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的主体、实质及治理

中国目前的城镇贫困以贫困职工群体为主体,其实质是一种失业型贫困,而且归根到底是一种再生性贫困.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城镇贫困的治理,主要应侧重抓好八个方面的工作.     

中国环境规制与城镇减贫效应研究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政策是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如何在环境规制实施过程中减少城镇贫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贫困减少的双赢局面,是经济新常态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文基于2001-2017年中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利用世界银行网站提供的POVCAL软件测算了城镇贫困程度,并使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理论推导表明环境规制有利于城镇贫困的减少;(2)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城镇贫困具有负向作用,并且结论具有稳健性;(3)分地区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区域的环境规制对城镇减贫的作用呈现出差异性特征,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城镇减贫作用最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     

中国城镇贫困的主要经济社会特征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利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和谐稳定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城镇贫困的主要经济社会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基于本文设定的城镇贫困线,现阶段中国城镇贫困的调查发生率已经达到2位数的水平,城镇贫困住户在家庭人力资本、经济资源、社会结构地位和社会资本占有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排斥。最后,通过回归分析,对有关贫困成因的几个假设做了检验,其结果特别表明,基于市场化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而有助于减少贫困这一理论的“市场化假设”不能得到调查结果的支持。     

城镇贫困与缓贫对策研究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中国的城镇贫困问题日趋严重。本文分析了我国当前城镇贫困的现状及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了 2 1世纪我国缓解城镇贫困的对策 ,包括收入分配政策、减少失业的就业对策和社会保障体系对策。     

新疆城镇贫困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该文利用2002—2013年新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组数据,计算了新疆城镇FGT贫困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对贫困指数进行分解,探索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线变动对城镇贫困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2013年,新疆城镇FGT贫困指数大体经历了三个峰值,总体呈下降趋势,基尼系数先升后降,2010年以后下降速度尤为明显。对FGT指数分解后发现,经济增长对降低贫困规模和贫困严重程度效果明显,收入分配的改善对降低贫困人口内部不平等程度效果最好,贫困线上升导致的FGT指数上升幅度与经济增长降低FGT贫困指数幅度大体相当。为有效解决新疆城镇贫困问题,应继续实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对穷人有利的收入分配相结合的反贫困战略。     

残疾人多维贫困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苏为例

残疾人贫困既有因经济因素导致的贫,更有因身体残障和社会对残疾人的不良态度而造成的困。全面认识残疾人的贫困现状,对于到2020年实现残疾人全面小康的社会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利用AF方法,根据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与需求专项调查数据,以江苏省为例,对残疾人多维贫困状况加以研究;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分析残疾人致贫的影响因素。由此得出:残疾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发生贫困的概率越小;城镇残疾人比农村残疾人更易发生贫困;经济发达地区残疾人发生贫困的概率较小。     

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

本文概述了城镇贫困的现状与特征，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城镇贫困的成因，认为城镇贫困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传统城市经济体制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之间的深刻矛盾则是城镇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城镇贫困的若干对策     

中国城镇贫困人口与反贫困对策

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看 ,贫困问题主要在农村 ,但从社会影响的角度考察 ,城镇贫困问题更不能忽视。城镇贫困居民虽然比农村少 ,程度低 ,但由于城市人口集中 ,贫困问题的社会影响却比农村更大。因此 ,认真研究当前中国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 ,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四种类型的贫困

贫困是一个具有多属性规定的概念。它既是一个由划分贫困标准多元化所决定的多层次概念 ,又是一个由多种相关因素构成的多方面社会经济问题的总称。主要论述了四种类型的贫困 :物质贫困、社会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和社会资源贫困     

