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象对庄子“逍遥观”的发展

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庄子和魏晋时期的玄学大师郭象都提出了各自的逍遥观。庄子的"无待逍遥"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的逍遥,是一种不受限制、无拘无束的自由;郭象的"逍遥"是"适性"的,是一种现实的物性基础上的逍遥,他对庄子的"逍遥观"既有所继承,亦有超越。     

郭象的“自得”思想探析

"自得"是郭象思想的重要理论范畴,是其"适性逍遥"的人生理想的确切表述,与宋及宋以后出现在理学语境中的"自得"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在《庄子注》中,郭象为"自得"确立了本体论上的依据,是万物独化自生的应有之义;作为对逍遥义在现实个体意义上的对等概念,它以"适性"为基本方法,通过明王之治和自得者双方的协同来实现。自得者在通向"适性"的道路上,须处理与自身及外界的各种矛盾关系,提升认知水平,拒斥教化、克服"跂尚之心"等,创造并进入"自得之场",从而达到逍遥境界。     

精神逍遥、适性逍遥与中国文学的发展

本文论述了庄子思想的核心——逍遥游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大致过程。认为与魏晋时哲学上对“逍遥游”有两种解释:“精神逍遥”、“适性逍遥”相对应,文学上也有这两种类型的“逍遥游”创作。从屈原到阮籍再到李白构成了“精神逍遥”的典型,而阮籍则将这种创作提到了一个高峰;而从张衡到陶渊明再到王维、苏轼等则构成了“适性逍遥”的典型,陶渊明则将这种创作推提到了一个高峰,形成了“陶渊明心态”。“精神逍遥”因封建社会本身之凝固在李白后几乎没有什么发展,而“适识逍遥”则因与封建社会之进展有相适应的一面,在融合了佛教之后,却得到了广泛发展。“陶渊明心态”几乎成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传统心理。     

论郭象的是非观

郭象的是非观是通过对庄子是非之辨的注解而得以阐发的。郭象认为"成心"是是非产生的根源,并以相对的方法对是非的齐同进行了层层论证。因郭象的是非观服从于其适性逍遥的核心理论,故对是非齐同进行相对性论证的目的即在于对"成心"的肯认,并进而以顺任成心齐是非、言性足,最终则归结为对"性分自足"逍遥义的证成。郭象的是非观在理论上是对庄子是非之辨的重大歧出与有意误读。     

从白居易有关履道池台的诗看其中隐思想

履道池台既是白居易晚年生活的主要场所,亦是其精神的安稳栖息地.其有关履道池台的园林诗,细微真切地反映了诗人的"中隐"心态.借助园林物象设置,诗人营造出一方丰富的精神天地,透过园林物象,感受着无限灵动的宇宙世界,获得精神上的拓展和愉悦.诗人以幽深绝俗的心境观照园林自然,注重园林隐逸氛围的营造,创造幽深诗境,体味闲适意趣.晚年白居易的心态,反映出中唐以后文士们精神需求的变化.     

论道家隐逸思想之实质:适性--兼比较其与西方"异化"观之异同

道家人生理想的最高追求是适性,适性的指导思想在于合乎自然,适性的基本原则是不屈己适人,亦不屈人适己.当人与物都能各适其性的理想社会不复存在后,道家只好以隐逸的方式来追求适性理想.中国道家的"适性"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异化"观惊人相似,但也有不同之处.     

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亲亲相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一项司法主张,之后在历代法律中得以确认.大义灭亲则一直是国人对于公理正义的追求.这两种原则实质上反映了"情"与"义"在法律领域中的冲突,作者通过对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原则的对比分析,阐明其对当代中国刑法制度完善的借鉴意义.     

从"濠梁之辩"到"渔樵之隐" ——论恽寿平鱼藻图中的庄学意蕴

《庄子》是乱世中明遗民思想的寄托。遗民画家恽寿平熟读《庄子》,在诗词题跋中以庄论画。恽寿平将庄子的"濠水之鱼""相忘之鱼""逍遥之鱼"等"鱼"意象融入他的鱼藻图中,以庄子的"濠水之鱼"自比,借庄子的"相忘之鱼"以期摆脱困境,通过庄子的"逍遥之鱼"追求渔樵之隐,进而寻求身心的自由与解放。作为遗民群体的代表,恽寿平在面对国家覆灭以及个人生存价值重新定位的时代变迁当中,通过饱含丰富庄学意蕴的鱼藻图,进一步抒发了遗民群体的抑郁之情,为逐步走出精神困境展开了艺术实践与美学探索。     

逍遥:人类个体生命自由精神的张扬

道家独到地发现了人类个体生命的精神宇宙,是对人类个体生命自由精神的极度张扬.他们为人类个体生命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为人类个体生命飘泊的灵魂建构了一个精神家园,为人类个体生命建造了一个恬静、自然、物化、逍遥的自由境界,为中国人塑造了一个飘逸、适性、逍遥的自由美神.     

