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

秦汉时期,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体制之需,迅速而大量地培养出办理官、民事庶务的吏员,便成为政府急切之要务。因之,此时学吏、训吏之风亦随之大盛。学吏、训吏必有教材,而且政府还统编过训吏教材。秦汉学吏教材的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民间庶务应酬知识等4种。睡虎地出土简书10种,除文字极简略而量少的《编年记》之外,其他9种全部切关吏事,乃是研习吏事比较完备的教材。     

文吏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冲突与整合——兼论秦汉时期政治文化变迁

秦朝在法家学说指导下构建起来一套政治制度,尊崇文吏政治,要求所有官吏都坚守"为吏之道",与坚守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士人形成尖锐的对立。汉朝建立后,奉行黄老无为政治,在政治组织上层将王朝官僚机器的运行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在低级政治组织领域内仍承袭了秦朝的文吏政治。汉武帝时期,士大夫政治模式的演生,形成了士人与文吏的契合点。在士大夫政治模式下,文吏与士大夫之间的对立与纷争依然存在,士大夫在政治系统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文吏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分歧在官员与吏员之间表现得更为突出,官员更倾向于士人之理想,而吏员则倾向于坚守文吏政治。     

论宋代三省冗吏的形成

北宋前期,三省吏制混乱,有吏额配置;中书门下吏人编制齐整,职级渐增并固定化,吏额略增;出现了“守阙”雏形和“私名”.元丰改制后,三省正额吏人数膨胀,机构增多,额外吏职“守阙守当官”出现.南宋时期吏员裁减是主流,正额吏员数额变化不大,鉴于南宋的具体情况,实际是造成了冗吏.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使守阙守当官最终完成正额化,加剧了吏员冗滥.从中书、门下后省吏员演化背后,也能窥得吏员膨胀的苗头.     

王莽变法前后知识群体的历史变迁

在《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①一文中,我曾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在社会分工的角色体系中区分出“知识分子”与“技能官吏”这两种角色,而把战国时之“文学游士”看作前者,把变法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文吏群体看成后者。秦代文吏政治全盛而知识群体消歇,汉代则文吏儒生并用,二者在冲突中又趋融合,遂形成了既承担文化责任又承担行政责任的“士大夫”形态。但知识群体的历史演进过程事实上更为复杂,本文拟从秦政、西京汉政、新政与东京汉政的关系中,进一步探讨这一过程。为达其目的,本文还将引入社会学家韦伯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方法。概括地说,价值理性指涉对各种“绝对的”精神价值的追求,工具理性则追求可计算控制     

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

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隋唐时期流外官及其相关制度时,既应该注意考察其与吏员之间在政治身份上的渊源,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明代吏员选官者的居官表现

胥吏往往作为负面形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猾吏"、"奸胥"和"衙蠹"等,我们在一边倒式的语汇中,还是能发现不少吏员具有正常的人格特质,只是由于主流意识中轻吏、贱吏心态的存在,以及话语权为上层官绅所掌握,使我们难以得知吏员真实的道德水平和在行政事务中所起到的正面作用。通过考察吏员出身者的居官表现,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吏员的道德意识、行政能力,也能看出吏员出身的官员是否具有真才实干,与科举出身的官员相比有无明显差异。在明朝初期,吏员选官是朝廷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不少吏员出身者官至六部尚书,此后,吏员任官一途受到抑制,朝廷规定吏员出身者不得任御史和府州正印官,在考核和褒奖时也明显向进士出身的官员倾斜,大有只问出身不论才干之势,显而易见,吏员出身者在选官过程中遭遇到"出身歧视"。事实上,明代吏员出身的官员中有良有莠,其中不少人政绩彰显,操守谨饬,也不乏文化素养较高者,吏员的生活经历并不必然造就刻薄威严的所谓职业特性,他们与进士、举贡出身者的历官表现并无天壤之别,可知今人所获知的"奸胥猾吏"形象有欠周全,明人对吏员选官者的歧视也有违广开人才任用途径的基本认知。     

