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两汉乡里教化研究综述

中国古代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乡里是国家施政的重中之重，教化又是政府进行统治的有效手段，故而乡里教化历来为统治者所推重。两汉素以教化闻名青史，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乡里教化进行综合归纳，不但有助于推动两汉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乡里教化研究的开展，     

试析两汉时期的隐逸与隐士

隐逸,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两汉作为我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发展之初,对于隐逸而言,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两汉隐逸,上承春秋,下启魏晋,文章拟对这一过渡时期的隐逸和隐士进行探讨,以期得窥是时之风气。     

从终南山隐逸现象看隐士涵义的古今转化

梳理上古时期的隐士概念、隐士的类型,认为古代隐士的涵义也有一个流变过程,先秦两汉注重非仕即隐的身份特征,魏晋之后“仕”与“隐”的界线逐渐淡化,转而强调隐士的生活情趣、内心状态;因此,终南山等地现代隐士的身份虽然与古代隐士有所不同,但他们远离喧嚣、独守宁静的追求,在精神层面上与古代尤其是魏晋之后的隐士具有相通之处.     

云深不知处——浅析两汉时期的隐逸文化与隐士

隐逸文化及隐士,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两汉作为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发展初期,对于隐逸而言,自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透过这一过渡时期的隐逸文化和隐士行举,我们可窥得其时世风之一二。     

种放与宋代隐士文化

种放是北宋早期的著名隐士之一。他才识过人、传教著述、参与时政,受到了真宗以及时人的高度尊宠。种放与其他同时代隐士一样积极有为,其人生丰富多彩,代表了不“隐”不“仕”的宋代隐士风格。他们徘徊于江湖庙堂之间,继承了隐士之道,又为宋代乃至古代文化、政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也是隐士文化经历唐宋变革后的新面貌。     

哲学视域下的隐士品阅

“隐士”是胸怀世道大略的高端哲思主体,隐士文化更是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隐士”,首先在于“隐”,而后才是“士”,不仅具备“隐”的特质,同时也一脉相承“士”的精神内涵.隐士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独特群体,是生活在主体之外、与其所处时代的官方的或者说主流的价值体系不能相契合,且显示出了超人才能的“士人”.文章从“隐”的逻辑生成入手,探究了“隐”与“士”的本质内涵和精神特质,在考察“隐士”历史源流的基础上,准确地阐释了“隐士”这一文化现象的特质.     

论桓灵时期的隐士

桓灵时期出现了大批的隐士,其类型,可以从生活轨迹分为全隐士、半隐士,从知识结构分为儒隐、道隐;其特征在于耕读于家、自得其乐,践礼履义、自觉自愿,识微察著、顺势自保;其形成在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个人的求志修德与保身全家以及汉代察举制所造成的恶性竞争。隐士是桓灵时期非常重要的一支社会力量,他们承载着儒家的人生理想与政治愿景,徘徊于保身全家与舍生取义之间,秉持并践行着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与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理念。隐士本着反对宦官、外戚的态度,成为政治进步力量的推进者与捍卫者;本着践行礼制的初衷,虽在陋巷,依然秉持修德行礼的品格,潜移默化着敦厚的世风民俗,成为现实社会道德秩序的践行者、督察者;归根结底,仍然是士人,依然是传统学术的承传者、创新发展者。     

论宋代隐士

宋代隐士人数之多超过前代，也为后代所不及，这与宋代内忧外患的现实密切相关。宋代隐士可分为真隐士、无可奈何的隐士、假隐士三种类型。隐士主观上不直接参与政治，客观上却挣脱不掉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同时，假隐士以终南为仕宦捷径，这是对退隐者原始目的的背叛与嘲弄，昭示着隐士这一社会现象的历史悲剧。     

论梭罗的双重人格

梭罗基本上是以隐士形象扎根于中国读者的心中,但这其实只是一种单面化的理解。梭罗的人格中既有隐士的一面:钟情孤独、热爱自然,又有非隐士的一面:喜欢交际、热心政治。梭罗的双面人格无时无刻不在内心交融抑或鏖战,其人格形态亦因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面貌,并深刻影响着梭罗人生道路的走向。隐士人格是梭罗来到瓦尔登的重要原因,而非隐士人格又促使他最终离开瓦尔登。     

汤显祖隐士情结探析

隐士情结是汤显祖心理结构的基本内核,它不仅弥漫于汤显祖诗文的字里行间,更辐射于“临川四梦”之中。对汤显祖隐士情结的来源、表现、特征三个方面进行了心理分析,并阐述了隐士情结对汤显祖一生的重大影响。     

