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精神在当代的逆向走势

弘扬“五四”精神是我们一直在呼喊的口号，但口号在“一直”被呼喊的时候，就常会流于形式，以致口是心非，至少，在新时期文学中我们已看到，现实的文学发展已经与“五四”文学精神有了种种严重的背离。作为８０年代中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的寻根文学，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即显示出与“五四”文学精神的某种背道而驰的旨趣。寻根文学产生于８０年代的那场文化热，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那场更大规模的文化热在缘起上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相似性，即都是政治改革受挫之后的一种文化回应。以鲁迅“改造国民性”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     

论五四知识分子从“医国”到“医人”的精神嬗变历程

五四知识分子在“医国”思想的支配下走出了国门,他们在初期大多数都没有选择学习文学。然而,随着异国体验的加深和自身精神的发展,他们开始转向文学,从“医国”走向了“医人”。在文学革命之后,许多知识分子直接走上文学之路正是“医人”思想影响的结果。梳理五四留学生的这一精神历程,并分析五四精神的本质特征,认为它是五四知识分子受西医思维的影响而对中国采取的一种破坏性的治疗。     

浅析“五四”散文繁荣的原因

散文是文学领域中的一种重要体裁,而“五四”散文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五四”散文与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和变革的时代潮流相契合,五四时期散文创作的主体和接受的群体异常庞大,“五四”散文不仅与古典散文渊源密切,而且也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这些共同促成了“五四”散文的繁荣。     

试论“寻根文学”的发生与1980年代的知识场域

在当代文学史上,“寻根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意义。本文以知识社会学的方式,勾勒了1980年代“文化寻根”前后的知识谱系和历史语境,并试图把问题历史化,在“清理”中寻求“寻根”的“自我批判”,在历史反思和批判中,考量“寻根”的历史轮廓和意识形态诉求的复杂性。本文要讨论的重要问题是：在1980年代复杂的历史场域中,“寻根文学”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历史出场携带着怎样的问题史？这些问题对当下文学、文化、思想有怎样的启示或借鉴意义？     

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祭坛上──论“五四”乡土文学中的寻根意识

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祭坛上──论“五四”乡土文学中的寻根意识王志桢寻根，作为人类的一种古老而深沉的情感体验，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比比皆是。然而这种寻根多停留在浅层的感性的层面，表达一种“载道”的目的和“怀古”的感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巨大的声势...     

文学的胸襟：关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

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都是政治大动荡中,为寻求文学的解放和自由而发生的,都是大变革、大转型之中的文学,且都具有开局的性质。但是,前者具有政治、思想、文化、历史全方位的视野,而后者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却是囿于政治的眼光,缺乏历史的观照。寻根文学和朦胧诗虽有历史的视野和中西方的观照,却又缺乏政治的热情和参与精神;前者描写的是具有历史和社会意义的问题、性格和心态,后者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的视点却只是政治路线,而寻根文学和朦胧诗却又往往囿于文化方面。总的说来,五四新文学的胸襟要比新时期文学宽阔得多,因而它的影响也要大得多。由此说明,我们的作家不但要有对于国家前途的牵念。还要有纵观历史、眼望世界的气概,当然还要坚持文学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五四前后的外国文学翻译

五四前后的翻译文学经历了从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走向中心的一个特殊过程。五四前(1898年~1919年),文学翻译的目的往往是借鉴外国的思想和文明,“思想启蒙”和“消遣娱乐”成为当时文学翻译的选择规范,形成了保守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静态经典性;五四后(1919年~1927年),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文学改革”和“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成为翻译选择的主流,译作竭力充分表现原文,形成了改革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动态经典性。     

论寻根文学的话语内涵及自我解构

寻根文学是当时各种国内外思潮多向合力的结果,表达了启蒙主义话语下精英知识分子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想象。寻根文学所肩负的启蒙主义的历史使命和它所达到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双向悖论,解构了寻根文学自身的文化重构初衷,造就了寻根文学的“失根”直至最终退潮。     

“五四”文学精神——变异、复归与超越

历史使我们背靠着“五四”。命运注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五四”文学精神的血缘联系。我们很难摆脱“五四”文学的诱惑。尽管我们知道那里已是融汇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精神海洋,然而,我们依然看重“五四”文学内涵。因为,“五四”文学,作为一代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方式的确证,它敏感、真实而丰富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文化人的本真情状。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包蕴量已超出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并且,“五四”文学的精神结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断显示它的意义功能。惟其如此,“五四”文学精神的变质及其复归这一文学演变的轨迹,才成为我们思考“五四”文学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逻辑线索。     

论“五四”小说中的自我表现

一作家“自我”普遍而突出地渗透于文学特别是小说之中,确是“五四”时代的一个奇观,虽说“五四”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特质,在于以白话文和现代技巧为现代意识的载体,实现了对文学传统的顽强反叛和大胆革命,而作家“自我”在文学特别是在小说中的突出表现,不能不说是另一独特标记。的确,“五四”作家对“自我表现”的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创造社首先举起的大旗便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文艺活动”。郭沫若主张“文艺的本质是主观     

