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城邦自然存在论的比较阐释

城邦的由来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他的政治自然主义立场。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由于自然而存在的,并给出了相应的论证。但是,这个主张却引起后世许多学者的争论和批评。当代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两位重要学者大卫·凯耶特和弗雷德·米勒分别对这个主张作出阐释,但是他们的解释存在各种问题。根据派生的内在目的论解释,我们不仅可以恰当理解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的自然生成论的深刻含义,而且可以认识到城邦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究竟具有怎样的本体论地位。     

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的内在张力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充满内在张力.这种张力表现在城邦的生成、城邦存在的目的、城邦政体的选择、维护城邦的稳定和秩序的原则、对待城邦内政治冲突的态度等诸多方面.这种张力的根源,首先,是哲学和政治之间固有的张力在其政治伦理中的内化;其次,是其形而上学、人类学、认识论、目的论等哲学思想的二重性在其政治伦理中的体现.这种内在张力并不意味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伦理观上自相矛盾,恰恰相反,他蓄意保持这种哲学的理想性和政治生活的现实性之间的张力,因为这正是政治伦理的本质.     

立法家、政治家与公民——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一种研究视角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亚氏对城邦政体的制度分析,忽视了“人的因素”在其理论中的重要意义。从“人的因素”视角看,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根本特征在于,他创造性地将德性、公民与政治三者融为一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优良的城邦就是一个动态的稳定体：公民依据各自的德性和能力各司其职;政治家维持着城邦政体的良好运转;立法家监测城邦的政体,并对出现的不良倾向提出校正方案。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贡献不在于他找到了什么是最优良的城邦制度,而在于他发现了一个优良政体的趋向及其得以保持的优良条件：有德性的公民、良好的政治家以及立法家的常在。     

从自然人性到"政治动物"——解读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的著名命题,深刻反映了希腊城邦政治生活和希腊人的政治理念,其包含的明确的自然人性思想和潜在的自然人观念,开创了以自然人性为政治学说奠定形而上学基础和寻求逻辑起点的学术理路,成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重要内容.深入解读亚里士多德这一命题,对于全面认识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厘清西方政治学说的学理传承是非常必要的.     

亚里士多德理想城邦构建思想探析

在古希腊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是较早思考理想城邦问题的哲学家。在对待如何构建理想城邦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有许多思考,包括“公正”是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和教育使城邦成为团体而达到统一,并提出了包括当政者要注意细节讲诚信、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城邦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并要实现自给自足、凡是对城邦共同体有卓越贡献的人理应在城邦中享有更加显赫的地位、城邦各部族间的失调易引发内乱、城邦的至善是不使城邦毁灭以及共同的文化活动使人们获得集体认同感等构建理想城邦的七大途径。探析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构建思想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束缚与庇护——《理想国》“洞穴比喻”中“洞穴”的双重性

《理想国》“洞穴比喻”中有三个意象:束缚、庇护与上升,分别代表了城邦的三种功用,即城邦对任何公民都有约束、庇护和提升的作用;洞穴比喻也象征着政治、哲学与政治哲学三种知识在城邦中的相互关联及功用.这三种知识构成了城邦健全的基础.     

治乱与和谐——亚里士多德治乱执政理论分析

执政理论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其水平也达到了古希腊思想家对执政问题认识的高峰。如何治乱的理论是其执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归纳为城邦动乱的表现及发展趋势、城邦致乱的原因以及城邦治乱的措施三个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治乱执政理论不仅对政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教益。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解读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学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奠定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基调.他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立足于希腊城邦的现实来阐发其政治理论.作为天生政治动物的人,就是指一个城邦当中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城邦自然生成的过程,贯穿着人的对作为最高善的幸福的追求的天性;只有在城邦当中,人的许多本质属性才能真正得到展现,城邦是人之为人的前提.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学奠定了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基础,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     

