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金发象征诗的艺术特征

象征主义是近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兴起的一个具有深广影响的资产阶级艺术流派,象征主义文学发展的先导和主流就是象征派的诗歌运动。八十年代初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一股“朦胧诗”创作的潮流,产生了至今难以估量的影响,诗人们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就是以象征手法为中心的。实际上,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象征主义的创作和理论就已经被少年中国学会的年轻诗人群介绍到中国来了,新诗诞生后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也产生了象征诗创作的萌芽,但真正在创作上进行勇敢探索和大胆实践的是李金发。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李氏是第一个人介绍它到中国诗里。”苏雪林也在《论李金     

中国象征派新诗“颓废”审美的现代诗学质素——1920—1940年代读者批评综论

随着1925年诗集《微雨》的出版,李金发等中国象征派诗人开始为读者所了解,1920年代中后期的文坛掀起了一股象征主义的批评风暴。感官刺激的核心批评话语散见于读者批评的书报文献,崭新的现代诗风暗含“颓废”的审美意识,从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中国读者发掘并且指认“纯诗”“唯美”“刹那”的艺术思潮。读者批评史料的再批评,试图探寻“颓废”与象征主义诗学的现代性关系,辨析朦胧、丑恶、神秘的现代诗学质素。     

袁可嘉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袁可嘉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捋清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荆棘上的生命——20世纪30年代河南新诗简论

20世纪30年代中原大地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孕育了河南新诗的发展.一大批富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学良知的诗人承袭中原大地悠久的诗歌传统和"五四"新诗的熏陶,唱出了河南诗歌的最强音,形成了一个以现实主义诗歌为主流,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风格流派并呈的繁荣局面.成为30年代中国新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新诗在30年代发展的一个缩影.     

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观念变迁与创作实践

中国新诗在经历了浪漫主义的散漫,格律诗的僵化,象征主义的晦涩、怪异后,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融汇既往新诗优点和长处的现代主义诗歌诞生了,以戴望舒、梁宗岱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大胆探索实践,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认同与背离：再论白话诗作为新体诗的建构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白话诗是中国诗体革命的最初起点。从白话诗的出现到逐步立足于新诗坛的过程中,它不仅承续了中国古典诗、词、曲的音节质素,还认同了欧美意象派和象征主义诗歌的艺术要素。但是,在承续和认同的背后,白话诗作为一种新体诗,不但突破了中国古典诗、词、曲的形式符号体制,也偏离甚至背离了欧美意象派和象征主义诗歌的艺术惯例,而在新诗坛建构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为后来中国新诗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论“五四”象征主义文学初潮

“五四”新文学初潮中的象征主义并不仅仅是西方象征主义舶进后的翻版,“宽泛的象征主义”的近代文学传统,外来各路象征主义的多向度逼入,“五四”时代突出的批判要求和表现要求,是象征主义在中国文坛初步兴起的历史的、世界的和时代的三重依据,也是决定中国现代象征主义文学特性的三方面基本因素。新诗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特别是直白化、散文化,又构成了象征主义诗学建设的现实要求。对穆木天、王独清的“纯诗”理论价值的忽略是现代文学研究界历史的失误,应将其放在与闻一多、徐志摩的新诗格律论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进行价值审定     

中俄象征诗派“契合”观比较论

“契合”是象征主义诗学的核心所在,其哲学基础是“两个世界”的分开,而在中俄象征主义诗人的观念中,“两个世界”有不同的内涵,中国象征派诗人在潜在的心灵世界中寻求与客观世界的呼应,以期达到与万物冥合的境界,俄国象征派诗人则志于神秘的彼岸世界和永恒世界,在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的碰撞中形成了两种旋律,异质的“契合”观念决定了两种象征主义诗潮发展的不同路向。     

论金克木对“纯诗”理论的建构与践行

金克木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进行过系统的理论阐释、建构与践行,其话语中的“纯诗”是使诗之为诗的一种质素,是新诗与旧诗、中国诗与外国诗共通的“诗”。具体而言,金克木认为纯诗是必然难懂的、主智的、小众的、有“无定形的形式”,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以智情合一的智慧诗、“不能一读即了解”的含蓄和外自由而内严密的韵律对其建构的“纯诗论”进行实践,反拨了初期新诗只注重“新”与“白话”而不注重“诗”的误区,切入问题的本体层面,发现了中国新诗建设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对1930年代及后来诗歌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智性诗的特质——论卞之琳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与变异

以往论者多探究卞之琳诗歌所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该文侧重论析卞之琳接受西方象征主义过程中的变异,认为卞之琳吸纳瓦雷里、艾略特等诗学养分,融入自身独特而深刻的审美体验,以平凡的意象凝定哲理沉思,在智性的探求中发掘诗美,并显示了自己的创造和东方智慧.卞之琳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歌的选择和转化,不仅新拓了诗美领域,提升了中国新诗的理性层次,而且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法国象征主义的诗学思想

