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商隐无题诗中的儒释道意象

李商隐是晚唐一位善良、正直而又具悲情色彩的诗人.儒家正统思想在其思想中占主导地位,故儒学之思和政治抱负至死不灭,伤感悲怆的人生伴着日暮途穷的封建帝国演绎着晚唐的衰飒;坎坷的生活遭际,使他时常借助佛教世界麻醉痛苦的心灵;借助道家、道教思想修养心性、寄托精神,又望寻终南捷径.儒家、道家、佛教、道教对李商隐人格、情感、思想等的多元影响,构成李商隐无题诗丰富、深婉的意象.本质上,李商隐并非沉溺和笃信佛教、道教,但他了悟了不少佛、道之理,并借佛、道意象,曲折、幽隐地表达自己的理想、抱负和情怀.从无题诗中的佛道意象又可反观李商隐的家国之思和对政治追求的执着.     

儒佛道治理思想研究与当代社会

正编者按:本专题集中讨论儒学、佛教、道家道教治理思想。李承贵教授从宏观上对儒佛道治理思想资源做了简要的概括与叙述,部分地呈现了儒佛道治理思想资源,初步探讨了儒佛道治理思想特点,并对儒佛道治理思想之于儒佛道思想研究、西方治理理论、当今政府的治理政策、人类遭遇的现代性课题等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针对性分析与评判。辛小娇博士对王阳明治理自然思想展开了独到的发掘,认为"一体之仁"、"同此一气"与"等差原则"是王阳明"万物     

佛道思想与江淹的生命意识

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都得到了充分发展,许多文人名士都以谈佛论道为时尚,并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江淹亦有以佛道思想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从这些作品来看,江淹的生命意识中在很大程度上以追求一种隐逸生活为旨趣,同时也反映出他对佛教和道教的理解,是研究南朝文士生命意识的典型个案。     

宋仁宗时期反佛老思潮及其特点

佛老二教的避世思想与儒家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态度迥然两异,且佛老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危害深为儒者所忧。宋儒继韩愈之后,掀起了一场自佛老流行中国以来最广泛持久且最深入的反宗教的思想运动。对佛老二教的排斥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如宋代朱熹所说:“本朝欧阳公排佛,就礼法上论,二程就理上论。”二程以“理”排佛,论者颇不乏人,本文拟就宋仁宗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反佛老思潮及其特点等有关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一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几经兴衰,至唐代而大盛。道教之于李唐,也备受尊崇。五代后期,周世宗大毁佛寺,佛教势力受到沉重打击。道教在战乱中也被剥弱,即如道书《三洞修道仪》中所说:“五季之衰,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难逃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颓。” 宋朝建立后,佛道二教逐渐再兴。北宋前期,统治者为了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需要,提     

船山佛道思想研究的若干问题

(1)船山佛道思想,包括船山关于佛家(含佛学)、道家(含道教)的思想。佛教哲学讲人生痛苦的根源及其解脱的途径,实际上主要讲人生观问题(也涉及宇宙观、方法论);     

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佛教典籍中有四种记载。虽然这些文献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但武帝舍道事佛之疏、敕文不为伪作。据法琳《辩正论》辑录相关文献中数人身份的考察,武帝舍道事佛当在大同后期(539～545),与自己欲出任白衣僧正有关。舍道事佛对道教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唐初佛道论争日渐激烈的情形下,僧人依托此事攻击道教、弘扬佛法。     

论司空图的佛教爱好及背景——从“储善之佑”说谈起

司空图思想行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即佛教爱好。这一爱好,以其"储善之佑"说为表征,并与其爱好道教、爱好书法、爱好诗歌等思想行为并行不悖。司空图是一个喜游佛寺,喜与佛僧交往,喜将佛教名词入诗、文,喜做佛事,喜阐释佛学的人。司空图所交往的佛僧较多,但主要是律宗中人和禅宗中人。交往大多以观景、品茶、饮酒、赋诗、谈禅、斗机心、讲因果报应等为内容。司空图所阐释的佛学,有律、禅并重,律、禅交融之特点。司空图爱好道教,兼亦爱好佛教;以及对佛教持律、禅并重,律、禅交融的看法,是道教与佛教在唐末逐渐交融,佛教不同宗派此消彼长在士人思想行为上的一种反映。司空图的佛教爱好与父亲司空舆分不开。后者的思想行为引导了前者,也为其佛教爱好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     

隋文帝与道教

隋文帝杨坚之崇信佛教,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关于他与道教的关系,则所知甚少,学界对此尚未进行探讨。本文试图就此发表一些浅见,以引起治史者的注意。杨坚自幼出生成长于佛教环境中,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他“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多次表白:“朕尊崇三宝,归向情深,恒愿阐扬大乘,护持正法”,“朕于佛教,敬信情重”。他对道教,起初尚无好感,但他不采取北齐文宣帝式的打击道教政策,而是“复行佛逍二教”,对道教的发展同样予以扶持。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就在于: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历史的座标上深深刻划出宗教迅速发展的轨迹,传统文化孕育下的道教羽毛渐丰,外来佛教也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交     

佛教伪史《汉法本内传》与佛道论争

<汉法本内传>是一部成书于佛道论争异常激烈的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伪史著作.它不但完善了汉明求法这一传说,而且融入了另一部佛教伪史著作<周书异记>的主要内容;既继承了这一为时人信服的佛教来华传说,又突破了其原有的主题,增加了佛陀先于老子、佛教优于道教的信息.在叙述佛道斗法时,<汉法本内传>借鉴了佛经中佛陀与六师外道斗法的叙事框架和结构.<汉法本内传>中还有明显的佛道论争和佛讲的痕迹.     