关注城镇贫困人口 构筑社会安全网

城市贫困是目前我国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本文在阐述我国城镇贫困现状基础上 ,分析了我国城市贫困人口产生的主要原因 ,进而提出解决城镇贫困 ,构筑社会安全网的几点建议 :促进经济发展 ,扩大就业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提高就业率 ;政府要进一步发挥分配和再分配职能 ;努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持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程度不断深入,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是否具有优良的减贫效应,减贫效应是否会因国家属性不同而产生异质性的影响,这种减贫效应又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机制来传导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63国的面板数据,依照所属区域大致将沿线63个国家划分为六大板块,构建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相关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并采取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探索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东道国贫困率的成效显著,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拉力”,显著地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减少。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减贫效应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区域偏向性,也不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为绝对界限;以“是否布局有孔子学院”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文化距离的远近,在“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效果更为优良,而对于“文化距离远”的国家影响并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挥减贫作用的过程中,就业创造与基础设施建设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的功能,通过这两种机制,东道国经济的自生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通过创造就业岗位与完善基础建设“双渠道”,提升东道国的自生能力,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发展步入良性循环。通过关注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地挖掘贫困地区潜在市场的比较优势,来实现自主减贫。与“输血式”减贫相比,这种“造血式”的减贫方式以提升自生能力为导向,更为有效而持续。为避免模型中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原结论仍然成立;为保证文章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采取分别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以就业岗位创造为本、以人才培训为源、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促进减贫合作。     

双循环发展的改革开放空间试验场——我国开发区的缘起、演进和趋势

开发区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制度转型、市场机制培育、产业结构升级和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但同时也存在政策效应边际递减、土地资源浪费、创新不足等诸多问题.梳理我国开发区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经验和不足,并展望其未来定位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在详细讨论我国开发区的缘起、动力机制、发展阶段、功能演变、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文章从制度安排、比较优势、产业集聚和商业环境四个方面总结了我国开发区取得的成功经验.未来,开发区的发展应实现从生产到生活、从效率到公平、从地的繁荣到人的繁荣、从外围到中心、从专业化到多样化、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对外开放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的转变.     

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的定量模拟与验证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当下,探究我国城市群的旅游产业发展态势以及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对我国旅游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群的形成发育过程同样伴随着城市群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表现为随着时间推移和城市间旅游产业的“竞合博弈”,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呈阶梯状攀升的演化态势。作者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得出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演化规律的几何表达式,并基于改进的钻石模型6项准则层构建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CRITIC客观赋权法计算得出中国城市群各城市的旅游产业竞争力得分,使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得出中国十九个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综合得分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全局时空演化分析;最后使用模拟验证的方法对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进行拟合验证进而探究中国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发展路径。通过上述研究,得出基本结论: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在时间序列上呈阶梯式攀升态势,城市群中心城市不断与周边城市展开“竞合博弈”形成城市群旅游产业共同体从而促进城市群整体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但这种上升状态并不是严格规律性的,有时会出现不显著提升甚至下降的情况。截至2018年,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研究中将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划分为五级,随着时间序列变动,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级别均有所提升;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平均攀升速度为4.38％,其中国家级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攀升率最高,地区级城市群次之,区域级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攀升率最低;中国城市群中以胡焕庸线周围的城市旅游产业竞争力最强,东部地区城市旅游产业竞争力要稍优于西部城市,基本以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群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为主的高竞争力城市向周围城市呈“阶梯式”下降。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函数曲线得到了实践验证,在城市群发展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可采用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的函数模型分析预测中国城市群未来的旅游产业竞争力。     

中国式增长:一个逻辑框架

在梳理中国经济发展特征和背景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增长的三个重要逻辑：激励相容、分工深化和干中学。分析表明,这三个逻辑能较好地解释中国的高增长过程,特别是能说明快速的工业化和规模经济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也提出以上的增长逻辑,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虽然同样适用,但使用的策略和方法需要变化,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管理如何合理定位,经济发展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等问题的解决。     

唯物辩证法视域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析

摘要：随着中国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世界奢侈品的追求也越来越多，中国逐渐成为了世界奢侈品的集散地。这种情况的发 生是由于我国生产环节出现了供给与需求不相符的现象，即生产的相对落后与需求的提升不相适应 。这种状况严重地打击 着中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以及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因此，供给侧问题的研究成为 了关系到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走向。通过唯物辩证法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析，为今后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可 行化建议。     

