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氓罪”到“寻衅滋事罪”:规范流变与定性的政策制约

寻衅滋事罪是由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的流氓罪演变而来,虽然对寻衅滋事的行为规制有法可依,且其后出台的司法解释也进一步明确了其构成要件的相关内容,但是仍然存在口袋化的倾向。在司法实践中,如此定量入罪控制的模式显然不能对定性带来实质性改观。寻衅滋事行为类型混杂,属于一种复杂的构成要件类型。对于大多数犯罪而言,构成要件使得其具有独立特性,因而与其他犯罪类型得以区别。然而,寻衅滋事罪在性质上仍然属于轻罪的范畴,对其不应采取"严打"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严打"政策反思之后,新时期党中央提出的具体刑事政策,也是"承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秉承。因此,在认定寻衅滋事的犯罪过程中,应当需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审读

"严打"刑事政策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严峻的治安情势是催生"严打"的现实基础;法治经验不足是实行"严打"的决策基础;对刑事政策认识混乱是导致"严打"出台的思想基础;旧体制、旧观念影响尚未消除是"严打"产生的社会基础。"严打"现实局限性体现在:制定、执行和研究"严打"刑事政策中的误定、误行和不切实际的轻易否定和批判;"严打"刑事政策没有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削足适履的后果。"严打"刑事政策的准确定位,应注意从中国刑事政策完整体系中定位;从刑事政策法律化的视野中定位;从国际刑事政策"两极化"发展态势中定位。     

公正视野下的“严打”政策分析

"严打"是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是特殊时期社会综合治理的特殊手段,在社会治安恶化的情况下,"严打"收到了一定的功效.公正作为刑事政策的价值和目的,规范了"严打"的具体实施.笔者试图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二维角度对"严打"进行价值和实证的分析.     

论“严打”的犯罪学根据及其实践的若干问题

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菲利的"犯罪饱和法则"是"严打"刑事政策的犯罪学根据。在法治国进程中,实施严打必须依法进行,包括严格遵守实体法和程序法;要合理界定严打对象,要实现严打的人权保障宗旨。"严打"的价值和作用,现有积极的意义又不可估价过高,要把"严打"和"惩治"结合起来,才能既治标,又治本。     

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否定和理性反思。“严打”不仅未能有效地遏制犯罪，反而激化了矛盾，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蕴含着刑罚宽和化的思想。我们应当转变观念，加强综合治理，摆脱对重刑的依赖。     

论在检察工作中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过去曾经过分强调刑事政策中"严"的一面,忽视"宽"的一面,在大力推行轻刑化、非刑罚化的世界潮流中,我国力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司法理念的一大进步。在检察工作中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且在已形成健全"严打"工作机制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宽松的刑事政策和制度,如慎捕重教、暂缓起诉、轻罪和解、未成年人犯罪轻缓化等,并从立法上健全轻罪非刑事制裁制度,使之统一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中。     

我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问题与破解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实践主要采取"严打"和"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两种形式。但是,不加区分地从严惩处,并不能有效地遏制和预防此类犯罪的进一步演化和发展。在我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实践中存在着治理模式、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对有组织犯罪发展规律认识上的片面性造成犯罪基础观念的偏差,进而导致惩治有组织犯罪刑事实践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意欲破解这些问题,应当将"刑事一体化"思想具体化和现实化,在力求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有组织犯罪的现状、特点的基础上,重构犯罪观念及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法律机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意义——从“严打”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演变角度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遏制快速增长的犯罪率,我国提出了"严打"刑事政策,不仅未取得明显效果,反而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其实质就是对纷繁复杂的刑事犯罪情况区别对待,既要做到有力打击,震慑犯罪;又要做到宽严相济,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网络时代恐怖活动犯罪的量刑政策与民意引导

