际的时代背景下，以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士陈维崧为个案，通过对陈维崧及其时代之同性恋“现象”的深入考查和剖析，挖掘出这一文化奇观的终极根源在于明代中后期所形成的反儒学、反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从而诠释了明清时期同性恋作品空前繁荣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伦理领域中的当代中国同性恋现象审视

近几年，随着社会上同性恋群体的逐渐扩大，同性恋问题已成为当今伦理学领域中的热点问题。在异性恋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开始为争取自己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而做努力。拟从伦理角度，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为根本准则，分析同性恋的当代境遇、同性恋的伦理关系和同性恋现象的伦理评价所遵循的原则。在伦理领域中，剖析当代中国的同性恋现象。     

挑战与颠覆——论西方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怪异理论思潮

"怪异"理论是西方90年代以来性政治活动和学术界兴起的新理论范畴。它继承各种同性恋文化研究,从6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有关论述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创造出一种奇妙、反叛的新身份政治和性文化模式:主张对性的非自然化过程予以深度阐释,挑战对社会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化霸权,质疑对传统同性恋文化的正统观念,而乐观展望性的多元化与社会多样性的差异图景。怪异理论是一种具有很强颠覆性的性理论思潮,它的斗争精神将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试论《紫罗兰》时尚叙事中的同性恋作品

《紫罗兰》同性恋创作与明清时期言情小说创作的审美趣味,有着深远的承传关系,只是20世纪二十年代《紫罗兰》时尚叙事中的同性恋故事,无论从内容还是精神实质与传统的同性恋创作完全的不一样了。本文以《紫罗兰》同性恋作品为个案,具体分析了在以情感交易和欲望放纵为目的现代社会异性恋情感环境中,这类作品在表达自我意志、追求个性化情感理想时,所体现的积极社会意义。     

《闽都别记》的同性恋书写及古闽男风文化

明清两代盛行男子同性恋之风,福建尤甚,很多笔记史料及通俗小说对此均有反映.清代长篇评话小说<闽都别记>不仅记录了古闽大量的民间传说及历史故事,还以其丰富多样的同性恋书写而引人注目.<闽都别记>的同性恋书写交融了历史叙事及文学叙事,彰显了古代福建独特的地方特色及民俗风情,同时也借用了前人的同性恋描写,生动折射出形成古闽男风的自然环境、民风习俗及宗教信仰因素.     

美人·星光·凤凰——从三种典型意象看同性恋文学的发展

在以异性恋为正常和典范的社会里,同性恋文学以顽强的生命力在逆境中生长着,不同时代的作者都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对同性恋文化现象的探讨和忧思寄寓于一个个同性恋文学意象之中,带我们走入了这个遥远而深邃的非主流情感世界。     

明清时期对外认识中的"佛郎机现象"

"佛郎机现象"是明清时期中国中心观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源于中国地理知识的陈旧,兴于中国文化观念的保守,主要表现为排斥或漠视新航路开辟后来华的欧洲国家.在欧洲势力不断向世界推进之时,"佛郎机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     

幻想和改写:一种类同性恋文本的实验性书写

"耽美"文学不等同于同性恋文学,在一定意义而言,耽美文学文本是一种"类同性恋文本"的书写:从书写对象的群体而言,它把作为社会边缘的群体放到了最耀眼和核心的位置;从性别关系来看,耽美小说文本几乎隐蔽掉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存在。男人和男人在情感,尤其是爱情和性欲的关系,在耽美小说文本中得到了一种极大的彰显,然而,却始终没有逃脱异性恋标准对于它们的规训。     

论明清实学是儒学发展的特殊理论形态

实学是儒学发展到宋元明清时期形成的特殊理论形态和特定历史阶段。实学的本义为通经、修德、时务、致用之学,其内涵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宋明时期反对佛学与道学,以佛道为“虚学”;明清之际反对理学、心学的空谈心性,以理学、心学末流为“虛学”,实学作为儒学特殊理论形态成为社会主要思潮。实学有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有自己的价值观、伦理观、社会观等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明清实学与宋明理学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目前我国学术界研究实学,具有泛化与定位不准确倾向,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论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制约——与战国秦汉和唐宋时期的比较