试论晚年白居易的自足、闲适思想

源于老庄思想的自足、闲适心态 ,是晚年白居易之所以能在洛阳实现身心自然合一的“中隐”生活的心理基础。因为自足 ,才会身心闲适 ,适又以闲为前提条件。其闲适诗中失落了表现社会责任的儒家精神。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蒙古原是金朝属部,成吉思汗受金官封“属部统领”,乘金朝衰败,称帝建国,接着出兵攻金,逐鹿中原。其继承者先后灭金、灭南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其国号本为“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称“大朝”）,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新国号“大元”以示承继中原历朝统绪,同时保留原国号,遂称“大元大蒙古国”。元人以太祖成吉思皇帝为本朝开国君主,明初所修《元史》同此。所以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直到小亚、东欧的西域许多国家,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形成西北四个汗国,称“宗藩之国”。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各宗藩奉为宗主,名义上统有包括各宗藩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各宗藩国均自主统治本国;被宗藩称为“大汗之国”的元朝廷直接管辖之地为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十行省,以及吐蕃三道（算一个行省）,这就是元朝的疆域。     

凤凰厅城的崛起和楚巫文化的张扬(上篇)——《沈从文与湘西》之二

凤凰厅城崛起 ,成为大湘西首都。辰沅间楚文化中巫风最盛的一支随着辰沅人大量涌入与城区原有土蛮文化汇集、整合与张扬 ,从而使楚巫文化得以在近世闪耀出一抹奇幻夺目的回光。本文系作者书稿《沈从文与湘西》第二部分《论凤凰文化》的导论。其他各节为对凤凰宗教、风俗及民间艺术的述描和解析。此导论曾作’98国际沈从文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提交大会     

元明戏曲的蒙太奇意识初探

元明戏曲中的“蒙太奇”主要包括“连续蒙太奇”、“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心理蒙太奇”、“声画蒙太奇”和“多舞台结构”等。元明戏曲蒙太奇意识产生依据有二：一、戏曲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基础：二、戏曲假定性、虚拟性和程式化的特征。其深层原因与戏曲形成发展的特殊历史道路密切相关,也与传统文化的背景有关。这些“蒙太奇手法”在元明戏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元代诗坛宗唐理论的确立与定型——以袁桷的诗歌批评为中心

通过对袁桷诗歌理论的探讨就会发现,他在对宋末的诗风批判中,确立了学习唐人诗歌的风貌,并对如何学习唐诗有明确的界定和审美范式。他从源头做起,模仿和借鉴《诗经》以及建安以来优秀诗歌传统。从元大德、延祜年间开始的对唐人文学风貌的模仿与推崇是在对南宋末文风的批评基础之上确立的,袁桷凭借文坛领袖地位对当时的诗坛风尚的确立和定型无疑起了先导作用。     

论元杂剧中的隋唐故事

元杂剧保存了丰富的隋唐故事,它们由瓦岗寨英雄故事、尉迟恭故事、薛仁贵故事等三个题材系统组成.这些故事大多出自虚构,且在内容上相互关联,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体系,可以断定,它们取材于宋元说话.通过这些杂剧,可以了解当时隋唐故事的发展情况:1)摆脱史籍约束形成独立体系,且初具规模;2)多线发展,未能形成完整而统一的故事体系;3)以英雄人物为中心.通过这些杂剧,还可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民众文化心态的特质:1)英雄崇拜心理;2)戏拟历史,显扬低贱者;3)希富望贵,获取心理满足;4)尚奇猎趣的审美心理.     

试析魏源在边疆历史地理沿革研究上的贡献

魏源是我国19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他为救亡图存、抗敌御侮而致力于本国边疆地区的山川塞、地利情势、沿革掌故的考辨,以服务于现实的需要。魏源对于西北边疆地理沿革的考辨是与元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的,其《元史新编》在边疆史地的突出贡献莫过于对元代漠北、西域疆域版图的厘定。魏源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综合各书对中俄边界和俄罗斯问题详加考证、进行系统之研究的人。此外,魏源还对边疆地理沿革研究上应注意问题进行总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宋元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

宋元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具有热烈、专注、懵懂与肤浅的特点,这是由"说话"的表演方式、市民的需要及其话本小说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与艺术修养决定的.     

试析元代的妓女词汇及其他

元朝科举制度中断七十余年,中下层文人的仕进道路大大缩小,“八娼九儒十丐”的现实导致文人与艺妓接触密切,文人作品出现大量与妓女相关的词汇。在对这些妓女词作共时解析的基础上,力图做到既晓其义,又明其理。     

“变宋词为散曲始于遗山”之考察——兼及散曲渊源问题

《全元散曲》收遗山十一首。其《人月圆》二首亦词亦曲,属变词为曲之作,《骤雨打新荷》是自制曲,其牌名《小圣乐》及对宋康伯可《大圣乐·初夏》的效仿,也属变宋词为散曲之作;其余《后庭花破子》二首、《喜春来》四首及残套二首皆属为当时俗曲作的歌词,与宋词的渊源关系较少或全无。商道、王恽等同牌散曲更接近原生态的民间俚曲,很有可能比遗山散曲出现得更早些。"变宋词为散曲始于遗山"之说不够妥当。     

《诗法源流》与元人诗法

诗学著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诗学领域以诗法著作为主体．形成了不容忽视的诗学现象。《诗法源流》在宗宋、尊唐和复古、尚今等诗歌主张方面中允、辩证．可以视为元人诗法洪流中既有总结意味、又具创新精神的代表性作品。《诗法源流》在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史上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