希波达摩斯式的谬误——亚里士多德对“科学主义”政治哲学的批评

一种根植于自然科学的思考模式能否被正当地贯彻于政治理论的建构与实践活动,这在政治哲学的起源处就作为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呈现出来。米利都人希波达摩斯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历史上第一位政治理论家,他提出了一种可称作“科学主义”式的政治哲学思考模式:将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原理强行贯彻于政治生活中并对法律和政治制度进行一番削足适履式的改造。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此展开了多方位的批评:希波达摩斯对数字“三”的迷恋,给政治生活带来的不是精确而是混乱;效仿技术进步来推动政治和法律革新,可能会造成法律失信和政治动乱;将几何的理性之美强加于政治空间之上,不应罔顾城邦基本的安全需求。这些批评揭示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塑造了政治哲学的起源。亚里士多德划分了政治与科学理性之间的界限,并呼唤一种政治生活自身所需要的实践智慧。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对人与政治关系认识的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作为西方古代和近代政治学的奠基人,他们思想上的区别可以说就是西方政治哲学“古代性”与“近代性”的区别。其中亚里士多德持有的是一种自然的政治观,他认为人的政治属性是其自然本性,是人的内在的、本质的需求,从而肯定了人与政治两者之间的和谐与一致。相比之下,霍布斯的权力政治观则认为政治社会并非产生于人的本性,它是一个人造物,是一部用来纠正自然的不足的机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正是以一种彻底的个人主义和毫不掩饰的绝对主权主张这种极端的方式将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中人与政治的紧张关系凸现了出来。     

城邦中的三种爱智生活——苏格拉底的“临界之思”初探

希腊城邦的“爱智之人”不只一类,有耽于纯粹静观探究自然的“自然学家”,有意欲改变世界移风易俗的“智术之师”,当然还有“知-无知”的苏格拉底式的“临界哲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展现的哲人身姿让世人看到,城邦中的三种爱智生活其实是一种微妙之“二”——作为“爱智能”之结果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同一”与“爱智术”之结果的“虚无主义”并不构成真正的两极,二者恰恰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真正对其构成哲学审断的,乃是因“知-无知”而“爱智慧”的苏格拉底式的“临界之思”.     

哲学与宗教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哲学研究“是”本身,其来源乃是“是什么”这种自然的提问和回答的方式;神学家所谈的上帝之“是”源自上帝的话“我是我之所是”。这两个不同来源及其相关探讨,形成了哲学和神学的具体内容,也构成了哲学与神学的相互影响。由此我们也可以获得一条理解西方哲学最核心的问题的重要途径。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悲剧“卡塔西斯”

将＂卡塔西斯＂说置于《诗学》文本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之中,以政治哲学为论域,可以凸显悲剧对个体的净化、提升、认识真理的作用,以及悲剧对城邦、社会的政治哲学作用,并由此提出一种阐释,即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卡塔西斯＂作用是对雅典城邦政治中个体与群体紧张关系的一种弥合与超越。     

城邦中的自然与礼法——《安提戈涅》政治哲学视角的解读

自然与礼法的关系是政治哲学的重要主题。古希腊悲剧是描述城邦中自然与礼法冲突的典范。本文试图以《安提戈涅》为例,在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实践哲学解读的基础上,从城邦立法与政治智慧的角度,重新审视如何处理城邦中自然与礼法的冲突。     

浅论古代希腊和罗马城邦的一般特征

城邦一词出自古希腊文πολιs,英译poliv,古典作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在其著作中均对此有过论述。亚里士多德指出,城邦“是由若干村坊”组成,是社会“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是“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总之,“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     

国内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研究综述与展望

在综述国内学者对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政体理论以及正义理论等政治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中城邦治理理论的逻辑顺序,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将城邦的治理活动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城邦政策运行过程,即包括城邦政策产出、城邦政策执行以及城邦政策评价三个环节。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两种政治审慎与政治话语的古今之变

审慎是对人应该如何生活的思考，但这种思考在思想史上有两种差异甚大的方式，并由此带来了政治话语的古今之变。亚里士多德的审慎，它要求人们结合一个总体的根本善去把握具体情境中的善，而一个人的本性只能够在一个有法律和正义的城邦（政治）得以实现，这意味着只有在伦理与政治统一的世界里，这种审慎才是可能的。但马基雅维里诉诸“命运”概念，强调政治世界的偶然性与冲突，割裂政治世界与自然目的之间的关联，政治审慎由此转向了政治领域的自身逻辑，关注现实世界中的“有效真理”，以国家的需要而不是善的理念或永恒原则去指导政治行动。     

从修辞学角度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理想与现实

亚里士多德把修辞学看作是辩证法的对应部分,又把它与伦理政治科学联系在一起。正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辩证法是把握似真性意见并通达知识的方法路径一样,修辞学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来说,是把握政治生活似真性意见并通达政治真理的方法路径;同时,由于政治生活的似真性意见的实践意味,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同样指向他政治哲学的经验主义:对现实政治生活的相对辩护,并寻求对之的实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