本文针对中外学术界对明清时期经济发展估计过高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文章通过对明清时期与战国秦汉、唐宋时期的农业生产和流通的诸方面进行比较后认为,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广度上,但由于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停滞或下降。文章还试图对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的条件下比前代有超越性发展的“悸论”作出解释,认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并没有真正割断其自然经济的脐带,脱离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轨道,因而也没有能够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     

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

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     

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

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隋唐时期流外官及其相关制度时,既应该注意考察其与吏员之间在政治身份上的渊源,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安丘曹氏族谱》的史料和社会学价值

《安丘曹氏族谱》中保存了大量的明清两朝的敕诰,以及当时许多重要人物撰写的行状、墓志等传记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研究康熙时期贵州巡抚曹申吉和清初三大词人之一的曹贞吉,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证据。同时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联宗通谱这一社会学现象,以及明清两朝人口发展、迁徙和人口平均寿命,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明清史与近代史:一个社会史视角的反思

在近几十年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界,明清史和近代史是两个取得了重大成就的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两个在时间上接续的历史时段中间出现了一道鸿沟———两段历史各有其问题意识,学者们向我们展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和历史叙述方式。但是,出自明清史的社会史研究者从他们的实践出发,对传统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之间的这种断裂进行了反思。在更加多元和复杂、而非单线的问题意识之下,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内在脉络,从而有可能使双方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进行讨论     

“唐宋之争”与朱彝尊、查慎行宋诗观探赜

明清文学流派纷呈,各流派或宗唐,或崇宋,围绕尊唐尊宋、唐诗宋诗孰优孰劣等问题产生诸多争议,唐宋之争成为明清文学史上一大公案。朱彝尊的诗学观主要是尊唐黜宋,以唐诗为源为正为盛,以宋诗为流为变为衰,呈现出的是一种传统的源流正变的文学史观,强调伸正黜变。晚年其对宋诗态度虽有所缓解,但仍认为宋诗不能成为诗坛主流。查慎行与朱彝尊有表亲关系,两人经常诗文唱和,在对待宋诗问题上,查慎行不同于朱彝尊,朱彝尊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查慎行对唐宋诗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变化过程。最初,查慎行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后来逐渐认识到宋唐诗是并列关系。查慎行改变了长期以来所流行的以唐论宋模式,提出唐宋互参的模式,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此外,与朱彝尊排斥宋诗不同,查慎行以宋诗为尊,诗学苏轼、陆游,尊宋而不废唐,兼法唐宋,以高超的创作成就使浙诗派呈现出独特的宋诗特质。     

明清家训的文学价值

自古以来,我国就极为重视家庭教育,家训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流存下来的家庭教育文献。明清两朝是中国传统家训的鼎盛时期,对明清家训的研究,学者多从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方面入手,而对其文学价值的探讨则显得较为薄弱。本文拟就明清家训的文学价值作一整体概述,以期引起学人对此问题的关注。     

"闲赏"范畴与明清文人的审美生活

赏的审美意义在魏晋南北朝已确立,然"闲赏"作为一复合范畴主要出现于唐宋以后的诗文中,尤其在明清系统品赏著作中作为章节命名使用。对"闲赏"范畴"文脉"进行简要梳理,可对照出明清文人所言"闲赏"之独特内涵:一方面,明清"闲赏"对象上的世俗生活性,使"赏"更具"闲"意,另一方面,"闲赏"范式上于感性形式中见雅趣的现代审美性,又使明清"闲赏"有了"以俗为雅"的倾向,遂与当下"日常生活审美"构成一种"形似神异"的映照。     

明清山东方言指示代词回指的特殊句法位置及其功能

明清山东方言白话文献中,指示代词“这(个)”、“那(个)”用来回指前文所述内容时出现了两种特殊的句法位置:指示代词+NP+VP和NP+指示代词+VP。这两种位置的指示代词与NP之间都没有结构关系,而指示代词与VP则存在着语义上的主-述关系和宾-动关系。这两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大约是在元明时期产生的,它的出现具有鲜明的语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