网络时代恐怖活动犯罪呈现全球化趋势,刑事司法应对全球化恐怖活动犯罪成为应然,也是必须的选择。我国当前重刑反恐政策和民意"重刑化"倾向,弊端明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反恐合作的有效开展。刑罚裁量涉及国家对犯罪做出反应的方式是否有效和富有理性。公众舆论影响量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量刑政策也影响公众形成对社会犯罪状况、法律秩序以及公共安全的基本态度。"严打重判"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应该对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量刑政策重新定位,并对民意加以理性引导。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它的含义可以从“宽”、“严”和“济”三个方面来理解：“宽”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小的犯罪,处罚更轻;“严”是指对严重犯罪更长期地、更多地适用监禁刑;“济”是指以严济宽、以宽济严。其产生的依据包含反思严打刑事政策的现实依据和科学认识犯罪必然性以及刑罚功能的有限性的理论依据两个方面。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从刑事实体、程序以及刑事执行三个方面来加以考虑。     

释爨及西爨白蛮

本文依据古籍文献及碑碣资料,对历史上南中大姓的主要代表爨氏家族的历史源流作了全新的考证,并对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中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逻辑哲学论》中“死亡”概念的语言分析

《逻辑哲学伦》是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是基于现代逻辑方法进行论述的,包括他对"死亡"概念的阐述与分析。利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尝试对"死亡"概念的诠释,并得出以下结论:(1)"死亡"的对立面就是"生活,生存的状态"。"死亡"意味着个体生活世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面终止,而整个"逻辑可能世界"并不因此而改变,只是消长;(2)"死亡"和"生活世界"属于不同的世界,人不能体验"死亡";(3)"生活世界"在个体那里是无限的;(4)对于"死亡的灵魂"与"在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只能站在这个世界的外面来理解,但是不可能。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文化研究"的兴盛与意识形态的"退却"

"文化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而备受青睐的"意识形态"研究好像退出了文学研究的历史舞台。本文试图在阐明"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概念内涵,辨析二者差异、互补关系的基础上揭橥"意识形态"在现时语境下的"改头换面"。     

《周易》中的“日”及相关问题

"日"是《周易》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周易》卦象中乾、离、震、艮为日。"日"、"实"同义,乾、坤、艮为实。"实"、"是"同义,"是"象征"帝"与"王命"。     

"前""后"对称说

曾有学者认为现代汉语中的时间词“后”不能指过去，因此时间词“前”“后”在语义上是不对称的。其实，“后”可以指过去，时间词“前”“后”在语义上是对称的。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前”“后”对称的语义基础，以指导我们的语言运用。     

论“势”——体势、气势、理势

"势"是一个重要的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范畴,人们对它的解释多种多样.势的主要含义可以理解为"力",即艺术感染力."势"具体表现为体势、气势、理势等.体势指结构之力,气势指生命之力,理势指逻辑之力,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供给"对"需求"的超越:体育由"显"入"微"的价值使然

研究运用文献资料、逻辑思辨等方法,对体育概念、体育功能以及体育"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论述与判别.通过转变视角,得出体育价值由"显"入"微"的价值演变与体育"供给"对"需求"的本质超越.虽说体育"供给"在逻辑思辨与历史实践中完成了对体育"需求"的超越,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存在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有效避免或减少不可控因素的发生,不仅需要掌握较为科学的体育锻炼方法,也需要以正确的心态对待体育、参与体育运动.     

堕胎还是坠胎——兼谈“堕”和“坠”的用法

古书中"堕"和"坠"当"落、落下"讲是同义词,二者都有使动用法,但"堕"的使动用法比"坠"普遍,这对"堕胎"与"坠胎"的出现以及二者使用上的普遍与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堕胎"开始出现于魏晋文献,"坠胎"较为可靠的起源当在明朝,且使用的频率远不及"堕胎"普遍.<现代汉语词典>不收"坠胎",当是出于规范化的要求.今天,尤其是网络上普遍使用"坠胎",从历史渊源上看并没有错,然而从规范化的角度看,这是不合规范的.我们应该自觉地为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健康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