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杰姆逊后现代美学理论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滥觞之际,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展开了对后现代社会的整体研究。他是采取美学和政治的相关性观点来透视后现代问题的,因而他的美学理论具有政治性,其关于后现代审美特征论的研究,并非是要纯粹勾勒一种风格潮流,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探索后现代文化是如何以晚期资本主义整体逻辑里的主导文化形式呈现于社会生活中的。     

后现代语境中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理论

在后现代社会阶段,人类的生存境况和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环境使得美学的内容和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所以,詹姆逊要绘制一幅全球性的“认知绘图”美学,以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后现代文化的状况和处于这种文化语境中的人类的现在和未来。他借鉴地图学的意义,为认知领域勾画出以“空间”概念为基本依据的“认知绘图”。“认知绘图”是詹姆逊精心设计的崭新文化政治模式,为当代文化提供一种新方法和新视角,借此研究后现代时刻奇特怪异的全球性空间。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反映模仿说和旧的“再现意识形态”的框架,在新的历史境遇中融入了更多的内容,形成一种兼容并包的美学模式。     

论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后马克思哲学"转向

列斐伏尔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谓“后马克思哲学思潮”的不自觉推动者:他首先赋予马克思哲学一种“诗性实践的本体论”视域,从而架空了物质生产实践概念;其次,他试图瓦解马克思“物质生产第一性”的基本叙事逻辑,提出“消费引导型科层制社会”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概念;在其晚年,他把社会历史辩证法改造成所谓“空间化本体论”,这实际上是把历史辩证法“空间化”的“后现代转向”。但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坚守着马克思的政治信仰与哲学理论基本底线。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背景、环境与境遇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是中国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有序的展开需要从宏观层面思考三个大的问题：一是,“古今问题”,即历史纵向展开的文化背景。传统文化因其延续性、丰厚性、民族性特征而成为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内源性支援背景。二是,“中西问题”,即现实横向铺陈的外部环境。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正处于世界一体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之中,正视这种外源性支援背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现实逻辑。三是,“当下与未来”问题,即历史纵向与现实横向交叉点的时空境遇。在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重叠加之境遇下,要实现中国社会几千年“德治”的“古老理想”、超越西方社会“法治化”的“现代手段”,“直面后现代”将是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不得不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基于“我者”“他者”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发展策略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嵌入于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历史文化空间与现代城市空间、社会文化变迁之间构成了深层的交互关系。以武汉市五大历史文化街区之一的昙华林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学科交叉的基础上,综合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文化遗产学和心理学的理论,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问卷分析的方法,基于作为“我者”的居民、经营者与作为“他者”的访问、观光、游学等活动人群的视角,深层次地探析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工作的现状与困境。研究表明: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正在面临开发及宣传力度不足、市场秩序混乱、相关部分监管不力、建筑和空间已经无法承载当今城市生活等困境;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对地方文化认同有激活效应;通过提高协同发展能力,满足“他者”的认知需求;着力完善基础设施,保障“我者”的生活需求;巩固文化核心地位,统筹“我者”“他者”利益,以实现历史文化街区的科学发展。     

江南文化精神的“在”与“说”

在今天阐释江南文化精神，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就是江南文化的“在”与“说”。前者属于存在论问题，主要是江南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存在现状；后者属于语言本体论问题。主要是有没有人可以把江南文化的“在”讲清楚、说出来。在“怎么说都行”的后现代文化中，关于江南的“说”比关于江南的“在”显得更加重要与紧迫。以“江南诗性文化”为核心范畴的“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以区别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为空间背景，追溯江南文化的文化背景与渊源；以区别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为区域背景，揭示江南文化的诗性与审美本质；以江南轴心期为理论基础，还原江南美学与文化的历史生成；以江南城乡差别为解释框架，探索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精神结构，推动了江南文化从实学向美学的学科飞跃，是研究者进入江南最重要的学术配置与基本的主体条件。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问题考辨

历史记忆问题主要缘起于后现代文化的各种历史终结话语,实质上是作为宏大叙事被解构之后、形态尚未成型的历史知识型.通常认为,新历史主义思潮在史学层面解构历史意义的再现形式,在文学层面建构历史意识的分析模式,在理论层面呈现文化史的诗学空间.本文考察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作为“叙述形式”问题之缘起,分析它作为“视域行动”效果之实质,以及探讨它作为“活态历史”意识之导向.     

