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复杂网络演化博弈的传统产业集群低碳演化模型研究

本文基于复杂网络演化博弈理论,从微观异质性主体的预期学习和自适应行为特征出发,综合运用随机博弈及博弈学习模型、多主体系统建模等方法,构建了传统产业集群低碳演化模型,并进行了产业低碳策略竞争、涌现和不同演化情景的仿真分析。研究表明,产业集群的复杂网络结构、主体的异质性预期和决策行为对集群低碳策略的涌现有着重要影响;要想在集群内推广应用新的低碳策略,集群异质性主体的低碳偏好、集群复杂网络的外部效应、低碳策略的采用成本和技术兼容性是重要影响因素。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 构建晋江产业集群

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新经济生态版图上,其构成单元是产业集群。集群的升级或退化是区域经济生态演化的一项主要的内容和风景,国家经济、区域经济、都市或城镇经济,要么包含若干个集群,要么就是一个集群或集群中的一部分。打造有影响的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要点     

产业集群的系统成因及对策选择

产业集群是群内企业共同作用形成的一个复杂经济系统,产业群具备自身特殊的内涵及结构,并且不同的产业集群来源于不同的系统成因,最后本文就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后发复杂产品系统制造企业的技术演化:一个探索性案例研究

本文采用探索性嵌入式单案例研究,以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八类复杂产品系统的技术发展历程为分析单元,研究发现:后发复杂产品系统制造企业的技术系统包括架构、元件和测试技术,测试技术是联接架构与元件技术的纽带;从技术获取到自主研发,三类技术分别经历了引进、消化吸收、系列化,引进、国产化与周边元件改进、核心元件研发与元件改进,以及匹配性测试、周边元件性能与匹配性测试、元件性能与匹配性测试三个发展阶段。最后通过与"简单"产品制造企业技术演化特征的比较,提出后发复杂产品系统制造企业的技术演化具有架构与元件技术并行消化吸收、测试技术促进架构与元件技术发展、核心元件技术研发模式多样的特征。     

FDI知识溢出与本土集群企业成长——基于嘉善木业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

引入FDI通过知识溢出带动本土集群企业成长是我国区域政府实施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政策工具。针对学术界出现的对立的"强化观"与"弱化观",从本土集群企业的视角,基于对嘉善木业集群企业的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FDI知识溢出对本土集群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FDI企业主导的全球网络与本土集群企业参与的本土网络虽然并非完全隔离,但是由于FDI与本土集群企业分别沿着两条相对独立的知识发展轨迹演化,因而获得FDI企业知识溢出并不能直接推动本土集群企业成长。并且由于吸收能力的对象专用性特征,本土集群企业较高的吸收能力在促进企业按照原有路径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本地锁定问题,阻碍了企业利用FDI的知识溢出来促进企业成长。     

基于信任和企业进入退出机制的产业集群规模演化研究

本文从信任演化的角度出发,以产业集群规模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基于信任和企业进入退出机制的演化模型,并利用计算机辅助语言,研究不同进入壁垒的集群规模演化的规律。结果发现,由于信任机制和进入壁垒对集群企业竞争与合作的调节作用,集群规模的演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演化过程可区分为生长、淘汰、震荡和稳定四个阶段,演化曲线呈倒"S"型,稳定成熟期规模的大小与进入壁垒的高低有关,且进入壁垒对企业进入和生存作用相反。     

基于演化动力学的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机理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以“义乌商圈”为例

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发展,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基于经济社会系统竞争合作动力机制,本文尝试性地从演化动力学角度建构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互动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模型,以揭示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的内在演化机理及实现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是—个由竞争合作协同机制驱动的协同演化结构与过程.在此过程中,微观个体之间、宏观系统之间以及个体与系统之间的相互协作、相互适应、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内生性地推动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模式从合作协同型、竞合协同型向竞争协同型转换,由此促使两者的互动层级从微观向微宏观耦合进而多层级融合跃迁,互动阶段也从萌芽形成期向成长发展期、再到成熟再发展期转换与递演.最后,以“义乌商圈”为例,实证检验了上述理论分析框架与模型,由此进一步揭示了“义鸟商圈”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其协同演化特征.     