宗炳绘画理论来源小议

宗炳绘画理论是道佛相融的思想。自魏晋以来,统一政权瓦解,战争不断,佛教被迅速传播并与 道教互相影响、互相吸收,成为宗炳绘画理论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他的思想在其著作《画山水序》中 得以充分的体现。他的道佛相融思想对后世绘画反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隋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

隋朝时期,在思想意识领域已经形成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格局,一方面,统治者治国的基本国策仍以儒学为本,自隋文帝至隋炀帝曾多次下诏,强调儒学治国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统治者对佛、道二教也极力护持。隋朝统治者之所以实行崇佛重道、二教并重的政策,是与当时思想领域的发展态势相关,也与隋朝统治者利用符图谶以得天下大有干系。隋朝统治者的崇佛重道以巩固与加强皇权为目的,绝对不允许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说证伪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产生于唐高宗朝。此一说法与赫连勃勃令僧拜己相矛盾。究其原因,是由于对刘义庆《宣验记》相关记载的割裂。赫连夏时期,既有僧人和世俗佛教信徒的存在,也有铸造佛像、修建佛塔的弘法行为,更有因战争而激化的的政教冲突。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不符合历史原貌,它是唐初三教论衡的产物。佛教徒为了回应道教的攻击,借用夷夏之辨的方法,将赫连勃勃、拓跋焘、宇文邕等三人归入北方边鄙难化而又诛焚佛法的民族之列,以之与中原华夏文化构成对照。佛教徒的这种论辩途径因受制于唐王朝的正朔论而中途夭折。赫连诛焚佛法就是这一论证的遗存。     

元代宗教政策略论

蒙古族本信萨满教,成吉思、窝阔台、蒙哥诸位可汗都是虔诚的萨满教徒,但他们从未因某种宗教是外来的或与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不相一致而加以歧视、排斥,在他们看来,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或任何其他的正统宗教,都包含有劝人安分守己、修身养性的教义,都具有排忧解难抚慰心灵、稳定社会辅政教化的功能。因此,他们对各民族的各种宗教信仰,均采取兼容并包的宽容政策,允许一切人等享有选择和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权利,并为此积极身体力行。有元一代,宗教信仰自由和对各种宗教的宽容优礼政策,是其他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理学发生原由及创始人问题的再考察

理学发生之原由及思想渊源既是佛教与道教的挑战及其与儒学融合的结果,也是魏晋玄学以道家为主体融合儒、佛二家这种尝试影响的结果。处于"唐宋变革期"内的时代特性则是理学发生的前提条件。理学开山也应从比以往更为宽阔的视野去寻找。     

韩愈尊儒的辩说及其儒学思想的建构

韩愈尊儒而好自为辩说,他由孟子推及孔子的尊儒之路崇尚的是儒学的道统。在那儒、释、道并行的时代,韩愈尊儒作为一面思想的旗帜,借助古文得到较多的表现。但在根本上,是力图以仁义为治理天下的方略。所以他猛烈地抨击释、道之学,表现出强盛的气势却只有虚弱的理论。而他儒学思想的建构,以仁义为基石,注重仁义教化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在其中寄托了自我的社会理想。     

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风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自称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故夺得皇位后极力崇道。后世皇帝仿效成祖,崇道之风愈演愈烈,至嘉靖、万历而盛极。因崇道而日事斋醮,皇帝怠政之风日盛,加速了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因怠政而出现权力真空,内阁的权力随之上升,逐渐有了所谓"宰相之实"。皇帝崇道促进了"道藏"的编纂和道教的传播,道教更加民间化和世俗化。明代道教虽未出现新流派,没有理论上的新贡献,但相对于佛教,其地位却上升了,故不宜笼统地说明代道教处于衰落时期。     

中国本土经典中的因果报应观念评析

因果报应观念原本就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对天地鬼神的尊崇与敬畏,是中国古代因果报应观念的肇始。因果报应观念大量蕴藏于儒、道、墨等传统经典中。佛教传入之所以能逐渐被接受并中国化,与中国本土因果报应观念的共通密切相关。因果报应观念是儒道释同源并逐渐融合的价值观念内核,也是儒道释相互借益竞相发展的前提。     

试论隋唐时期《论语》学衰落的原因

隋唐时期，《论语》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前代都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在统一经学的旗帜下，统治者垄断了经典话语的解释权；鼓励诵读的科举制度以及以古为上的学术观念，限制了经学的发展空间；崇道尊佛政策的实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儒家经学的地位。如此的学术观念，如此的考试制度，如此的宗教政策，奢望儒家学术有大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经学衰落了，《论语》学也衰落了。     

《西游记》中阿傩的冤案

《西游记》九十八回有一个阿傩向唐僧师徒索要"人事"的情节,这被许多人认为是作者表现阿傩索贿并进而讽刺佛教的重要证据。但从《西游记》的抑道扬佛倾向、从该情节所体现出的佛教教理教义、从作品的艺术构思与主题表现等方面来看析,作品中这个索要"人事"的情节,并非是对佛教的讽刺,而是作品整个佛教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佛教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