"后现代"的兴起与利奥塔的后现代思想

20世纪中期,西方社会经历了革命性的剧变。在西方社会与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之际,其文化形态也随之发生改变。此时,人们开始频繁使用“后现代”一词概括和评价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后现代有关的思想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让-弗.利奥塔是西方后现代理论发轫之初最重要的理论奠基人之一,他重新思考西方的思想传统,对其进行反思,并把自己的思想用“后现代”命名。他的后现代思想论述了后现代状况的多个方面,其观点在后现代思想领域独树一帜。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考辨

“历史性”问题通常被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遮蔽,也不为当代文化研究话语所重视.新历史主义提倡历史性的回归,关注文学文本的历史情境和传播过程,建构文学活动和活态历史的文化诗学.针对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通过考察“历史性”作为视域行动的阐释意识、作为阐释立场的研究价值,以及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同时梳理文化诗学的阐释经验和观念误区,反思当下“历史性”话语的批评范式和理论困境.     

“空间转向”之后“怎么办”

“空间转向”之后的空间叙事学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显学”.但是,当前的空间叙事研究到了一个瓶颈阶段,原因多种.“空间转向”的这股后现代思潮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空间转向”的叙事推力功不可没,但后现代历史碎片化、随意切割时间历史的粗暴式学术批评也是不足取的.所以,首先,必须纠正“空间转向”等同于空间叙事研究的偏向.其次,必须区分出“形式化空间叙事”和“内容性空间叙事”,并且分别加以历史化——“空间再转向”,以结束当前空间叙事研究的破碎化、非历史化倾向.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视域下人类学的 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人类在实践中生产知识、创造文化。传统人类学以遥远的与“欧洲中心文化”具有明显差异性“非西方”的“原始社会”或“土著民族或族群”社会文化研究而著称。伴随研究范式和理论格局的拓新,人类学研究的“田野”不再是纯粹“远方”的“他者社会”,“田野空间”亦从地理空间范畴延伸到文本空间、口述传统及网络虚拟社会空间等非地理空间范畴,人类学者不断游走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丛林中观他以视自我,运用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书写来进行着自己的知识生产、文化实践和理论建构。与此同时,人类学者对传统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与科学性进行反思与批判,推动着文化人类学理论范式和工作方式与时俱进,凸显时代特性。     

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历史记忆诗学考辨

后现代文化理论在当代学界的持久影响不断催生出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现象,逐步消解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本应具有的历史维度。当代批评理论领域的“普遍历史转向”,接连造就出无数版本的“新”历史意识,但是根本上却是不断回到社会批评的“旧”历史问题。以新历史主义理论视角为起点,通过考察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的“后置历史”理论构想,以及其与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海登·怀特的“元历史”与安柯斯密特的“叙述史”之间的理论对话,在此基础上探讨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历史记忆诗学,显然可以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历史诗学重建提供理论借鉴。     

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与文化立场

从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创作中的文化动因出发,从文学与文化的层面,探讨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义,可以发现纳博科夫的创作目的在于寻求一种人类理想化的存在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其创作的文化立场和世界主义倾向。多元文化背景使纳博科夫能够结合自身流亡经历,更好地展现后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错位问题与身份认同危机,从而具备了世界性的文学视野和民族文化站位中的超然立场。因此,将世界主义视角引入纳博科夫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跨民族、跨文化文学交往过程中的“他性”和“差异”。     

后现代空间政治理论浅析

空间因素的凸显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质之一。当下,空间概念日渐被社会理论界所关注,人的身体、感觉及日常生活都与空间密切相关。社会空间与权力斗争、支配、控制经常纠葛在一起．从而空间成为后现代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域。空间政治理论通过批判城市化及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在空间上的不均衡布展,反对任何类似于“启蒙理性”那样的均质、恒定、统一的空间．主张以“空间革命”的形式构建多元的“差异空间”。     