地方政府、制度、技术外溢与企业集群的默示性知识——以转轨期天津自行车企业集群的演化为例

本文基于对集群的传统认识和主流经济学解释,结合中国经济的特定背景,构建了一个企业集群分析模型,围绕制度、技术(知识)创新等变量对企业集群的发展演进机理进行分析。本文还从历史视角系统地考察了转轨条件下制度、技术外溢与集群默示性知识形成的内在原因,指出了转轨条件下地方政府的独特作用。通过讨论天津自行车产业集群的演化轨迹,在转轨条件下,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和政策偏好甚至是构成并决定企业集群自身的“默示性知识“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以SF民机转包生产商为核心企业的复杂产品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研究

以SF民机转包生产商为案例研究对象,探讨航空复杂产品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特征、原因和核心企业创新的轨迹。通过对该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以民机转包生产商为核心企业的复杂产品创新生态系统经历了零部件转包生产、大部件制造和风险合作式研制3个阶段;每个阶段企业所面临的创新挑战呈现不同特征,既包括上游组件供应商从低→中→高的创新挑战,也包括来自客户从低→中→中的创新挑战,以及下游互补方的高水平创新挑战。揭示了创新生态系统中,组件供应商与下游互补方的创新挑战深刻地影响核心企业的创新轨迹;客户-组件供应商的动态关系推动了航空复杂产品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分析了核心企业和创新生态系统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     

基于三方演化博弈的新创科技型企业集群网络嵌入机制研究

新创科技型企业嵌入集群网络既是企业快速成长的捷径，也是高技术产业集群提升竞争力的机会。本文构建了新创科技型企业、集群在位企业、政府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三方参与主体的演化稳定策略，并用数值仿真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博弈结果。研究表明：演化稳定策略受成本、政府扶持力度，激励、惩罚以及各方初始参与意愿的影响；企业嵌入集群网络关注的是网络化优势带来的长久获益，而非单次合作获益；在结网初期，集群在位企业的参与比政府参与更有助于新创科技型企业成功嵌入集群网络；在结网后期，当新创科技型企业和集群在位企业参与意愿较高后，政府可以逐渐退出对企业结网行为的支持。     

地方政府对集聚租征税了吗?——基于中国地级市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利用1999~2007年中国地级市工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集聚经济和产业集聚经济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对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征税,向下的税收竞争仍然是地方政府之间策略性反应的常态。这意味着通过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来引导地方政府实现自发的税收协调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式分权与以GDP为主的官员绩效考核机制相捆绑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为增长而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分割、中国城市集聚经济不足、不稳定与趋同以及依靠"政策租"而形成的虚假产业集聚可能是阻碍这种自发协调机制运行的原因。我们认为,通过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这种自发的协调机制理应成为中央政府通过地区间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协调之外的一种有益补充。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地区差异研究——基于SBM和Tobit模型的两阶段分析

目前，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正面临重构，为了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本文考虑生产过程中的非期望产出，将制造业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排放量纳入产出变量，首先构建SBM模型对我国2000-2016年30个省市的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进行测算，接着对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地区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最后采用Tobit模型对全国及东中西地区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全国历年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均值为0.44，总体处于中低等发展水平，省际差异显著。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纯技术效率较低是制约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上升的主要原因。统计期内东部地区综合效率值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规模效率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其影响效应分别为0.079、0.123、0.172和0.104。除经济发展水平外，研发投入、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制造业能源生态效率影响程度均不相同。为了提高我国制造业整体能源生态效率，缩小空间差异，总体上应采取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升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改善国企公司治理等，而各地区应依据综合效率分解结果及各因素影响效应采用相适用的对策。     

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传导要素萃取与“资源诅咒”中介效应研究

针对"资源诅咒"测度中存在的问题，对其进行再剖析，找出学术界对"资源诅咒"的质疑以及质疑中仍未解决的问题，即"资源诅咒"分析中指标选取的科学性问题。通过研究发现，产业空间集聚度可以更好地替代产业依赖度作为自然资源丰裕的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选取我国油气资源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产业空间集聚度的区域经济增长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与假说检验，并萃取显著传导要素，分析其对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传导作用。借鉴B-K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构建"资源诅咒"传导机理的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明确"资源诅咒"的测度指标与传导要素变量的具体关系，挖掘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绘制"资源诅咒"传导机制模型。结果显示：资源产业空间集聚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物质资本投资和制造业发展对于上述"促进"关系存在遏抑作用；技术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和居民储蓄能力对于上述"抑制"关系存在缓释作用；在"资源诅咒"效应的抑制方面，应该着重发挥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居民储蓄能力等要素的调节作用。     