以他者话语质疑、批评"五四"文学非写实潮流--成仿吾对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借用

创造社作家成仿吾以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基本理论为内在话语,质疑、批评了"五四"文学一度出现的非写实潮流.他不仅以<文学论>关于情绪为文学中心的话语质疑"五四"初期诗坛尤其是小诗热,而且借<文学论>关于智的要素难以引起人之情绪的话语质疑、批评"五四"初期文学注重思想的哲学化倾向,还用<文学论>关于文学的真实性不同于科学真实性的话语质疑、否定"五四"文坛在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开始出现的庸俗化写实倾向. 在质疑、批评中,他努力探寻"五四"文学走出困境的方案.     

新式教育下的教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主要由第二代学生组成,他们接纳的新式教育使其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具有同质同构性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所学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科目上基本相近,而且还体现在他们在接纳“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启蒙思想上也基本相似,这就为他们创建五四文学提供了可能。而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教师角色,使他们的“立人”或“树人”文化目标获得了实现的同时,也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对自我社会文化角色的认同,实现了从当初的非自觉到自觉的文化角色转换。这在客观上既促成了他们是新式教育的推动力量,也规范了他们文学启蒙的实现方式,从而为他们最终创建五四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现“第三者”:中国现代文学婚恋叙事片论

中国现代文学婚恋叙事中的"第三者"乃是一个现代认识装置,它是现代婚恋观念的普及及其制度化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现代文学场域中的"第三者"可以归结为两股叙事潮流:一是以五四运动中的重要作家为代表的启蒙文学潮流;一是以蛰居上海的现代主义作家叶灵凤、穆时英为代表的先锋文学潮流.二者之间偶有重合之处,它们所蕴含的价值、道德、伦理判断依然泾渭分明,风格迥异.     

断裂，还是延续——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一个文学思潮的出现，有其现实的原因从而保持其独立性，但它不可能脱离历史，它必然能在历史承续演变的时间序列中占据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文章指出革命文学并不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反叛者，它在精神特征方面与“五四”文学革命有着血与肉的联系，其精神特征是人的不断发现与文学作品中个人情感的流露。     

丁玲创作主题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五四时代是一个启蒙与救亡并存的时代,因此,作为现代文学发轫的五四文学,个性解放、女性解放、社会解放就成为其基本主题。丁玲是五四运动落潮期成长起来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女作家。她沐浴着五四运动的光辉,浸染着五四文学的精魄,她对五四文学精神有继承也有发展。文章将从个性解放、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三个方面来论述丁玲创作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个体本位的人道主义文学的反思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按照周作人的标准,当代文学中那些下半身写作的作品存在的问题在于对人的生活的态度是非人道的;对于非人题材的展示没有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但这些作品恰恰是五四一代所提倡的人道主义发展的结果。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是个体本位的人道主义文学,在打破礼教的僵化规范方面具有历史贡献,但是打破了旧的僵化的规范之后,仍需建立起一种新的更符合人性的规范。当代文学中的身体欲望写作需要人性的规范。      

新式教育下的课程设置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新式教育下的西学课程的广泛设置,从根本上改变了学生既有的知识结构,颠覆了他们对既有知识的信仰,重构了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是以接纳西学课程为起点开始了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接受,新式教育奠定了他们成长为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的重要基石。如此说来,我们要找寻和阐释五四文学的发生,也必然要回到其原初的起点———新式教育下西学课程的设置上。实际上,晚清新式教育下设置的课程,正是促成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裂变与重构的原初动因之一,这也是五四文学发生的原点。     

五四文学革命的修辞论层面及其发展轨迹

从"白话文学"的倡导到试图建立白话诗格律的努力,中间有一条清晰的线索,那就是对白话文学自身形式问题的关注,以及从形式上完善白话文学的努力。现代文学中围绕文学形式与技巧问题的争论,应当被视为五四文学修辞论层面的展开,而不应当是五四文学精神的反动。在后来对五四文学的解释中,其修辞论层面要么被漠视,要么被曲解,这与人们对五四文学精神内涵的片面理解有关。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特定的社会机缘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观念的变化,使得试图从形式上完善白话文学这一努力被边缘化并最终被迫中断。对于中国白话文学自身的发展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

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近来备受学界关注,然而考察其"现代性"理论和观照文学的方式,发现其中存有一种理解上的文化错位,也就是说,王德威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文化中的情感想象印记,事实上造成了对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的双重误读.在这种情况下,较为有效的对话途径是,从文学语言这一角度,切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辨清晚清、"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     

个人主义与"五四"文学

“五四”新文化先驱对个人主义的推崇 ,是同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五四”文学精神的生成、题材与主题的取向、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取舍与变化 ,都同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随着中国文学出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方向性转变 ,个人主义思潮受到了集体主义思潮的猛烈攻击 ,中国文学中的“个人”和“我”也开始受到质疑 ,逐渐为“群众”和“我们”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