浅说历史上的隐士

隐士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现象。历史上不同朝代的隐士有其不同的特征,隐士对当时历史、政治、传统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古代隐士的人格价值刍议

在中国古代，许多文人因不满现实而走向山林，成为“隐士”。但是，隐居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现实漠不关心，相反，他们以“身处山林，心系天下”的胸怀，表现出对生活及自我的强烈酷爱。     

论鲁迅的隐士情怀与战斗精神

隐士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一方面受尊敬与喝采,一方面则受贬斥与嘲讽。这种矛盾态度先后见之于鲁迅一人。在发表《狂人日记》之前,他曾寓居Ｓ会馆埋头整理中国文化古籍,以消去生命。后来却走出象牙塔,对隐士采取了激烈态度,批判其带给中国社会心理、民族情绪及思想文化的负面影响。前后巨大反差,正在于鲁迅对于国家前途、社会群体的责任意识,超越了对完善个体生命的珍视,从而以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取代了归隐意识,最终以战士而非隐士的形象载入了史册     

教育活动史域下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教化路径及实施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王朝更替频繁,社会剧烈震荡,但在教育文化传承上却有"反本开新"之功。当时,在社会教化活动上,承袭了两汉尊儒的教化传统,即通过立学设教、选拔奖励通经之士、祭奠先圣、提倡孝亲尊老等路径向民众渗透伦理观念;或通过颁布诏书、帝王帝后耕籍亲蚕、制定规程等方法来劝民勤于农桑;或通过下达政令、为政者以身作则、派员巡视等方法以化导民风民俗。另外,当时的社会认同和提倡佛法,通过求道成仙的佛道教化来引领民众的宗教信仰,这为隋唐以儒为主兼用佛道的社会教化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七贤之游与魏晋隐士及其他

孙登、王烈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隐士,七贤是魏晋名士文化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们为了逃避惨烈的朝廷党争,不约而同地选择离开是非丛生的京城而隐居簇竹野水间,以此宣示对礼教的叛逆、对世俗的鄙薄和对养生的追求。本文以史料钩沉的方法,探究了孙登、王烈等隐士的行迹,认为孙登、王烈等隐士主要活动于苏门山、抱犊山、宜阳山、汲郡北山等地;而竹林七贤则追踪孙登、王烈的修炼行迹,遍游太行山的南段和东坡,由此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另类名士加隐士文化。     

关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为探索关学在儒学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运用文献、史实与逻辑分析方法,就关学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体系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分析认为,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理论在儒家教化的发展中对于推动儒学教化由官方走向民间,由士人走向寻常百姓起了里程碑式的作用;关学对儒家教化的推动作用突出地体现为关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乡规民约——《吕氏乡约》;关学特别重视在宗族乡里实行礼教;关学人物在讲学中特别关注民风民俗的改善。     

试析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涵义和方法

道德教化就是教人做人、处事,使政治原则内化为人的自觉行为,养成道德习惯,形成稳定的道德心理,从而心悦诚服地服从统治者的意志。本文从分析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涵义出发,分析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和方法。通过分析,希望找到构建和谐社会可资借鉴之处。     

雅士·隐士·斗士——鲁迅之知识分子观研究

就知识分子的“出”与“入”而言,鲁迅反对两种“出”的倾向：一是“吟风弄月”的雅士;二是“息影林泉”的隐士。因为他们要么陶醉于艺术世界里自得其乐,要么逃避到太虚幻境中自我欺骗,总之,他们对于自己身外的世界或漠不关心,或熟视无睹,鲁迅期望一种能自觉到自己生活在现时现地,并能直面社会人生,具有刚健不挠的抗争精神的知识分子斗士的出现。     

元代隐士及其散曲创作

元代隐士基本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元初的隐士大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民族感情,不愿为蒙古族统治者服务。后来的隐士则从"穷则善起身,达则兼善天下"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出发,觉得还是在野比较自由。还有一种人本来在朝为官,后来被罢斥或者遭遇挫折而归隐田园。他们所写有关归隐内容的散内思想感情各不相同,绝不能用"出世思想"这样一个概念去理解。对于隐士,对于散曲,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还有关汉卿,从他的剧曲和散曲来看,也很可能是隐于勾阑的一位隐士。     

幽独自得的硕人——再释《诗经·卫风·考》

《诗经·卫风·考》是隐士抒怀明志之作。诗篇具体生动而全面地描绘了隐士的生活情趣,突现其幽独之乐、拔俗之标、坚隐之节,表现出旷达闲适、和乐静穆的情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对后世隐逸文学作品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