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与机制,并基于中国省级行业层面数据系统检验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总体效应取决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叠加,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体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二,动态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FDI稳定、持续的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部地区在金融危机后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金融危机后西部地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明显;第三,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全国层面上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成本降低渠道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服务创新渠道促进作用不显著,且生产性服务FDI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     

产业集群:提升天津滨海新区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产业集群的研究已经成为地区或国家竞争力研究以及区域经济研究的热点.在发达国家,基于产业集群而形成的集群经济早已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板块和亮点.本文通过对产业集群理论的回顾以及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研究,深入思考天津滨海新区所特有的经济条件和发展优势,提出了为提升区域竞争力、加快实施产业集群的经济发展战略.     

政府监管与隐形契约共同作用下集群企业创新合作的演化博弈研究

考虑政府监管下的正式契约与非正式组织监管下的隐形契约对集群企业间创新合作的约束作用，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建立政府、非正式组织与集群企业的非对称博弈模型，分析了三方参与主体的演化稳定策略，并运用数值仿真分析进一步验证博弈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政府的正式规章制度还是非正式的集群隐形契约，都能够对集群企业的合作创新产生良好的约束作用，其中正式规章制度相较于隐形契约的约束强度更大，并且在集群发展初期对集群企业间的创新合作行为起到重要约束作用，而隐形契约对集群企业的约束效果更加稳定持久。通过探究集群企业创新合作的行为过程，进一步了解产业集群的监管与约束机制，以推动我国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引导集群企业间的创新合作，增强我国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CAFTA产业集聚与平衡发展效应实证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是在中国主导下成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CAFTA）,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内部成员国的产业集聚与产业发展,并通过经济一体化效应,促进东盟各成员国产业升级和平衡发展,本次研究在空间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应用产业集聚常用的H指数和模型分析,实证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产业集聚效应和产业集聚到平衡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有效协调的一体化机制成为自由贸易区的平衡机制;协调加速产业转移;产业集聚的最终结果将走向产业平衡。     

供应链管理对于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演进的影响机理研究

产业集群演进是指在一定驱动力下产业集群从某个具有阶段特征的整体结构与态势向另一个具有阶段特征的结构与态势转变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供应链管理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在前人关于大型复杂产品和供应链管理相关研究基础上,以组织要素、产品复杂性要素、产业关联度要素为影响变量,构建了供应链管理对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演进的影响机理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SCM对于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演进的影响机理是一个全方位的作用模式,这为大型复杂产品制造业集群中供应链管理提供了借鉴。     

ICT服务业资本存量及其产出弹性估算研究

21世纪以来，ICT发展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为检验中国ICT资本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本文运用PIM系统估算了2003-2016年期间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ICT服务业和非ICT服务业资本存量及其产出弹性。研究发现，中国ICT服务业存在明显的"投资不足"，但在2012年以后有所缓和；ICT服务业资本存量在各地区表现非均衡分布，但其差距趋于收敛；ICT服务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出弹性在0.1605-0.1705之间；从时间趋势来看，考察期间内ICT服务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不断增强，从区域差异来看，ICT服务业资本产出弹性在东、中和西部呈依次递减趋势。本文研究证实中国ICT资本不存在"生产率悖论"。     

企业间关系强度对关系价值机制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企业间相互依赖性视角

作为相关领域中首例着眼于企业间关系强度与关系价值机制间关系的研究,本文以我国运动用品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以企业间相互依赖性为主要视角,就企业间关系强度对该关系价值机制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关系网络中特定关系安排的强度对关系本身的价值及两类价值机制的运用水平均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该关系安排中双方主体企业间的联合依赖程度与依赖的不对称性。进而,作为关系强度与关系价值机制间的重要中介机制,联合依赖性与依赖非对称性也显著影响着成员企业对关系价值机制的运用方式。本研究的相关结论对于进一步的研究与企业管理实践均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