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移民史与区域间贸易

语言和文化差异是影响企业跨国和跨地区贸易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方言距离对企业跨省份销售行为的影响。为了有效地识别因果关系及其深层历史根源,本文利用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跨区域移民信息构造了方言距离的工具变量。研究表明,方言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差异是影响中国企业跨区域贸易决策的重要因素:企业所在城市与销售目的市场之间的方言距离越大,企业进入该市场的可能性越小。本文的研究还表明,地域文化差异对区域间贸易的影响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移民的经济遗产。     

特殊经济区升格、外商直接投资与比较优势

省级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是近年来中国特殊经济区政策的重要趋势之一.通过创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和优惠政策,升格后的开发区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进而提升地区的比较优势.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了开发区升格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开发区升格能够显著促进区内企业的出口总量和出口倾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吸引外资企业从而克服外部融资约束实现的.     

论中国省际劳均产出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地区差距尤其是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大。利用霍尔等发展的分解方法把我国省际劳均产出分解为物质资本密度、人力资本和生产率。我们发现,生产率差异是决定劳均产出差距的最重要因素;各省在对外开放中的地理优势、二元经济结构、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是影响省际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因素。     

资源约束下新创企业外部关系向市场职能的转化研究

从过度依赖个人感情或关系到培育市场职能(营销、创新)的转变,是新创企业由"求生存"过渡为"求发展"的关键。这一转变不仅源自于企业发展的内在需要以及关系网络的局限,而且根植于我国转型过程中的两类并存体制环境及其动态变化。基于世界银行调研数据的三方交互效应检验(3-way interaction)发现,外部关系与内部投入虽然可能相互替代,也可能互补;管理自主权是推动二者互补的"催化剂"。此外,研究还发现,商业关系(客户或供应商)对两类职能呈倒U型曲线效应,这表明盲目、过度地依赖关系日益产生的负面效应可能会超过其初始的积极作用。     

经济特区、契约制度与比较优势

设置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和制度试验的重要战略步骤。凭借各种优惠和政策,经济特区在转型经济中营造出了适宜企业成长的局部环境。本文基于中国海关细分贸易数据考察了经济特区的制度优势。研究发现,除了拥有更多的平均出口之外,设立经济特区的城市在契约密集型行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这种制度优势主要是沿着集约的边际实现的。本文结论不受样本选择、度量指标和贸易方式的影响。     

技术技能结构、人力资本构成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

技术技能结构与人力资本构成之间的互补关系,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文章通过一个简单的三要素模型分析认为,由于世界前沿技术进步偏向于高技能劳动,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模仿的过程中只有选择符合其人力资本构成的技术结构,才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反之,实际的技术选择偏离其最优值越远,经济增长速度越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一个测度技术选择与人力资本构成匹配程度的技术偏向指标,并基于1990～2007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了技术偏向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估计结果表明,地区技术技能结构与其人力资本构成越匹配,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地方政府对集聚租征税了吗?——基于中国地级市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利用1999~2007年中国地级市工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集聚经济和产业集聚经济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对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征税,向下的税收竞争仍然是地方政府之间策略性反应的常态。这意味着通过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来引导地方政府实现自发的税收协调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式分权与以GDP为主的官员绩效考核机制相捆绑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为增长而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分割、中国城市集聚经济不足、不稳定与趋同以及依靠"政策租"而形成的虚假产业集聚可能是阻碍这种自发协调机制运行的原因。我们认为,通过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这种自发的协调机制理应成为中央政府通过地区间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协调之外的一种有益补充。     

双循环、分工整合与经济增长

双循环提供了各地区和企业参与国际国内分工与市场整合的激励,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利用世界银行WITS数据和中国加入WTO后关税的变化,从空间的角度回顾了双循环、分工整合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与国内贸易成本决定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各地区与企业参与双循环的程度,双循环彼此融入,共同塑造了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市场整合格局,双循环依存互动,影响了企业的行为与绩效,也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市场机会、要素与技术; 长期来看,国内循环是主体,是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重要依托,而深度贸易自由化是实现双循环良性互动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