儒法官僚法制理论争辩的当代反思与重构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对新兴职业化官僚的知识结构、品德修养、仕宦作为、守法用法进行过充分的论述和争辩。儒家“士道”期待职业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传统中国“官吏两分”、“官尊吏卑”却又“吏强官弱”，论者多归咎于科举选官以诗词歌赋或经义为内容、严重脱离行政实践的选拔标准及由此导致的儒生官员的知识结构，但从根本上说，人文知识和专业知识之间并无真正的高下之分，官僚的气质、境界、人格魅力对行政管理的襄助，绝不在他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之下；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之间并非真的可以完全分开，公务人员的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是一个一致的、有机的整体；官吏分途、儒吏分流的制度设计使儒生直接越过低等吏职而任官，欠缺行政历练和经验，最终造成行政能力不足和“吏强官弱”。在信息化技术冲击传统科层制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当代，需反思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及其构成，革新以“文法吏”式官僚为主干的官僚队伍。儒家“士道”与法家“吏道”的融合、贯通和互补，正可为此提供一种思路。     

说“军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

“军吏”涵义在先秦时指军队中除士兵之外的各级军官,战国时期层级有所下移,指将军以下的中下级军官。汉代以校尉为将军与军吏的分界线,此外幕府中的各色吏员亦属“军吏”范畴。魏晋南北朝沿袭汉制,也以将领所辖中下级军官和军府属吏为“军吏”,不过,“军吏”与将军并非截然划分,而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由于“军吏”范围宽泛,其上下层之地位亦相去悬远。吴简中的“军吏”属于军中下层吏员。他们与其他“吏民”一样被编入基层户籍,在经济上与其他编户齐民一样都有“名田”的权利和赋徭的义务,在政治上同样都有赐爵的权利。“军吏”在吴简中的六种“吏民”中,其待遇、地位等同或略高于普通农民和“卒”,而低于“士”、“复民”和“吏”。吴简中的“军吏”与刘宋时期始兴郡“大田武吏”无必然联系,后者是地方武装性质的“兵”而非“吏”。     

试论秦之“吏师”制度

吏师制度是以政府官吏承担教师职责的制度。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开始实行这一制度。秦始皇统一全国，继续奉行法教路线，遂将其推行于全国。秦国实行吏师制，其原因是思想传统和政治需要，而内容主要表现为社会教化和学吏教育两种形式。从教育制度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以吏为师”与东方诸国私学昌盛的历史局面相比，是复古的，倒退的，逆历史潮流的。但是，从秦国教育制度的发展过程来看则是进步的，符合时代潮流的     

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古代特定称名考意

本文认为:诸侯对周天子自称“天子之吏”,表达的是“我是您的保卫者”之意;诸侯间自称“天子之老”,表达的是“我们是天子的办事员”之意;人们称诸侯曰“君”,表达的是“您是天子最尊贵的臣子”之意。秦汉以后,君用于对一般人的称呼,表达的是对人的尊敬之意;子有尊贵之义,称他人曰“子”或“某子”“某某子”,是认为他是一个尊贵的人;国君的嗣子称为“世子”或“太子”,谓此子最为尊贵;世子太子继位为君王,若尚未除丧,自称“予小子”,是相对其尊贵的父亲的自谦之称,表达的是我虽尊贵,但还不如父亲尊贵之意;国君称诸侯曰“小子”表达的也是对诸侯的尊敬之意。     

唐代朝集制度初探

一、历史渊源:唐代朝集制度源于战国中后期产生的上计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上计吏赴京城汇报地方工作,并将中央诏敕传达于地方郡守,以为施政之准则.这一制度是在秦汉时期逐步完善的,并成为以后历代所沿袭的一项政治制度.隋代,上计制度已改称朝集制度,上计吏则改称朝集使.开皇初年,房恭懿先后任泽州司马、德州司马、“政为天下之最”,隋文帝“因谓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百姓……,朕即拜为刺     

秦汉时期官吏休沐告宁制度考略

<正> 秦汉时期的官吏依制享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休假,当时称为休沐或告宁。本文试对这一问题略作考述。 一、休 沐 休沐即官吏定期休假,官吏一般利用休假日洗沐,故称休沐或洗沐。《汉书·霍光传》:“光时休沐出”,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通鉴》胡注云:“汉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又《初学记》二十引《汉律》曰:“吏五日得一下沐。”由此可见,秦汉时期的官吏,无论职位高低,每五日休息一天已成定制。 除五日一体的例假外,还有节假,一般夏至、冬至日休假。《汉书·薛宣传》:“及日至休吏,贼曹掾张扶独不肯休,坐曹治事。”颜师古注曰:“冬夏至之日     