法国象征主义可谓西方现代主义的先声和源头，从诗学角度来看，象征主义对文学本质的特定理解，它观照世界的独特方式，它在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本体论、技巧论等范畴，使其自身的艺术规律具备了自律特征，并非局限于具体的时代，而是具有了一般性的文学理论的系统化性质，因此，系统梳理象征主义诗学理念就成了考察现代主义的必要前提。本文主要探讨象征主义的“契合”、“暗示”、“纯诗”三个核心诗学概念。     

论郑敏的诗

郑敏,“九叶诗人”中两女诗人之一,西南联大“三诗人”中诗作“最丰厚,也最丰富”的一位,早在40年代初期,就以她充满才华的歌声走上了诗坛。郑敏在西南联大主修哲学,受业于冯至先生,嗜读歌德和里尔克的诗,并深受后者的影响,又喜绘画、雕塑和音乐,她的诗因此富于形象,又富有哲理,善于从客观事物引起沉思,把自我的感情化入浮想联翩的画幅,把读者引入深沉的境界,从而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就在这一时期,西方现代主义诗潮通过翻译介绍和学者诗人的访问交流,渗入中国诗坛。老一代诗人冯至,卞之琳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转而接受了现代主义风格,而他们所培养、扶植的“九叶诗人”则直接     

论穆木天的《谭诗》

《谭诗》首次将西方象征主义的"纯诗"概念,作为反驳"散文化"的有力武器引入中国诗坛。穆木天一方面横移西方象征主义的观念为逻辑起点,一方面又在具体论述中竭力抹去其超验色彩,这既来源于辰野隆的启示,也表现了穆木天试图建构中国"纯诗"理论的努力,并直接导引了中国化的"纯诗"理论与西方象征主义的不同特征。     

《苦闷的象征》与中国新文学作家的创作

《苦闷的象征》以其丰厚的理论内涵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该著所倡导的文艺观的浸润和启发,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以《苦闷的象征》为标志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新文学作家主要从“苦闷”主题的书写、现代意识的吸纳、象征主义的运用三个方面吸纳了该书的核心观点并把它内化到自己的创作中,从而使他们的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现代品格。     

“新与旧的适应”——重识戴望舒诗歌的“传统”和“现代”及其关系

戴望舒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戴望舒对中国传统诗词有益资源的择取和现代西方诗艺的吸纳,创作了独具个人艺术特色的象征主义诗歌,给当时的中国诗坛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戴望舒的象征主义诗歌不仅打破了当时中国新诗“已成的秩序”,向“理想秩序”又迈进了一步,而且还丰富了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体系.     

从三种期刊看欧美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欧美现代主义诗歌译介研究之三

欧美象征主义早在1915年就被介绍到了中国,但在最初的十年间译介并不顺利,影响也有限,主要表现在中国还没有产生出自己的象征派诗。但这一译介为中国新诗提供了养料,为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包括象征派诗)的生成打下了坚实基础。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文通过对1915-1924年间影响巨大、最具代表性的三种文学期刊的统计梳理来考察欧美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的早期译介。     

勃洛克与戴望舒

勃洛克(1880—1921)是本世纪初俄国最有才华的诗人,俄国象征主义的杰出代表。马雅可夫斯基说,他“作为最享盛名的象征主义大师给整个现代诗歌以巨大影响”,他的创作代表了俄国“整整一个诗的时代。”(《俄苏文学评论集》)327页,莫斯科版)戴望舒是我国三十年代“诗坛的领袖”,他“提倡象征派诗”,(《现代文学讲演集》365页)当时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是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这两位诗人的作品都以美著     

辛笛诗歌的意象系列及其外在美感——辛笛诗歌意象艺术谈之一

四十年代,我国诗坛上出现了一个被称为“新现代派”的诗歌流派——九叶诗派。这派诗人,“艺术上,结合我国古典诗歌和新诗的优良传统,并吸收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某些手法,探索过自己的道路,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构成了有独特色彩的一章。”辛笛是其中的年长者,也是其中卓有成就,较有特色的一位。借鉴外国诗歌的表现手法,吸收外国诗歌的养分,这是中国新诗得以产生、发展的重要条件。辛笛早在中学时期,就曾翻译过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的诗集《恶之华》片断;大学时代,“曾广泛吟味了西方诗     

意义的寻求还是诗艺的探索——论20世纪30年代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坛出现了在当时著名的“二梁之争”。表面上看，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是意气之争；但是，在逞才使气的背后，他们的争论是由于各自所秉持的诗歌观念的迥异造成的。“二梁之争”发生在中国新诗从“非诗”走向“本体的诗”、从“散文化”走向“纯诗化”的分歧路口，在中国新诗理论发展史上有其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