全球治理视域下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分析

话语权问题与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息息相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全球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球多边治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由于全球治理本身具有的集体主义和公共选择等特征，以话语权为主要文化标识的软实力如今也被纳入各国竞争的重要目标。长期以来，部分西方国家由于其不断积累的话语优势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势围剿，如何在国际社会提升中国声音的传播力度，如何向世界展示更加立体、真实的中国是当前亟须破解的一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相应地，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也得到了更多关注，中国话语权有了新的突破性发展。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目前我国话语权地位已经和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不容否认，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话语权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打好提升中国话语权的"争夺战"，基于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迫切需要从传承与延续、国际与国内角度思考全球治理与中国话语权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为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内生动力。目前，我国在对外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 "挨骂" "失语""失声"问题仍然存在，主要包括西方话语霸权打压中国话语空间；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依然存在；诋毁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不绝于耳等。针对这些问题，在全球治理视域下，立足话语评价视角加快提升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已经成为重中之重。展望未来，面对中国话语权所面临的风险挑战，为了让其他国家准确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在国内外的重要场合发声，实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转变，从我国国家治理理念、制度优势、能力及实践等方面汲取经验与智慧，探究话语权提升路径，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坚持把我国治理实践转化为话语权力；把我国治理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把我国制度自信转化为话语自信；把我国治理愿景转化为世界认同，充分展现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成效，理直气壮地参与塑造全球治理，让中国声音响彻世界。     

绿色发展下生态扶贫?

生态扶贫作为扶贫攻坚五个一批中的重要一环,是实现绿色发展下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宏伟目标的重要保证。本文基于我国近年扶贫实践,从生态扶贫概念及想基础入手,剖析了绿色发展下生态扶贫模式,探讨了绿色发展下生态扶贫现实路径,给出了绿色发展下创新生态扶贫机制的建议。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发展现实及政策思考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信息产业和提高国家的信息化水平。信息产业方面,近十年来,中国软件产品收入、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呈增长之势;电信业务收入增长较快,网络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东部地区电信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水平较低。数字经济发展给中国信息产业带来机遇和挑战,也暴露出信息产业在满足数字经济发展要求方面存在不足。信息化方面,工业软件与工业互联网正在交汇融合,工业互联网领域出现全新的商业模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并深刻影响着传统行业数字化进程;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规模扩大,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已经形成;大数据环境下,中国信息化发展依然存在短板和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未来,中国需要加快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产业产品和设备能效;突破工业软件行业技术瓶颈,加快实现软件迭代、算法改进和技术升级;优化信息产业布局,加快建设信息产业集群,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加强信息产业技术和产能的国际合作,构建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     

政府行为、金融环境与区域创业差距——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创业活动类型和创业环境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很大差异，经济体系中呈现"强政府、弱市场"的资源配置格局，金融市场化尚不完善。研究中国的区域创业差距问题必须基于中国目前转型经济条件下的特殊背景。文章旨在解决以下两个问题：政府行为和金融约束对中国区域创业差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转型背景下政府行为和金融市场的特殊性是否会对中国区域创业产生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的影响?文章在研究框架上对流行的创业折衷框架进行修正，创新性地引入政府的行政规范程度、非税负担变量和宏观流动性约束变量，建立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行为和金融约束对中国区域创业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管制程度的提高，无论对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都将产生抑制作用；信贷环境方面，在目前金融市场化尚不完善的背景下，银行信贷资金在中国整个企业融资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信贷约束的放松和信贷可获得性的增强对中国的机会型创业行为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基于DSGE模型的利率传导机制研究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的经济数据拟合较好,可用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利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适宜的,泰勒规则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利率冲击通过影响资本投资价值进而投资而对产出产生影响,消费的传导作用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