崇高·先锋·正义——利奥塔的崇高美学思想评析

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以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独特理解为基础,以"呈现不可呈现之物"为核心重新解读了"崇高"这一西方美学的重要范畴,并结合先锋派艺术发展出一种后现代的崇高美学。他还把崇高美学类比于政治,将康德哲学中的反思性判断力作用于社会政治领域,试图在反思判断中发现政治判断的合理依据,以寻求社会公正并找到后现代政治的出路。     

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理论轮廓

摘要：在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后现代的“后”同时具备“现代主义之后”及“对现代主义的反动”两种意涵。居于台湾“主流”位置的后现代论述,恒以简化的标签横扫文学界与文化界,昌言文类泯灭、意义崩解、游戏当道、解构至上,造成1980年代之后,文学创作者向边缘靠拢的风潮。权宜性的“后”字,极贴切地表述了后现代思维中的解构精神：既解构外于自我的一切,也趋向自我消解。台湾现代诗界对于后现代状况的发生与取名的意见大致可分为两派。不赞成或不喜欢后现代艺术表现的学者、炒作或消费后现代主义的评论者、及从文化角度研究后现代的学者除外,对于后现代思想的论述意见也有分岐明显的两派。通过探讨理论演绎后的台湾后现代论述轮廓,从时间上与美学上的后现代意涵,可把握台湾现代诗坛理解中的后现代诗特质,追溯历史发展中的各种派别与意见．进而讨论奚密、廖炳惠、简政珍对后现代的思索。     

后历史意识与后历史解释模式——布达佩斯学派后现代视域下文化批判的历史旨归

布达佩斯学派从政治、需要、道德、哲学、历史等多个维度对现代性文化进行了批判,在批判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后现代视域。其中,他们通过历史展示了现代社会深层的文化结构与文化问题,通过历史对现代性文化进行了批判。首先,在他们关于后现代特征的分析中展现出了一种后历史的倾向。其次,基于这样一种后历史的倾向他们对历史意识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批判历史意识发展到现代宏大叙事阶段不能反映现代文化的地理和叙事,提出了能够反映现代世界多元化倾向的后历史意识;批判现代性阶段宏大叙事的目的在于找寻新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解释模式,通过对伴随着现代性宏大叙事而来的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宣布只有转变历史解释模式才能理解现代社会的多元性,而后历史解释模式是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历史解释模式,对社会进行的是一种多角度的阐释,本身就具有多元性的特征。布达佩斯学派运用历史意识和历史解释模式分析的是当代社会的文化结构与文化问题,指向了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后历史意识与后历史解释模式,所以后历史意识与后历史揭示模式可以说是布达佩斯学派后现代视域下文化批判的历史旨归。     

爱德华·索雅和空间文化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在当前都市文化研究领域,爱德华·索雅的空间文化理论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索雅不仅阐述了许多独到的空间文化思想,而且还提出了"第三空间"这一重要的概念.他以洛杉矶的都市研究为分析背景,讨论了后现代世界中日常生活与都市问题,并重新界定了城市空间的历史地理并标识了后大都市的六种话语.以索雅为代表的都市文化研究的空间批评,逐渐成为文化研究中一种新的理论解释视角和范式.     

后现代思潮与后现代史学论略

分析了后现代思潮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对“现代性”、“后现代”与后现代史学进行了具体研究，并对后现代史学的主要特点作了新的研判。     

后现代多维空间与文学间性——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关键概念与当代文论的建构

在电子传媒时代和文化数字化的语境下,当代学术领域的“空间转向”蕴含着哲学思维范式的嬗变与文艺美学的焦点转移,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后现代多维“空间”,尤其是主导性的赛博空间呈现出万花筒般的多元、开放、流变的特征,与后结构主义一些重要概念相契合,其中有“20世纪最重要的空间哲学家”之誉的法国思想家德勒兹的美学思想具有特殊的价值。他和加塔利所创造的“千高原”、“块茎”、“褶子”等后结构主义关键概念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今的后现代理论空间、互文性空间、赛博空间和新巴洛克美学空间,从而对拓展和建构当代文论产生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