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

地方行政制度有两方面重要的内容,一是行政区划,二是吏员配备.这就是《周礼》里所说的“体国经野”与“设官分职”两大工作.正史一般都有《地理志》(或郡国志、州郡志)和《职官志》(或百官志),前者是以行政区划为框架,记载有关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因素,后者则是记录各种职官的设置与人员的配备.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行政区划(包括层级、幅员和边界)和吏员配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地理志》所反映的行政区划一般都以一个大致的年代为基础,《职官志》所说的地方政府的吏员配备也只能是原则性的情况.而具体到西汉一代而言,则《汉书·百官公卿表》连郡县两级吏员数量的原则规定也未载,因此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木牍,是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方面的宝贵资料,既有东海郡郡县两级政府极为详尽的吏员配备情况,又因为这些吏员是附着在一定的郡县上的,也就附带阐明了当时的政区地理面貌.此外还有部分吏员的升迁、劳绩记录以及该郡的人口、土地以及财政收支的材料,都有重要的证史、补史作用,本文无法全面论及,只想就一二号木牍内容挑几个例子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俟时”与“用时”——先秦儒家与汉儒政治态度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格局、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日趋混乱,政治成为其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身怀绝学的诸子纷纷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解救之道.自孔子始,先秦儒家多坚守王道理想而少有权变,“俟时”是这一历史群体的主要政治态度,然而七十子之中亦有积极寻求权变者,“用时”现象时有发生.秦汉时期,帝国政制确立,“势”呈压倒性的优势,儒家的“道”生存空间日益萎缩,处于道势之间的汉儒大多强调“用时”,“用时”是这一时期儒生的主要政治态度,然而亦有持“俟时”政治态度的儒者.可以说,“俟时”与“用时”是先秦儒家与汉儒各自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要求在政治态度方面所呈现出的历史状态.     

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

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杨杭军清代沿袭前朝漕运制度，通过漕运将江南八省漕粮北运京师，以保证京师及北边军政方面的粮食供应。但“法久弊生”，特别是乾隆之后，为“天下之大政”的漕运制度，已尽“为官吏之利薮，贪吏之诛求良民，奸民之挟制贪吏，……说者皆...     

汉代长安乡里考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秦汉之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乡、里既是汉代基层居民单位,又是基层政权组织。 公元前2O6年,刘邦入关灭秦,西入咸阳,曾“与父老约法三章”,并宣布“诸吏人皆案堵如故”,“乃使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史记·高祖本纪》)。所谓“父老”、“吏人”,系乡里民众领袖     

西汉能吏张敞评论

张敞是西汉宣帝时期 (公元前 73- 49年 )一位重要的人物。宣帝号称西汉的中兴之主。他曾多用文法吏 ,以刑名绳下。当有人劝他应该重用儒生时 ,他却严厉训斥说 :“汉家自有法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政乎 ?”① 这颇能概括其治国的方略 ,即杂用霸、王之道 ,儒、法揉杂 ,综核名实 ,权操于上 ,而责成臣下 ,尊崇儒术而不为其所拘泥。而他达成的“吏称其职 ,民安其业”② 的中兴局面 ,是与他的这一方略分不开的。张敞是学术修养颇高的大臣 ,他的政疏充满深厚的儒学色彩。如此高深的儒术修养使他适应于西汉中期儒学昌盛的大环境…     

论“吏民”的社会属性——原“吏民”之二

“吏民”一词虽然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和广泛使用,但涵义模糊,且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注意,偶有论及者亦莫衷一是。实际上,“吏民”并非指庶民中有爵位的、富有的特定群体,也不是“吏户”与“民户”的合称。“吏民”中的“吏”是与“长吏”相对应的“下吏”,秦汉以降两者之间的界线呈逐步下移趋势。这些“下吏”来自于“民”,又复归于“民”,与普通农民共同组成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之基础——“吏民”。从社会结构而言,他们是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从国家政治统治来说,他们是地方政府管治的基本民众。